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9月4-5日，20國集團組織（Group of Twenty，簡稱G20）領導人第11屆峰會在杭州開幕。欲構建一個「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成為此次會議的主題；為呼應這個主題，主辦方還特別設立了「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聯動式發展」等議題，分別就氣候變化、難民、反恐、公共衛生與國際融資等重要問題，作為代表們的討論內容。會後各國為落實並促進世界經濟能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與包容的發展，還達成了以下同表決心的五大共識：

1.我們決心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規劃路徑；

2.我們決心創新增長方式，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

3.我們決心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能力；

4.我們決心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這兩大引擎的作用，構建開放型的世界經濟；

5.我們決心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讓20國集團合作成果惠及全球。

在上述五大共識中，固然承繼了八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Eight，簡稱 G8）寄望於世界經濟發展與增長的用心，但在對路徑規劃、金融治理、國際貿易和投資等面向上，恰恰都展現了承先啟後的創新思維。尤其是在中國的安排下，老撾、查德、塞內加爾、泰國、哈薩克和埃及等六個發展中國家，得與七個國際組織負責人共同受邀參與峰會，已然揭示了20國集團不僅只屬於20國，它也屬於全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的國家和人民。另一方面，在《公報》中所詮釋的新的全球治理模式與觀念，更標誌著一個朝「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凝聚的里程碑。

由G8到G20

美元獨大的發展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G8與G20原先都是為解決世界上的經濟問題而出現，這一切則自然不能不溯及「布列敦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的簽訂。

1944年7月，44個國家的代表們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布列敦森林舉行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討論建立國際貨幣與金融交易的標準和戰後重建問題，以便促成世界貿易經濟的繁榮。會議中建立了多項標準，其中包括要求各國的貨幣不准隨意貶值，以維持固定匯率；促進貿易暢通並順利進行資本積累，以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戰後重建。最後，決議由羅斯福政府領導盟國共同成立「國際貨幣基金會」（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與「國際復興暨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IBRD）或稱之為「世界銀行」（World Bank，WB）兩大機構來執行戰後的重建與發展計畫。前者主要負責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資金借貸，目的為保障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後者則提供中長期信貸來促進成員國經濟復甦。布列敦森林協定奠定了以美元和黃金掛鉤以及固定匯率的制度，結束了二戰後混亂的金融秩序，為國際貿易的擴大和世界經濟的增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不過，美國也藉此確立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中心的金融體系，故而這個「黃金美元本位」體系，又稱「布列敦森林體系」（1944-1973）。

然而，該體系的最大缺點在於若美元供給過多，則不能保證全部都能兌換黃金；若供給量不足，則又容易造成國際清償手段不足的缺失。20世紀50-60年代，歐洲許多國家的經濟逐漸復甦，並認為固定匯率不利於自己國家的發展，於是開始利用體系的規範換取較為保值的黃金，造成美國的黃金儲備大量流失；至60-70年代，就引發了多次的美元危機。1971年12月，美國聯準會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至此美元與黃金掛鉤的體制名存實亡；1973年2月，在美元進一步貶值的情況下，世界各主要貨幣被迫實行浮動匯率制，至此布列敦森林體系完全崩潰。

1973年，石油輸出的阿拉伯各國不滿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而採取石油禁運，造成當代歷史中的「第一次能源危機」，為因應世界經濟結構的新轉變，G8乃應運而出。此後，由於浮動匯率取代固定匯率制度，美元發行又不再需要跟黃金兌換掛鉤，加上隨之而來的新能源危機、亞洲金融風暴與石油價格暴漲，美元在與油元結合的狀況下，反而如脫韁野馬般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中，具有獨強且壟斷性的貨幣。聯準會下轄的美國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會視美國的實際狀況而大量印發美元，實行所謂的量化寬鬆政策，並以虛體的美元購買他國實體貨物，無形之中全世界都成為美國金融貨幣下的待宰羔羊。與此同時，在這一段時期裏，由於G8會議只由各國財長與央行行長參加，因此也只能為相關政策背書而已。

1999年12月16日，G20由七國集團（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加拿大）、金磚五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七個重要經濟體（澳大利亞、墨西哥、韓國、土耳其、印尼、沙烏地阿拉伯、阿根廷）以及歐盟在德國柏林成立；最初只是屬於布雷敦森林體系框架內一個非正式對話的一種機制，並以國際經濟合作論壇的面貌出現。其目的在藉相關國家的國際經濟、貨幣政策舉行非正式對話，防止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重演，以利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穩定。2008年，美國爆發危及全球經濟的金融危機，為有效處理相關問題，20國集團成員國乃召開了首次的領導人峰會。2009年，G20的領導人於美國匹茲堡宣佈，該組織將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對話、規劃與合作的主要中心。

全球化的逆反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就不斷發展，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自1960年代以來，因美國實力的增強，配合跨國公司的營運與電腦科技的日新月異，使經濟發展更進一步的走向了全球化。在國際經濟的環節上，世界上的貿易、資本、金融、勞務、技術與生產等要素，以空前的規模與速度，在全球的範圍內流動，從而導致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緊密的結合。為此，在生產上也形成了一個跨越國際上下游垂直整合協作的分工模式。已開發國家掌握著新高科技的研發權，而將生產藉著國際協作與分工，由資本技術不足的開發中國家承擔分包；前者並掌握著產品80%以上的利潤。這真是一場沒有煙硝、深刻見骨的剝削戰爭，少數國家特別是以美國為核心的七大工業國，他們掌握技術的創新、開發與傳播，支配全球絕大部分的資金、資源與財富，也使位列第三世界、難脫代工命運的國家愈發貧困。

中國是在這一波以美元、科技、資本與金融一體一元化框架發展下，唯一脫困而出的發展中國家。自1986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之後，勤勞與精湛的加工技術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工廠，中國的經濟也以每年10-12%的速度，以血汗的代價持續增長了近20餘年，為國家累積了雄厚的資本，並耀眼的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近幾年因應國際經濟發展速度的趨緩，中國著力於自身的制度改革與自主研發，在通訊、航太、金屬、高鐵、生物與電子等科技方面與日俱進，相關產品已具備一流的競爭力。中國不僅從世界的工廠轉變成世界的市場，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中更成為穩定世界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

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美國坐立難安，西方輿論出現「中國威脅論」，從而有了針對中國的「重返亞太」新戰略的佈局。另一方面，有鑑於全球化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深深受惠，應廢除WTO自由貿易之聲出現；同時，美國為確保其獨大獨強的地位，更積極籌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兩個組織，欲將中國排斥在外。種種的作為充分突顯了對全球化的背離，而走向了保守主義的老路。

一起來吧，兄弟！

G20的華麗轉身　一如「布列敦森林協定」與G8，G20也有協助第三世界發展經濟的初衷，但長期以來美國和其盟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具有主導地位，操控著話語權與決策權，並通過各類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遂行其國家利益與目標，故而這番美意總是形同具文。一直到2008年美國爆發衍生性金融危機後，少數幾個國家已因無力應對全球性的金融災難，上述被扭曲的狀況才稍見緩解。2009年9月，20國集團第三次峰會在美國匹茲堡舉行，會議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與治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與會領導人同意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兩大機構的份額，向發展中國家分別轉移5%和3%，以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2010年，20國集團領導人第五次峰會在韓國首爾舉行，最後通過了上述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的倡議，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此後，G20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也成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對話的重要平台，其意義與作用，已然是無法為個別國家所替代。

2015年11月，20國集團領導人以「共同行動以實現包容和穩健增長」為主題，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舉行第10次峰會，習近平出席並發表《創新增長路徑共享發展成果》的重要講話。其中提到四項重點：第一、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溝通和協調，以確保形成政策和行動合力；第二、推動改革創新，增強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第三、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激發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力；第四、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公平包容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20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的召開，就是在這些理念與實踐的基礎上，讓我們迎來了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一起向未來招手　當下美國與歐盟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或復甦緩慢或根本沒有自全球金融危機中脫困，發達國家進口消費需求增長不濟，自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生產、就業與經濟成長造成影響。另一方面，市場蕭條貿易、投資萎靡不振，在保護主義下貿易壁壘仍隨處可見。僅2015年G20成員就採取了近1,200項的貿易保護措施，與以往相比，其數量明顯增長。加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不足或落後，也成為其經濟發展的障礙。

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一個國家都是地球村的一分子，跨國投資與貿易是雙方互利的事。因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著眼於長期、長時段的發展，都應該進行結構性改革，以迎接挑戰，互利共贏。若只是站在本位主義的立場坐井觀天，不思統觀全球的共存共榮，人類將會淪於萬劫不復的深淵。正是基於這份用心，在杭州峰會上中國不僅提出了創新增長藍圖、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等實踐性原則，還在中國的主導下設立了「貿易部長會和貿易投資工作組」，作為加強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溝通磋商平台，藉以促進貿易壁壘的降低，維繫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從而也進一步提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此外，更在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的基礎上，要與第三世界的廣大人民，一起向人類的未來招手！

遠來稀客的心聲　贏來了老撾、查德、塞內加爾、泰國、哈薩克和埃及等六個發展中國家的杭州峰會，成為G20歷史上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多的一次盛會！讓我們來看看這些朋友們是怎麼看待這次會議的？

塞內加爾總統薩勒這樣對習近平主席説：「杭州峰會從開始籌備，就一直把非洲發展問題納入了議題，充分體現了中、非的緊密關係和中國的領導能力……。」

埃及總統塞西指出：「中國提出的理念和方案務實而富有創意，……符合埃及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期待和需求。」

泰國開泰銀行高級副總裁蔡偉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更表示：「中國政府一貫重視與發展中國家在經貿投資領域的共同發展，中國在亞非發展中國家的海外直接投資逐年高速遞增。泰國積極參與了中國倡導的亞投行、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等項目和計劃，這些項目的貫徹實施必將為相關區域的經貿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積極且深遠的影響，最大受益者將是相關地區的發展中國家。」

9月2日，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本揚，在接受新華社等中國媒體聯合採訪時表示：「本次杭州峰會將討論相關的國際經濟金融措施，必然會對包括老撾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産生直接影響。老撾贊同本次峰會的各項倡議和計劃，並希望都能得到有效落實，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面臨減貧挑戰的欠發達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同一天，習近平主席與已算老友的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會談，他特別提出支持「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應與該國「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相互對接的想法；展現了中亞國家在國家政策上，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呼應與配合。

至於代表拉丁美洲的「拉美評論社」則寫到：「杭州峰會在中國的領導和經濟智慧的指引下，……致力打造一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命運共同體。」 9月4日上午，習近平主席與金磚五國的領袖，印度總理莫迪、南非總統祖馬、巴西總統特梅爾、俄羅斯總統普京，面對鏡頭站成一排親切相會；除了俄羅斯，其餘的國家也都是開發中國家；仔細掂量一下，中國不算在內，參與這次杭州峰會的發展中國家高達15個之多！

以身作則之世界主義

為了成功舉辦此次峰會，中國在事前進行了周密的準備。自2015年12月1日接任主席國以來，中國已經舉行三次G20協調人會議、三次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和副手會議，以及數十場各類工作組會議，使G20成員國間在峰會開議之前，就對政治統籌和具體經濟金融問題達成諸多共識。此外，貿易、能源、就業與農業等專業的部長會議，以及相關勞工、青年、婦女、工商界與難民等外圍配套會議，也已做了初步的協調與洽商。這一系列會議為杭州峰會的召開，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建議，也為峰會日後的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16年B20政策建議報告》是全球工商界，為解決世界經濟問題開出的「藥方」。對這份相關建議，波士頓諮詢公司研究認為，若能被採納並很好落實，將在全球經濟活動中創造兩萬億美元的產值，並會在G20成員國中，額外創造3,000萬個就業機會。

作為一個為應對「全球化危機」而誕生的機制，G20不僅需要在事後應對危機，而且還需要對現行的國際制度，在堅守WTO的規範、聯合國的框架下，進行改革以有效地防範危機。因此，為因應未來新世界的發展圖景，在會議中中國特別向與會各國，提出了「兩大轉型」訴求：1.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2.自側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長期政策並重轉型，作為日後推動現行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重組的基礎。

顯見中國將全球發展的問題，實事求是地置於全球宏觀的視野下籌謀擘劃，並以天下為己任以身作則之心，提供發展中國家「史上最多」的參與席位。《禮運．大同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一種以「平等為基礎、開放為導向、合作為動力、共享為目標」的作為，同時也深刻地展現了傳統中國世界主義、民胞物與的胸懷。我們相信：一個樂於分享、追求雙贏的中國式治理，必將匯聚起各國共克時艱、共享機遇的磅薄力量，最終共同增進全人類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