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需要服用鎮靜劑

6月20日，美國一架RQ-4A軍用無人偵察機在霍爾木茲海峽上空被伊朗擊落，伊朗聲稱該機侵犯其領空；美方則堅稱該機是在國際水域被擊落。美國馬上啓動海空軍力量，準備對伊朗進行報復性軍事行動，美伊戰爭一觸即發，幸好在最後10分鐘，川普總統緊急喊卡，免除了一場無法預測後果的嚴重災難。

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在這個問題上，川普內閣發生「內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約翰．波頓（John Bolton）和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主戰，而川普總統儘管一直對伊朗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但卻不打算開戰，他相信對伊朗實施極限經濟制裁，將迫使伊朗想要談判達成協議。在伊核問題上，川普與他的第二任國安顧問麥克馬斯特將軍（H. R. McMaster）存在嚴重分歧，麥克馬斯特主張保留伊核協議，但川普認為伊核協議是「史上最爛的協議」，從競選時，他就威脅要退出，但一直無法稱心如願。在這個問題上波頓與他志同道合，因此在決定由波頓接任第三任國安顧問時，川普說，這是他想要的人。因此在波頓接任一個月後，川普就宣佈退出伊核協議。

川普除了退出伊核協議之外，為迫使伊朗屈服又進行極限施壓的經濟制裁，使美伊局勢日趨緊張，兩國處於爆發意外衝突的邊緣。國家安全顧問波頓和國務卿蓬佩奧對伊立場都極為激進，川普卻認為與德黑蘭進行軍事衝突太過倉促，並恐一發不可收拾，陷入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泥淖，也違反他競選時的承諾：反對捲入「腐敗無能的菁英特有的軍事冒險主義」而帶來的昂貴又愚蠢的戰爭。

在朝鮮問題上，波頓長期主張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甚至更迭朝鮮政權，這與川普施展外交技巧的理念形成強烈對比。敘利亞問題上，波頓敦促美國軍隊留在敘利亞，儘管川普多次表示，要結束美國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委內瑞拉問題上，波頓在6月初帶頭發動一場旨在推翻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as Maduro Moros）政權的軍事政變，結果以失敗告終。這些都讓川普感到挫敗。

《華盛頓郵報》指出，川普明確表示，在動用美國力量和對外干涉問題上，他和波頓經常持不同看法。川普說，他經常要「安撫」波頓，甚至挫挫波頓的銳氣，「如果由他來做主的話，他一定會挑戰全世界。」

評論人士認為，波頓是美國外交政策圈內最激進的鷹派，如果在外交事務上由他來決策的話，美國的外交有可能「如脫韁野馬，在失控的原野上狂奔。」3月22日，川普提名波頓為新的國家安全顧問，激起美國輿論一邊倒式的強烈反對。國際政策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著名政論家伊安．布萊默（Ian Bremmer）說「這可能是自我1998年創立歐亞集團以來，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最惡化的一天。」波頓一直以「戰爭鷹派」聞名，人們擔心，他會引導川普走上戰爭的危險道路。長期跟蹤報導波頓的美國在線新聞網站福克斯（Vox）的外交政策記者比奧徹曼（Zach Beauchamp）在一篇報導中說：「他熱愛戰爭，不管什麼時候出現什麼問題，你都可以指望波頓提出通過戰爭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每一個（外交政策）危機都比以往有更大的升級惡化的可能，他相信戰爭。」維吉尼亞州參議員理查德．布萊克（Richard Black ）向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表示，「波頓是個極其危險的人，他讓全世界民眾，包括美國人面臨巨大的風險，這個人需要服用鎮靜劑」。波頓被提名的當天，美國國會新聞刊物《國會山》將共和黨國會成員描述為「就像有一陣冷風吹過，讓我們感到後背發涼」。

評論界人士認為，不管你喜不喜歡波頓，他卻是一以貫之。從中學時代起，他就是共和黨保守派。

波頓1948年11月出生巴爾的摩一個工人家庭，母親是家庭主婦，父親是消防員，他獲獎學金進入巴爾的摩最負盛名的麥克多諾中學，該校以畢業生很多進入常春藤盟校深造聞名。波頓在校期間曾為共和黨保守派總統候選人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助選。1966年他中學畢業，尋即就讀於耶魯大學。1970年以最高榮譽獲得學士學位。1972年暑假在副總統斯皮羅．安格紐（Spiro Agnew）辦公室當實習生。1974年獲得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在耶魯大學就學期間，他成為《耶魯保守派》主編，還加入「耶魯年輕共和黨員」俱樂部，並成為非常活躍的一員。這些經歷為他日後的從政之路確立了方向，奠定了基礎。

波頓曾先後在雷根、老布希和小布希三屆美國政府內擔當要角。從上世紀80年代初在雷根政府任職開始，波頓就成為共和黨的一個重要人物。先後擔任國際開發署總顧問、負責計劃和政策協調的助理署長。老布希當選總統後，波頓出任主管國際組織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從此成為美國外交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重要人物。和其他許多新保守分子一樣，在克林頓執政期間，他離開了政府，開始從事律師工作，並成為美國企業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級副總裁。一直到小布希入主白宮後，波頓才重新出任政府要職。

在小布希第二個任期中，已經擔任負責武器控制和國際安全事務副國務卿多年的波頓希望獲得晉升，但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任命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出任副國務卿，成為國務院第二號人物。最終，小布希選擇他擔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波頓出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一事可謂一波三折，而且毀多於譽。

2005年3月7日，小布希提名波頓出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但由於民主黨的阻撓，小布希總統只能在國會休會期通過行政命令，任命波頓為常駐聯合國代表，在任職一年後，由於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的強烈反對，以及俄亥俄州共和黨參議員喬治．沃伊諾維奇（George V. Voinovich）的杯葛，未能繼續擔任該職務。

民主黨參議員喬．比登（Joe Biden）比喻說，「送波頓到聯合國就好像趕一頭牛進瓷器店。」進入聯合國之後，波頓發表的言論立刻引來外界震驚。波頓稱，從來就沒有聯合國，而「只有世界上真正的大國，也就是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在波頓眼裡，美國的主權高於其他一切，國際組織和條約應當為美國的利益，哪怕僅僅是短期利益讓步。

他曾談及「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因為這才是當今世界力量分配的真實反映。」「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根本不存在聯合國這種東西，聯合國秘書處在紐約的大樓有38層，即使少掉10層，也不會有什麼區別。」「美國只在需要時才會讓聯合國發揮作用，這也正是它應該有的樣子。對美國來說，唯一的問題是符合我們國家利益。如果你不喜歡，我很抱歉，但這就是事實。」他甚至公開威脅不繳納聯合國會費，以免會費被人「貪污」。

《經濟學人》雜誌說，波頓是「美國送到聯合國的最富爭議的大使」。

波頓主張美國「自己單幹」，他是堅定的美國主義者（Americanist），國際法的否定者。在他看來，全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世界範圍的政府和利益集團的卡特爾，它就像「緊箍咒」一樣，降低了美國憲法的自主權，削弱了美國的主權和國際力量，限制了美國國內和外交政策的選擇。他還認為全球治理缺乏有權威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治理框架。全球治理中所依循的「國際法」混淆了美國公民的視聽。

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主題的後冷戰時期，美國的自主性受到了削弱，全球主義者的力量在加強。原本聯合國是推行美國政策的工具，但現在已經變成了約束美國的力量。作為一個「堅定的美國主義者」，他認為「國際法」沒有法律效力，只有道德與政治上的約束力。「國際法」不具備「合法性」，所以波頓認為美國沒有義務遵守「國際法」或者國際多邊協議。美國憲法是至高無上的，只有在該框架下，美國才可以選擇遵守或不遵守「國際法」。如果「國際法」與美國憲法相衝突，美國應該以本國憲法為依據。他是國家主義者，反對多邊主義，反對全球治理。

波頓不認同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的法治取代戰爭的觀點，他與「進攻現實主義者」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持相同觀點，認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是大國衝突的宿命，因此，美國應力圖遏制中國的崛起。

波頓曾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重估「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更密切的軍事關係有助於反制北京的好戰》。

文章稱，現在是重估「一個中國」政策的時候。波頓的倡議是，美國可以透過增加對台軍售，再度在台灣駐紮軍隊和部署軍事資產，以加強在東亞的軍事姿態。冷戰時期，美國為遏制蘇聯，將東亞「環形防線」的核心置於日本沖繩，台灣甚至不被包括在「環形防線」之中。波頓認為，時局已變，美國在亞洲的策略變為遏制中國。籌碼有三個，一個是台灣，另一個是南海，在加上南邊的印度。「環太平洋」已經變成「環太平洋與印度洋」。

他主張美國應將沖繩的軍事力量移至台灣，與南海策應。《台灣旅行法》和《國防授權法案》直接挑戰中國主權，就體現了波頓和川普打台灣牌的策略。

此前一直有傳言稱，川普在剛就任總統組建內閣時，曾向波頓表態，「只要他剃掉鬍子就可以進入內閣」，甚至可能成為他的第一任國務卿。然而，波頓卻對媒體表示：「我哪都可以去，但我的鬍子哪都不去。」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曾經與波頓共事過的人認為他是一個「媚上欺下」的勢利眼，他在共和黨圈內「人緣不好」，並且被認為「立場過激」，如果提名波頓為國務卿或副國務卿，需要得到國會通過，很有可能在國會投票時遇到阻撓。

國家安全顧問一職不需要國會批准，只要得到總統提名就可以立即上任。

在川普執政的第一年裡，身兼數職的波頓擔任的一個職位，就是在川普每天必看的福克斯新聞台擔任時事評論員，為川普的各項政策辯護，正因為如此，波頓也被稱為川普內閣「在白宮之外的頭號啦啦隊長」。波頓主張「美國永遠可以繞開其他國家單幹」的理論，同川普的「美國優先」立場幾乎完全一致。提名波頓也顯示出，川普對他的外交觀點和立場的認可。波頓的提名等於是給「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打了一針興奮劑。

同波頓曾經共事的多位前美國政府官員指出，波頓的最大危險之處在他一旦認定一項解決方案，就不顧一切尋找這項解決方案的證據支持，哪怕是要將這些證據最大程度地政治化和進行修改。

一份解密的小布希政府時期的文件指出，在發動入侵伊拉克的戰爭中，把軍事情報政治化而做出發動戰爭的決定上，波頓負有很大責任。

當今世界的現實是，美國一家獨大的時代正在逝去。喊打喊殺的「波頓們」仍想用偏執強硬的「舊藥方」對付新問題，這是既看不清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也缺乏面對時代大變局的器度和自信。

他們仍然沒有汲取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教訓，依然癡迷於軍事手段，依然推崇用制裁手段來逼迫他國讓步，依然秉持「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和釘子的關係，美國愛敲打誰就敲打誰」的理念。

波頓一直以「戰爭鷹派」聞名，主張推翻伊朗、敘利亞、委內瑞拉、古巴、朝鮮、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和卡扎菲時期的利比亞政府。波頓宣稱：「沒有人比我更喜歡推翻人家政權了！」越戰期間，波頓想方設法逃避被徵入伍，對此他辯解說，當時知道戰爭敗局已定，自己「不想死在東南亞的稻田裡。」由此可知，他明白戰爭是要死人的，但在越南戰爭時期，他卻是堅定的主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