時代刺激的反映．民族病態的悲鳴

一、前 言

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Martin Heidegger分析人類的存有型態是一種「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Dasein)，換言之，其存有是以與某事有關聯而存在的，例如與父母的關係、與家庭和民族的關係而存在的，其存有更與天、地、人息息相關，不可能孤立存在，劉曉波祇見西方文明表相的、感官層面的好，而不知存有的特徵即與世界上其他萬事萬物有積極主動的關係。存有不像笛卡爾那樣「思考的自我」，超然物外，成為旁觀者，而是知識與行動密切關聯的人，海德格因此拒絕思考的自我與客觀世界的二元分離。

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既無事功令人感動，又無深厚的學問，令人敬仰。他祇不過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回想一生中遭逢中國內憂外患的悲情意識，油然而生對自己的存有的週遭環境，產生一種厭離和反彈，然而他的知識背景仍局限於狹隘的生活環境中，又缺乏廣博的西方知識與生活經驗，祇看到眼前的悲觀事件，就詆毀自家民族與文化的種種錯失，忘了中華民族與文化曾經一度貢獻人類輝煌燦爛的歷史，也看不出西方文化這400年對人類的貢獻並非永垂不朽的，她的貢獻與其負面的功能，也已經充份暴露在人類的面前，例如環境的危機。

西方的價值並非具有普遍性，不能孤立地論斷，如果說民主是普世價值，那是書獃子的講法，是長期生活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中所期望的價值，當東西方帝國主義逞其狂妄自大的殘暴欺侮亞非弱小國家時，你劉曉波竟然站在強者一邊，頌揚之、跪拜之，而鄙視之進而揚棄自己的語文、民族與文化，卻對自已所膜拜的西方民族與文化一知半解，實屬一種民族病態的悲鳴，時代刺激的反映，令人可悲可憫。民主若在民族危機時，是一種緩不濟急的藥方，民主的成長也需要多方面文化與社會條件的配套，同樣的，人權是普世價值嗎？人權過度發展，可能是像2008年惹出金融海嘯那批創造金融衍生物的哈佛菁英，有禮有法，卻對公共性問題冷酷以對，而自私自利的拚命賺錢。人權是有價值，人倫就沒有價值？中西兩大文明著重人倫與人權的價值，是互補的，各有所偏的，自護其一而攻他人之短，不僅是短視的、自卑的，簡直就是賣弄無知的狂徒。

二、宣揚台灣獨立的無知與幼稚

劉曉波宣揚台灣獨立的理由可以歸納為1)如果統一隻能意味著強制和奴役，那就寧可不要這樣的統一；2)住民自決，平等協商統一。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的訴求，不如具體個人的尊嚴和民眾的福祉；3)環視當今世界，在如此有辱尊嚴的外部環境下生存，台灣人的自尊怎能不受到極大的傷害！

以上三點理由，可以看出劉曉波的思想重心：1)缺乏民族意識，重個人權益，忽視國家利益；2)沒有台灣歷史的基本知識背景；3)一昧歌頌國際強權的現實，只有頂禮膜拜，沒有譴責，也不能追根究底的探索和研究。

前述海德格談到人的存有即表現在與萬事萬物的關係上，劉曉波的誕生與他的家庭和民族脫離不了關係，品人論世也就難以用個人的立場，來談民主、自由與平等的問題。中國哲學向來即以這種廣大和諧生生不已的精神來評價微觀的或個體的意義，儒家「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這樣的理念，重視多元價值的存在，卻體認到廣大和諧的大道，均能包容此多元的價值的存在。而西方文明則偏重多元價值的分離與制衡，從妥協中以求暫時的存在，西方文明自1648年主權概念興起後，所謂主權即含有對外排他對內至高無上的統治權，以協調或制衡國家內部各各多元價值的衝突與妥協，此偏向人的理性外求，有別於中國文化偏向於感性內聚的團結與鞏固。很難說那一種文明價值較優較具普遍性，但西方文明的理性外求，自然會多衝突多創新多疏離，而在心靈疏離中呈現分裂異化的現象。劉曉波只從西方文明偏重個人價值的角度，來論述台灣獨立的意義，依此邏輯，台灣還可以依地理上的區隔分為南台灣共和國與北台灣共和國，也可以依意識型態分成藍／綠不同顏色的共和國，當然還可以再依各種區分，異化成為各種不同的小國，只要尊重每個人的權益，平等協商即可，管他什?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

相反的，如果從個人無法脫離國家團體的保護著眼，以團體或國家為分析單位，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振興中華」的運動和現代「一個中國」的建國運動，都是在西方列強的侵襲中，力求自保的愛國運動，中華民族因外力侵襲而家破人亡，因現代國家的建立而導致今天「主權的完整與統治權的分離」暫時難以統合，西方政治家如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前次訪台所說：「一個中國是兩岸穩定的根本基礎」，最近訪台又說：「台灣問題不必過份?心，遲早會解決的」（大意如此）。西方有識之士對台灣的未來，未必抱著「勸和不勸離的心態」，而是從現實利害、兩岸現狀與國際和平的角度來論斷，中共也不想武力逼迫台灣統一，就在這種情況下，劉曉波以其民主人權一知半解的散亂理念，鼓吹實力做不到的台灣獨立，雖然不必問他「是何居心」，但可見他對中共政權「為反對而反對」的自暴自棄心態已昭然若揭也。

三、提出中國須被殖民300年的民族病態悲鳴

劉曉波說：「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對落後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種進步，殖民化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了現代化的進程。……沒有殖民化就沒有世界化、國際化。」「中國那?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美國殖民地200年，是中國的唯一希望。」「二戰失敗後，日本忍受著被美軍佔領的恥辱，在政治制度上聽由美國的安排，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就從戰爭的廢墟上再次崛起世界第二的經濟強國。」

上世紀五○年代，聯合國通過「反殖民地」人權宣言，是為公認的普世價值，主張中國須被殖民三百年，如何是人權主張？美軍佔領日本是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懲罰，中國是被侵略國家，且是戰勝國，何以要接受美軍佔領，自我作賤。

怪哉！劉曉波那?喜歡被殖民統治！好比一個貧窮女子，被強姦了才有改善經濟條件的希望。劉曉波那裡曉得世間還有一條靠自立自強而崛起的道路？中共自1978年12月11屆三中全會後，確立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約30年左右，就再次崛起為世界第二的經濟強國。可見劉曉波這種奴性自卑心理非常嚴重，《大學》：「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劉曉波對於自家改革開放，走獨立自主路線的成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竟然對於日本因被美國佔領而經濟崛起，歌功頌德，不免令人震驚感歎世間竟有如此無知的奴隸性格，面對東西方帝國主義強權的侵凌，劉曉波看到西方文明400年來的盛世，總以為西方價值具有普遍性，也自然以為科學的真理具有普遍永恆性，更是一種直線思考，以為西方文明永遠不會沒落，這哪裡是當代愛因斯坦典範(paradigm)取代牛頓典範後的科學世界觀？

400年來，在西方文明一時強盛進取的態勢下，先由代表西方文明強勢文化的葡萄牙／西班牙，首當其衝，次由荷蘭／法國，最後是英國／美國的崛起，先以軍事／政治殖民統治，壓搾剝削亞非地區廉價的勞工和原料，發展資本主義的工業體系，滿足了西方人自我中心的慾望，然後自以為掌握了宇宙真理，可以居高臨下統治這個世界，發號施令。事實上，西方文明的價值，那有永恆性和普遍性，當西方文明盛世時，兩岸的中國人秉持獨立自主精神，共同奮鬥，形成了400年來一條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傳統，終於在2010年的今天，曙光在望，天地再也不是黑沉沉的天地。

這一條愛國主義的傳統，表現在台灣400年來，台灣人始終自信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他們奮勇抵抗西班牙人、荷蘭人、法國人、日本人等等外族或外國的入侵，為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驚天地而泣鬼神，如果沒有這種獨立精神做後盾，中國早就滅亡了，根本不必勞駕美國再殖民統治200年。

中國大陸今日在太空科技的成就，以及經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本就是這種獨立精神的表現，不需要美國來指指點點，難道還不足以建立信心以求更上一層樓嗎？還要那?沒出息，先否定自己，再奴顏婢膝地懇求他人來殖民統治？天下寧有是理？台灣如果不能覺悟，從美國文化思想中跳脫西方的牢籠，那祇有永遠成為亞細亞的孤兒，成為西方文明諸國制衡中國崛起的棋子，永遠缺乏獨立自主自尊的民族地位。

四、全盤西化論的落後論調與自卑情結

劉曉波說：「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化』這個詞。」「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既無感性生命的勃發，也無理性反省意識的自覺，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雙重死亡。」

看了劉曉波以上的言論，聳然一驚，竟有這樣狂妄無知的讀書人，如此賣弄他的「無知」。《大學》：「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在儒釋道著作中，像這種充滿「人文理性」的客觀精神，到處都是，何來無理性反省意識的自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種理性反省的意識，在西方文化400年來，邏輯理性壓制人文理性的情況下益見中國文化的高明。在此筆者認為，與劉曉波這種根本不理性的人，不必浪費時間辨駁，僅引用若干世界知名學者的言論即可對照他以西方文明的價值為絕對價值的荒謬如下：

「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各種大規模制度的同化現象形成一幅幅諷刺的畫面，其中之一就是現在全世界的人們甚至比以往更加意識到文化差異的現象。」（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8.《誠信》，中譯本， 第5頁）

「……即使民族主義能夠造成廣泛的恐怖和破壞，民族與民族主義已無對手可與倫比。民族認同仍有其廣大的吸引力和巨大的效力；許多人均感覺到，民族認同可以滿足他們在文化體現、尋根溯源、安全與友愛各方面的需要。許多人仍然準備響應民族的召喚，為民族大業奉獻出他們的生命。……如果預測民族界限即將被超越和民族主義被提早取代，那將是虛妄愚昧。」(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1995. pp.159-60.) 「我不信『全球化』這名詞。我認為任何界限消失之後總會有新的界限產生，這是一種無法阻擋的現象，我希望沒人可阻擋這種現象。事實上，人類只能透過界限來瞭解自己，……」（1999年12月27日《聯合報》記者專訪德國世界知名哲學家）

「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人文理性的優先性』把『先於邏輯的』那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把神話、語言、宗教、藝術等內容真理從特殊事物提高到普遍有效的層次，與邏輯和科學的認知功能並無不同。」（Ernst Cassirer, Symbol,Myth,and Culture.羅興漢譯。1990，結構群文化公司出版。甘陽，1987。《從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台北：《當代雜誌》第20期。）

「帝國主義是普世論必然的邏輯結果」(p.310)「西方所謂普世論，對其他地方而言是帝國主義」(p.184)「西方文明之所以珍貴，並非因為它很普及，而是因為它很獨特。因此，西方領袖主要的責任不在試圖依西方的意向重塑其他文明，這已經不是其正在沒落的力量所能為，而在保存、保護和重建西方文明獨樹一格的特性。而由於美利堅合眾國是西方最強勢的國家，責任自然大部分落在它頭上。」(p.311)(Samuel P.Huntington,1996. The Conflic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Ilya Prigogine，也是渾沌理論的代表人，他在1984年的名著Order Out of Chaos導論中提及人與自然的重新對話已經開始，人類正在創造一個「新的自然」，並引述《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Prigogine對中西文化會通抱著樂觀態度，他說：「我們相信，我們正朝著一種新的綜合前進，朝著一種新的自然主義前進。也許我們最終能夠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它對實驗和定量表述的強調）與中國的傳統（帶著它那自發的、自組織﹝self-organizing﹞世界觀）結合起來。」(1984,22)

五、結語：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兩條腿都要一起站立起來

以上第四部份，引用當今世界一流學者的研究成果，無非是要告訴讀者，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與當代西方物理學愛因斯坦典範是相通的，如果你仍停留在牛頓典範的世界觀而不自知，那將體會不出中國傳統文化的高明所在，或有全盤西化的憤激之論，有如劉曉波、《河殤》作者、龍應台……等等膚淺之論。學問是需要下苦功的，絕不能只看表象而匆匆論斷，或以己身一時的困阨作出過度的推論。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對當年的金融海嘯危機，認為應追溯到1980年代美國雷根總?的銀行鬆綁政策，那個時候美國資本主義和所謂自由民主繁榮的表象，早已隱伏後來2008年的經濟危機，不要怪1989年六四那一場風波，學生急切求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病急亂投醫，向美國取經；即使當時中國一流的經濟學者也未警覺美國80年代後期所隱伏的危機。所幸，還是鄧小平高瞻遠矚，力主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因為當時的國際市場根本就沒有你中國插足的餘地。趙紫揚及其周圍的智囊太不懂中國文化精神而過度迷信西方的價值，終於惹禍上身。

直到1999年5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挨了美國兩顆炸彈，再度激起70萬左右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抗美風潮，整個崇拜美國資本主義和西方文化價值的自卑情結，才稍有轉向。中國的崛起光靠中國民族主義是不足的，也是危險的，必得進一層充份體認到自家傳統文化的精華，擇優汰劣，批判選擇古今中外的各支文化精華，融會貫通，走出一條適合中國人的道路，並能點醒西方文明與回教文化的發展方向，「道並行而不悖，萬物相生而不相害」，以儒家廣大和諧的包容胸襟治國平天下，則中國的崛起當為世界人類之福，而非西方人酸溜溜地所謂「中國威脅劉曉波背後那些可笑的

外國朋友論」的胡扯，是所至盼，此其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