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改革開放促進全球的改革開放

一、中國道路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推動改革開放的政策，之後在短短的30年左右中共帶領了以10億單位的人口，從農業社會轉換進入現代化的工業社會，她的轉變並不照搬但也不反對學習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而以適合自己「三論」（蔣兆勇，《鄧小平的貓論、摸論、富論》，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19.html，2004-02-15；李賢明，《談貓論、摸論、不爭論》，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6/01/358287.html，2016-01-28）創造出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所以總的來說，一方面自身改革，另一方面對外開放；自身的改革需要承認自己的不足，甚至是錯誤，改革才能持續；對外的開放必須有良好的外在環境，當今中國奇蹟式巨大的變化，究其原因，就是「自身改革，對外開放」；在新世紀裏，西方世界首先是2004年底，美國《時代》週刊高級編輯、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當代經濟發展的「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概念，來描述中國的發展方式。之後在西方社會中，不論你贊成或不贊成，在相關的議題中，它都是討論的對象，漸漸地，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大家都注意到東、西的現代化道路，確實是不一樣，而英國學者馬丁． 雅克斯（Martine Jacques）在2009年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開始預示著中國的這一套運作規範，有可能全球化，當然也引發關切、討論和批判；相信在當時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心理都懷疑這一天何時到來，當年中國加入WTO才九年；而今年杭州舉行的20國集團工商峰會（B20）中，作為中小企業發展工作組主席，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首倡建立的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被列入《B20政策建議報告》，成為峰會的討論重點。據透露，「eWTP（世界電子貿易平台）」已受到G20貿易部長們的歡迎，預計明年會在簽有雙邊貿易協定的國家進行試點。（eWTP寫入公報，馬雲要打造「中國規則」，https://kknews.cc/news/4xommq.html，2016-09-06）中國的民間已經開始問鼎世界規則。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一般而言，總是不斷批評中共的政治制度，是「一黨專政」是「非民主政治」，大家跟著西方媒體批評中共「政治不民主，改革無前途」，1992年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歷史終結和世上最後一人，驕傲地宣告西方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史的終結，批評更是有根有據地斷言，中共不民主就崩潰，熟知到了2014年底福山教授又出版了《政治秩序與政治衰退》（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Change）明言效能政府、依法治國，問責制三者組成人類「政治」的三大主要元素；這位在1992年一書成名的學者，在接受鳳凰電視台訪問時說，「如果人對於某個事情的看法在過了25年之後都沒改變是件讓人驚訝的事，所以在新書中，我討論了以前很少考慮的政治衰敗問題。」他說「我們在很多國家看到政治衰敗的跡象，不僅僅是在民主政治國家，我覺得在任何體制下都有可能發生。我在美國、日本以及一些現代民主國家都看到了政治衰敗的跡象。我覺得現在我比寫《歷史的終結》時更清晰地認識到，運行有效的現代民主國家，是非常難而且少見的。」雖然他並沒有否定民主政治的價值，但是他看到了民主的弱點，而且他建議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應從法治開始，福山認為：「中國一直都有強有力的政府。……向前看，我認為中國要從法治開始，而不是從民主開始。我不認為多黨制民主會在中國行得通，因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勢力非常強大。更廣泛地傳播法律很必要，因為法律是一種人們可以預測其他人行為的透明的方式，這對政府來說很重要。像德國等很多歐洲國家也是選擇這樣的途徑，從建立法治社會開始，然後再過渡到民主制度，中國也可以仿效。」（福山：《中國式民主要從法治開始》，鳳凰月刊，2015年11月24日，第39期，http://news.ifeng.com/opinion/gaojian/special/fszgsmzycfzks/）

回顧中共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國共產黨，早在2004年「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就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採取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此高度重視，領導全黨緊緊圍繞提高領導水準和執政水準、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著重從思想和作風、體制和機制、方式和方法、素質和本領等方面加強和改進，有力地推動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2004年09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9/27/content_2027021.htm）這是中共在12年改革開放已見成效的基礎上，提出的執政警覺，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不僅僅建設了強而有力的政府，而且是自我警覺性極高的執政黨。

10年之後2014年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又將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國」口號，轉化為具體的全國行動，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示：「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統一起來，把黨總攬全域、協調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統一起來，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統一起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8/c_1113015330.htm，2014年10月28日）這一段暗示了中共有意從Rule by Law（以法管治）向Rule of Law（法治精神）轉軌的改革。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決定「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許可權，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物件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施行問責的「板子」怎麼打？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09/c_129214547.htm，《中國經濟週刊》，2016年08月09日）

當然從全會的「決定」「條例」要內化為中共的政治習慣，進而成為全中國人普遍認知的價值，仍然有待相當長時間的努力，但是中共政治發展的方向從自身的執政能力的提升，到依法治國的推動再到中國共產黨自身問責的實施，此一政治發展的路徑，正是符合中國自己的發展走向和規律，也正是這樣的路徑，引導中國全面的現代化。

如今的中國來到民族偉大復興的關口，中國沒有忘記自己的道路，沒有忘記自己的初衷，得利於世界回饋於世界。

二、匡濟天下的杭州G20

如今的中國已經來到新的階段，中國從取自世界向惠於世界轉換，更向取之以往而利於未來，精於統治向倡議治理轉換。從此一意義上說，在今年G20的杭州峰會是中國從自身的改革開放推動全球改革開放的起點。所謂的「全球改革」是在既有的基礎上尋找合理的全球治理；所謂「全球開放」走鼓勵所有的國家，放下狹隘的保護主義的國家利益觀，打破保護主義的壁壘，以打造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新經濟的樣貌。

我們重溫習近平在杭州G20期間，三篇重要的講話，也可以讀到這一股中國希望不獨善其身，而是「匡濟天下，共進小康」的責任胸懷。（文本的詮釋分析，略） 習的三篇演講清清楚楚地闡明了中國所看到未來變化，以及中國的因應之道，而中國的因應之道包含相當創新的中國文化元素：

首先中國不獨善其身，習在演講中分享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經驗，也明確無誤地闡明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五大策略。其中的創新尤其貫穿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秘密，以往中國的創新就是不照搬西方，自己「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此一摸索又是在開放的心態下摸索，不同於毛時代的「自力更生」的創新，如今在新世紀中國的創新，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釋放更強增長動力，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大轉型的問題。

其次是全球兼善天下的必要性，當代的中國在自身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更清楚地認識到一榮俱榮的道理，是以習近平倡議的G20國家一齊努力，習近平的倡議，這已經不僅是中華文化傳統的道德呼籲，而是帶有現實意義的發展需求；也不僅是中國一家的努力，而呼籲G20國家必須共同的參與，由是觀之，中國確實沒有爭霸之心。

其三是濟貧扶弱的互利胸襟，當代的中國翻身不忘壓迫苦，她一直將自己定位第三世界的成員，所以中國在她的外交行為中，有意無意地都會表現出「濟貧扶弱」的行動抉擇，而當今的中國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為第三世界集團的代言人，然而在G20對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邀請，以及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亞投行的設立，所體現又不僅是傳統的濟弱扶傾，而是一種互利濟扶，即是既自助也助人的新戰略，習近平形容說：「一帶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齊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獨秀的小利。（習近平，《「一帶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齊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獨秀的小利》，http://news.sohu.com/20160212/n437250189.shtml，2016年1月19日）這種互利共贏的想法和作法，正是當代中國利用中華文化的傳統智慧，為現代和未來世界貢獻、服務的典範。

三、從G20看台灣

G20沒有台灣，台灣也摻和不上任何話題，只是讀一讀當代中國的變化，作為身處台灣的中國人，有著很深的感觸：

第一、大家都記得就在中共起步「改革開放」的時候，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被譽為亞洲四小龍，而且還是四小龍之首，在亞洲除了日本，台灣是擁有一席之地的，縱使在世界的經濟中台灣也有其獨特的貢獻，有了這樣的特殊性，因此我們參與「亞銀」，我們也參加了“APEC”，然台灣的領導人沒有遠見，缺乏戰略，自90年代起短短數十年，台灣就被拋棄，從龍成蟲，如今的20國集團中，韓國位列其中，新加坡經常受邀，前者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到重創，台灣當局的領導人還嘲笑她，認為韓國20年都起不來；後者被我們外事負責人嘲笑為鼻屎大國家，歷史是無情的，如今嘲笑人的把台灣帶進了死衚衕，不但完全沒有昔日的光彩，反而需要處處求人，不要說高大上的G20，連攸關身體健康的WHO，涉關飛安的ICAO，我們都是年年仰人鼻息，而韓國、新加坡在全球經濟的重要性和活躍性，已經完全不是台灣可以比擬的。特別是一直被台灣政客看不起，被台灣青年所蔑視的中國大陸，而如今已是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她的政策動見觀瞻，她的發言全球矚目，她的滲透力遍及全球，她的影響力遍及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態各個領域，今年的G20只是上述綜合國力的總體現而已。回看台灣仍無覺悟，依然遵循錯誤的思維，荒謬的政策，一條道走到黑。令人不得不為台灣人的未來，感到焦慮。

第二、台灣不僅在經濟發展上以戒急用忍自戕，在文化上還以反中華文化、去中華文化自殘，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特獨性絕不在於台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所佔的位子，或是在生產鏈條中的貢獻，對全球經濟，對中國大陸經濟而言，它的可替代性很高，被替代性很快；然她所處的文化戰略位子則是無可取代的重要，她在過去兩岸分離的歲月中，由於歷史的賜予，她成為中國文化圈中西方的寵兒，身受中國文化的薰陶也大量學習和接受了西方的價值；因此，在東西對抗的時代，她是西方瞭解中共的窗口，儘管當年的理解，包含了許多的偏見和誤解，但畢竟是唯一的窗口。到了冷戰結束之後，她又成為東西方的橋樑，一方面是中國大陸理解西方，西方理解中國大陸的捷徑，另一方面她本身也是東西雙方的媒介，台灣懂中文、用中文、習文化、知文化，所以台灣理解的中共可以成為西方理解中國，進入中國不可取代的顧問；反之，台灣與西方的交流、交往也有半個世紀，她的經濟和知識也可以成為中國理解西方的詮釋者。如今在若干野心政客的誤導之下，台灣正以反中華文化、去中華文化為時尚，視抱美國大腿為正常行為，視殖民關係為夫妻關係的自虐史觀為當然，殊不知這是斷絕優勢，棄絕未來，遺害台灣的作為，台灣一旦失去此一文化戰略的優勢，必然就是一無所有的地區。

第三、未來的世界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此次2016年峰會的主題，所確定的「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之上，在台灣幾乎沒有人討論到未來的台灣應該如何迎接、融入此一趨勢之中，政府固守其新南向的撞南牆政策，執政黨沈浸在轉型正義、鬥爭快樂的勝利之中，而台灣也因他們的短視，一次一次地失去振起的機遇，一回一回地丟失了復甦的可能；習近平在中共95週年的黨慶中告誡中共說：「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6/0702/c64093-28517655.html，2016年07月02日，《人民日報》）這一段話，用在當今的台灣可能更加適合。但是命運註定了台灣的領導人不會去聽，被麻痺的台灣人也很少會覺悟。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有什麼兩岸關係值得討論呢？

四、結 論

改革的中國從開放中重生，開放的中國從改革中豐收，中國的今日得利於世界的協助，世界的明日中國有自己的責任。中國通過杭州的G20描繪未來，催促行動、定方案、立計劃、建小組、作貢獻，推動國際的改革創新，才能恢復全球的活力；敦促各國，特別是20國集團聯動開放，才能迎來全球包容式的新繁榮；在此一趨勢下，台灣新政府不願融入，則台灣的發展有可能是越來越孤立，兩岸關係的發展必然是越來越給邊緣化。

（2016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