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溫習孫中山的革命和思想

明年是武昌起義創建中華民國的百年，武昌起義時值辛亥年，所以，明年兩岸各有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和辛亥革命百年的紀念活動。

中國的災難，災難的中國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中國的天朝上國夢碎。接著，英法聯軍直攻北京城，焚燬圓明園。一八九四年，又「甲午戰爭」失敗。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毅然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開啟了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革命路線。經十次革命失敗，而終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成功，推翻滿清；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民國成立，中國仍陷於內亂外患之中，又是袁世凱竊國，又是軍閥割據，混戰不已，孫中山猶不斷奮鬥，直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臨終前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言。

孫中山自言「革命尚未成功」，尤其是今日中國尚未統一，所以，無論是「建國百年」或「辛亥百年」，紀念的當不是孫中山的什麼「豐功偉績」，而是紀念他「救中國」的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和他在革命實踐中所積累的經驗與所指引的思想方向及其遺志。

為什麼孫中山要「救中國」，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因為中國面臨了「豆剖瓜分」、「亡國滅種」的危機了。為什麼中國會面臨危機，當有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內在因素是近代中國的落後，落後於現代科技，落後於船堅炮利，落後於經濟生產，外在因素則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不平等條約。內外因素交互作用，而中國危矣。

保羅‧甘迺迪(Paul Kenndey)在其鉅著《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列出一七五○，一八○○，一八三○，一九○○，中國和歐洲的製造業佔全世界的百分比，中國分別為 32.8，33.3，29.8，6.2；歐洲為 23.2，28.1，34.2，62.0。直到一八三○年，中國才被歐洲超過，斯時，歐洲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中國落後了。但至一九○○年，中國大幅下滑，而僅及歐洲的十分之一，這應該是因鴉片戰爭失敗後的不平等條約有關。

我們以甲午戰敗為例，《馬關條約》的賠款二萬萬兩，再加還遼的三千六百萬兩，中國向六國銀行貸款，本息還清共六萬萬兩，而當時大清庫入每年不過八千萬兩，六萬萬兩是大清七點五年的庫入！接著，又是八國聯軍辛丑條約，中國賠款四萬萬兩。挪用海軍軍費為慈禧太后祝壽建頤和園固然可惡，但比較起賠款的天文數字也只能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這些天文數字的賠款，賠到沒錢賠，就借；借到沒處借，就押；路權被抵押，礦權被抵押，最後，連國家財政命根子的海關也被抵押。

這些賠款最終必須落在生產者的身上，中國是以農業為主的「匱乏經濟」，中國的農民穰歲或免於饑寒，凶歲則不免於溝壑。以至全國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必鋌而走險，必土匪蜂起，民變不絕，政府鎮壓則必勞民傷財而削弱中央力量，就更加戰敗，戰敗又是割地賠款，而形成惡性循環。中國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危機中，是一條被不平等條約巨索捆綁而待宰殺的巨龍。

民族主義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

面臨著深重的民族災難和危機，中國的仁人志士莫不為民族的救亡圖存振臂而起，不止孫中山，還有晚清的「康梁變法」，民國後的新文化運動，「五四」後新文化運動分裂而有社會主義運動，莫不主張變革，「師夷之所長以制夷」。有主張「全盤西化」的白色西化派，有主張「中國馬列化」的紅色西化派，而孫中山則創立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

什麼是三民主義，孫中山說，「三民主義的道理，原來是一貫的，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次序，世界各國都是先由民族主義進到民權主義，再由民權主義進到民生主義。如果考究他們發生的原因，這三項東西，都是從不平等裡頭的反動生出來的。」（演講：《三民主義為造就新世界之工具》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進而言之，「民族主義又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的」，「民權主義又是什麼用法呢？是用來對本國人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什麼用法呢？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演講：《革命軍不可想陞官發財》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為什麼孫中山要主張民族主義，他說：「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民族主義第三講》）

細究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當有四個階段不同的發展，第一階段之民族主義殆為漢民族主義。例如興中會之誓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世知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庶幾漢族其有為乎。」（《敬告同鄉論革命與保皇書》，一九○三），「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為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中國同盟會軍政府宣言》，一九○六）

第二階段為五族共和，中華民族主義。首先當在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提出的即：「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又如：「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第三個階段當是亞洲各民族團結的「大亞洲主義」。孫中山在日本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說：「我們研究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

第四階段，當是民族主義自我解消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或「大同」，孫中山說：「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和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這便是將來世界戰爭的趨勢。」（《民族主義第一講》）「公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強權打破以後，世界上沒有野心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便可以講世界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不是狹隘的種族主義，更不是帝國主義，孫中山說：「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覆轍。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支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民族主義第六講》）

孫中山逝世後的中國，為維護民族的生存發展，不惜犧牲的代價抵抗日本軍國主義，和抵抗美國、蘇聯的霸權主義，但又一再的宣稱「不稱霸」、「不作頭」，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這都是孫中山民族主義所指引的方向。

超越守舊派和紅白西化派

孫中山不但沒有主張過「全盤西化」或「中國馬列化」，並且還強調「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復民族的精神」（《民族主義第六講》），孫中山所言「恢復民族的精神」就是指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和智能。孫中山說：「中國以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以後對這種精神不但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復。」（同前）他還說：「現在受到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在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就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同前）

孫中山主張保存舊道德，但他反對故步自封的守舊派，他說：「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在今日之世，還未能進中國於世界一等地位，如我們祖宗當時，為世界之獨強的，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退後。」（同前）

如何「學歐美之所長」，孫中山提出了警告說：「所以歐美的物質文明，我們可以完全倣傚，可以盲從，搬進中國來，也可以行得通。至於歐美的政治道理，至今還沒有想通，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所以中國今天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如果一昧的盲從附和，對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有不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民權主義第五講》）

所以，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並不主張歐美的天賦人權，而主張革命民權；不主張三權分立，而在行政、司法、立法之外，根據中國傳統另加了考試、監察，而有五權憲法；他不主張間接民權，只有選舉、罷免，而主張加上創製、復決的直接民權；他不主張齊頭式的平等，而主張立足點的平等；他主張民權，但反對民粹主義，而主張「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權能區分。

孫中山主張民權主義的民主，但不是一個民主的空想家，他認為中國實行民權主義，必須經由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要教育人民行使民權，有有能力行使民權的人民，才能有民權主義政治的實現。

「自由」一詞，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就多有爭議，羅蘭夫人有言，「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名而行。」孫中山主張自由，並在遺囑中稱其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但他卻又說：「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或一盤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應該怎樣應用？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盤散沙，萬不可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要國家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民權主義第二講》）

所以，孫中山的「自由」不是西方個人主義的自由，而是有團體、有紀律的自由。

可見，孫中山民權主義，不是倣傚和照抄歐美三權分立代議制的間接民主，而是要根據中國的國情（「人情風土」），迎合世界潮流，中國人走中國人自己的路，而迎頭趕上歐美。

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

倫敦蒙難（一八九六）後，孫中山潛心於研究工作，接觸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創立民生主義，而漸完成其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民生主義」即為孫中山譯自 socialism，故他不諱言：「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

孫山中肯定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之精髓，亦不外此三者，實為人類之福音。」（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五日～十七日）

他肯定馬克思說：「至於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之大成。所以他的學說出來之後，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信仰他，都跟住他走」。（《民生主義第一講》）

但孫中山只肯定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學家而不是社會生理學家，並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就批判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階級鬥爭論和剩餘價值論，而提出了他自己的民生史觀和階級調和論。

孫中山雖一生從事國民革命，但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他就提出警告：「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用之，以傷國民的元氣。」（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前途》，一九○六）至於馬克思的鬥爭史觀，他說；「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民生主義第一講》）

這是指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崩潰落空，而有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後發展階段》 （一九一六）之作，將帝國主義界定為資本主義國家將資本輸出的經濟侵略。

孫中山也說：「經濟力的壓迫，比較帝國主義的壓迫－－就是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厲害。……故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痛癢的。但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遍都不容易生感覺，像中國已受到列強幾十年的經濟力壓迫，大家至今還不太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強國的殖民地。」（《民生主義第二講》）

列寧的「十月革命」成功後，孫中山提出了「以俄為師」的口號，但孫中山反對在中國實行蘇維埃，並且還歡迎國際資本輸入到中國，而有《實業計劃》之著，其英文名稱即「國際資本共同開發中國計劃」。唯在其中文本的序言中稱：「唯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

雖然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但考諸於中國現實的社會，孫中山認為只有大貧和小貧之分，其實無產可共，而必須創造更多的財富才能實行共產。所以，他說：「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民生主義第二講》）

孫中山主張「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但又只主張「共將來」，如何「共將來」？因此，在土地問題上，農村當「耕者有其田」，都市當「平均地權，漲價歸公」；在資本問題上，他主張「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是公有制，「節制私人資本」是私有制。

孫中山主張「恢復固有道德」，但不是「守舊派」；他要「學歐美之所長」，亦非白色西化派；他要「以俄為師」但也不是紅色西化派。

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

武昌起義成功後，各省聞訊紛紛宣佈獨立，民國之首務當在於國家之統一，故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中即提出「五大統一」，曰民族之統一，曰領土之統一，曰軍政之統一，曰內治之統一，曰財政之統一。

但接著又是袁世凱竊國，後又是軍閥割據，內戰不已，中國又陷入深沉的災難之中。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發表《和平統一宣言》稱：「文今為救國危亡計，擬以和平之方法，圖統一之效果，……當誓竭棉薄，盡其力之所及，必使和平統一期於實現。」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為謀求中國之和平統一，北上共商國是，並採納中共所提「國民會議」之方式，求中國之和平統一。在由粵赴京的途中接受日本記者訪問，一再強調：「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

然而孫中山至天津即病倒，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在北京病榻上臨終最後講話說：

「我此次放棄兩廣，直上北京，為謀求和平統一，所主張統一方法，是開國民會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建設新國家，茲為病累，不克痊癒，生死本不足念，唯數十年致力國民革命，所抱定之主義，未能完全實現，不無遺憾。甚望同志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到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目的，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堪瞑目。」

言畢，次日，孫中山即與世長辭，正是他遠在日據下台灣的秘密黨員，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輓聯所云：

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原遺恨定難消。

辛亥百年，百年中國，「五四運動」後，中國知識份子意識型態分裂左右兩派，而有白色西化派和紅色西化派。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開啟了國共內戰，之後國共合作抗戰，但勝利後國共內戰又起。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退居台灣，標示著白色西化派在中國的失敗。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救中國」。

以革命戰爭奪取大陸政權的中共，雖然毛澤東驅逐了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並建立了中國獨立的高科技國防體系，但高舉「階級鬥爭為綱」，厲行「中國馬列化」，從三反五反，三面紅旗，到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而在一九七九年開始「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結束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包產到戶」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在公有制的基礎上，開放了私有制和引進外國資本，正是「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和「國際資本共同開發中國計劃」。

中共還把「改革開放」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先把一部分人搞富起來」，不正是「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正是「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民生主義嗎？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理論與實踐》宣稱：「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並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

紅色西化派在中國的實踐也宣告失敗。於是鄧小平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白貓黑貓抓到老鼠才是好貓」。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最素樸而又最偉大的「實事求是」的智慧。

結語：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

在鄧小平手上，還建立了國家各級領導人任期制：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參政制，和民主協商制。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還把共產黨定性為代表全民利益。其實共產黨是階級政黨，代表的是無產階級工人利益的；代表全民利益的是全民政黨，也就是民族主義政黨，是國民黨。

在國家基礎建設方面，不但完成了《實業計劃》的三峽水壩、青藏公路、公路、鐵路、海港、機場，甚至《實業計劃》所無的，高速鐵路長度和技術已達世界第一，高速公路的長度已達世界第二，南水北調，西氣東輸，西部大開發。

改革開放三十年於茲，中國雖還是不發達國家，但已躋身於「太空俱樂部」國家之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三大軍事強國。但，對外，中國仍「不稱霸」、「不作頭」，堅持「和為貴」的和平發展，且國土之外，中國無一兵一卒的駐軍。正是孫中山所言，恢復中國固有崇尚和平的道德。

對照起孫中山思想，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自覺或不自覺的，無不閃爍著孫中山思想的智慧和遠見。

根據美國皮尤(Pew)民調公司對世界各國調查人民的滿意度，中國大陸已連續五年排名第一，遠遠超過美國，但隨著經濟崛起，社會結構的變化，政治體制的改革也必須與時俱進。強調「依法治國」的胡錦濤也當知韓非子有言：「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心度》）今天的制度能得到今天人民的滿意，不見得能獲得明天人民的滿意。所以，政治改革務必如《大學》所言：「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必須不斷的完善化，求其進步。

近代中國「挨打」、「挨餓」的問題已經基本上得到解決，唯在西方列強的打壓下，仍然未能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而不斷的受到醜化，被妖魔化。那就必須要建立我們獨立自主的價值體系，如何建立中國人的價值體系，那就是孫中山所說，「這種特別的好道德（和平），便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以後對這種精神不但要保存，並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復。」

第一個「辛亥百年」過去了，但孫中山仍「一統雄心傷未達」。一個祖國未能統一的民族，只能是一個殘缺的民族，但我們相信，只要兩岸同胞互信團結，必能排除外力和萬難，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正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另一位日據殖民統治下的同志蔣渭水，在孫中山逝世二週年紀念晚會上所說：「孫先生臨終之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

只有中國的和平統一，才是「恢復中華」，才是中國和平崛起，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開始，願我兩岸同胞共同奮鬥底於成功，以告孫中山先生及為中國奮鬥犧牲的諸先烈們在天之靈，這才是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和辛亥百年紀念的意義之所在。尤其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可以忍辱負重，政宜含垢，但也必須在茲念茲，臥薪嘗膽，堅持奮鬥。否則，若中國不能和平統一，中華民國必為台灣共和國所取代，中國國民黨亦必被台獨黨消滅於台灣，所謂「建國百年」，就只能是中華民國的壽終正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