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流海南島六年的台籍日本兵

那影像很清晰，我才會走路不久，大哥被徵到海南島之前，他白白淨淨的，光著頭，抱我一下，然後走了，隱沒在操場另一端旗海中。

從此，常聽母親在禱祝「英彥平安」。我一直確信自己的記憶力可以上溯到一歲多時，因為那時小我兩歲多的小弟還沒出生，但大哥的樣子那麼清明。

其實在那之後，很多事連貫起來，我都記得明白。家中米不夠，母親常用石菜或野莧、地瓜葉、芋頭莖甚至豬母乳草煮粥，有時加一點蝦皮，但是，我只敢吃番薯葉粥。母親常說我：乞丐身皇帝嘴。

又一次家養的母鴨跑到屋前小路中，一個「黑代喪」（日兵日語發音）走過來，踢母鴨一腳，打母親一個巴掌，罵一句粗話。

又一次秋冷時分，全鎮清潔檢查，所有碗櫥椅凳、家用品都必須搬到門口外小路中。大我兩歲的四姐因得麻疹，用破棉被包著，放在小屋裡沒搬出去，檢查的巡查來罵一頓，說「清潔檢查時所有的人、東西都要搬到屋外的，怎麼不遵守？」父親就急忙解釋：「小女正生病發高燒，不能吹冷風！」但是門口仍被貼一個字條「不清潔」。父親被罰錢。

1943年弟弟出生，媽常要背著他做事，地裡的、家裡的還有「奉公」——二戰末期每家要出一份勞力。當然沒工錢。大我十歲的二哥這時還念高等科，有時被派到的「奉公」較遠，不是父親去就是十來歲的二哥去，必須自己帶糧食走去，二哥和父親常被派去新竹機場。

在家屋附近「奉公」，常是母親背著小弟做。我一直記得那影像，小弟在母親背上依依哇哇哭嚎，母親一面哄小弟，一面用鋤頭鋤防空壕。

愈往後，奉公愈多。糧食愈少，連魚肉都配給。有時二哥去溪圳裡抓魚蝦，二姐則到更鄉下買穀子，放在書包中背回來，母親立刻縫進枕頭中，要吃時倒一些出來舂。二姐有時說：「今天又碰到日本婆子又去買『野米』——黑市」。

一天，父親從新竹機場回來，他說：「我看日本仔快打不下去了，那飛機愈來愈少，飛機引擎聲有很大問題！」

母親忙著跟二哥二姐他們說：「使不得講出去啊，巡查會抓人。」

多年後，二哥說：他才不會說出去，戰爭末期學校常停課不上學，但「奉公」要做的工地在新竹機場，分明常有盟軍來轟炸，台灣人還得去修——按當時中壢屬新竹州，但機場很遠，都得徒步帶配給米去，吃飯時拿米換飯。

二哥多年後還跟我說一件事：「小學時，看老師還有同學改日本姓取日本名，拜天照大神，家中成『國語』（日語）家庭，配給就多很多，我回家跟爸爸說：我們也改日本姓名好不好，被父親罵一頓，說改什麼改？我們姓邱最好。」

其實家中早已不能放祖先牌位，每個大年節，父親就用紅紙貼在牆上，上面的字我看不懂，幾年後知道那是「河南堂邱（丘）氏歷代先祖考妣之神位」。

事實上日本台灣總督府推行皇民化時我未出生，後來嬰兒報戶口，一定要取日本名才准報，所以我叫邱淑子，弟弟叫邱武彥。一光復，父親立即把我日本式名字改掉，弟弟因延續大哥英彥、二哥文彥之名沒改。

四位姐姐取名都「秀」字在中間，也沒有日式名字，光復後也不用改。但是大哥英彥到那兒去啦，母親到處打聽，二戰到海外的，如七姑丈、如大姐夫的大弟死在異城，日本台灣總督府都有消息通知家屬，但英彥哥呢？我印象中書生面的青少年英彥大哥呢，沒任何消息。

從1942年年初大哥被徵去海外，沒多久就沒任何音訊。母親焦急的去問相關單位：只有一句話「人不見了，沒有戰死的消息。」

父親母親還冀盼，是不是英彥大哥知道祖居地廣東，偷偷離開日本部隊，從海南島到廣東找族人去了。但那時戰爭末期已知名字的族人也分散到各地，祖居地粵北更遠。

光復了，很多台灣兵陸續回台，在廣州負責台灣兵回台灣是堂伯父丘念台。但沒有英彥哥的半點消息。

母親每聽說載台灣兵的船要回台灣，就下午早早坐火車去基隆港口，等天黑船入港，一個個臉孔去認，永遠失望回中壢。

有幾個回來的台灣兵知道母親在找兒子就上門說：「我知道你兒子在那裡，他沒有經費回來！」

母親就東籌錢，西籌錢，託人帶去，結果還是空盼等。

母親借到沒處借，去跟我出生前就已出嫁的大姐借，她是鎮上富戶媳婦，但她不敢拿錢接濟娘家，何況大姐夫的大弟早已在去海南島的半途中，軍艦被炸沉，親家母急瘋了，因而病亡。大姐只說母親一句「人家騙你的啦！不要再給別人錢。」

但母親不死心。光復後，高學歷的父親進入省政府（今行政院院址）工作，二姐、二哥、我隨父親到台北北門口住，當時滿街空房子，省府配一幢二層木樓屋給父親。母親不肯離開中壢，怕英彥哥回台灣找不到。

民國34年過了，沒大哥消息；35年過了，還是沒消息。36年春，母親帶三姐（小六）、四姐（小三）和弟弟（四歲）到台北，臨離開中壢，千吩咐萬吩咐鄰居，還留一些錢：「我搬到台北北門口延平南路郵局前，我家英彥回來，讓他坐火車到台北站，我家離台北站很近。」

搬到台北，還是一樣，每聽到有載台灣兵回台的船艦將到，母親又是傍晚就去基隆碼頭，船靠岸時總是入夜。她望著那艦梯下來臉孔，一個個去看去認，都不是，都不是！後來不再有載台灣兵回台灣。

過了冬天，過了春節，三姐、四姐也轉學到福星國小，客家莊來的孩子一句閩南語都不會，吃足了苦頭（按老師不會客語，國語也講不好）。轉眼暑假快到，我就要入小學了，一個週末下午，有人敲木門。三姐去應門，很驚慌回屋內對母親說：「有一個面很驚（怕）人的人在門口。」

我們全跑了去，看小玄關外，一個又瘦又黑，衣服襤褸的人站在門口，他張嘴張半天，叫「阿妹（客語阿母）！」母親、三姐、大哥哭成一團，四姐和我、弟弟則嚇呆了。

六年來，母親念了又念的大哥回來了，但印象中那又白又斯文的，照片中溫文的大哥怎麼是這種樣子呢？

大哥回來了，但不太講話，眼神總是傷心凶狠，雖然母親帶他去做幾套衣服，為他在桃源街城中市場頂一個攤位讓他賣菜，也很快的第二年春為他娶一房媳婦，第三年生下大姪兒。

可是他和全家人格格不入，對我和小弟很兇，只有加入父親的國樂隊，沈迷於音樂中才十分投入。

十分聰明，英、日文俱佳的大哥又一直認為自己懷才不遇。遭遇坎坷的大哥，沒幾年，不賣菜，到中部種田、研發很多農產品，如改良玫瑰、葡萄、橙子、木瓜、梨，也養過很多家禽、家畜、魚。他是標準的學書不成，學劍；學劍又不成。

後來慢慢的他才說出一點他在海南島的遭遇。上岸不多久他受傷，日本部隊把他丟下來，任他自生自滅。他1942年到海南島，一年又一年，過的是半原始人的生活，種地、打零工、打獵，有時連海藻都拿來充飢。年復一年，看天看地看海，一直到1945年8月戰爭結束了，他還不知道。到民國36年春才聽到日本戰敗，堂伯父在廣州收留日本台灣兵，他半行乞，想方設法越海到廣州，卻已過了36年3月，聽說念台伯父回台灣處理二二八事變，他找不到伯父，又無法證明自己是「丘念台的姪兒」，處處碰壁，好容易才上了船艦回台灣，那已是民國36年夏天。8月我就要入學了，他發現我居然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抓著我的手寫下自己的名。

他回台之後對中國政府無好感，對日本人更有惡感，對台灣也只有失落感，他研發很多農產品都被人搶去掛名了，一生在怨天怨地中，直到70多歲病逝。

英彥大哥，大正十三年（1924年）生，未滿18歲被徵去海南島當學徒兵，在那島嶼飄流了快六年。

前年，已70好幾的我第一次到海南島，從北走到南，後來又去了一次，對海南島心中有份感激，終究，英彥大哥在這裡存活下來了。終究，我第一次提筆寫字是大哥教我的。

寫於二戰結束74週年（轉自《僑協雜誌》1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