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防疫作為與現代化治理

一、前 言

2020年在中國人的律曆中是庚子年，也是中國人生肖中的鼠年，而中國民間素有「庚子預言」、「庚子之災」、「庚子大坎」、「庚子輪迴」的說法。而鼠年似乎也是比較需要關注的年份，比較湊巧的是回顧中國現代史，似乎每逢庚子鼠年國家總有大事發生，如：

1840年：中國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受西方列強壓迫、剝削的一年；當然也是中國覺悟國家現代化的開啟之年。

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京師，中國幾被列強瓜分；但也是中國的知識菁英開始謀求制度變革的時期。

1960年：大陸出現持續三年的大饑荒，不少人餓死。

2020年：又是中國崛起嚴峻考驗的一年，而此一考驗與去年不同，不僅是對外的策略因應，更重要的是這是對中共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考驗。熟悉中共事務的人都知道，就是在去年10月中共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才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中之「八、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乙節之四，提及「加快現代醫院管理制度改革。堅持以基層為重點、預防為主、防治結合、中西醫並重。加強公共衛生防疫和重大傳染病防控，健全重特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恐怕無人會想到考驗來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

二、新冠肺炎疫情發生記

（一）大事記〔略〕

（二）簡述：從1月21日1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累計確診病例440例，到2月3日全大陸累計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Novel coronavirus〕）肺炎確診病例20,438例，14天內增長45.5倍。為什麼？誰該負責？

三、作為與制度之反思

從上述完全引用官方證實過的大事記經過來看，顯然可以發現：

第一、此次發生在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致可從1月20日分為兩個階段，20日之前是疫情可控而未控，地方政府應有作為而鮮有作為的怠政階段。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在21日的一次採訪中首次承認，「現在疫情形勢和最初的專家研判有很大的變化，比當初研判得更嚴重，發展得更迅速。」1月27日在央視接受直播採訪時，他承認「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時」，但傳染病披露需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地方政府獲得信息後需獲得授權才可披露。前期所謂的「怠政」，一是開始對疫情「當初研判」的失誤；二是「信息披露不及時」，三是「地方政府獲得信息後需獲得授權才可披露」，由於前者的決策有誤，自然導致後者的作為，再導致未獲授權的託辭，所以才出現在疫情已蔓延的情況下，湖北的領導還召開了三次大型的官方活動，民間一次大型活動，特別是北京在20日有所指示後，1月21日，湖北省省委書記和省長出席了春節團拜會文藝演出。提供了疫情擴散的絕佳場合。地方政府的輕忽、怠慢和官僚主義的弊端，一覽無遺。

第二、武漢官方其實在去年12月29日就已經知道，武漢市出現一種「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而他們採取了「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休市整治」的措施，這是正確的作法，另外同一天「武漢警方宣佈傳喚並查處了八名散佈肺炎相關謠言的市民」的作法，從當時的資訊來看，以中共中央要求「穩定」的優先性來看，也不能苛責。但是官方沒有再召集更多防疫專家進一步瞭解、監控此一仍在武漢地區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更沒有採取防止疫情蔓延的必要措施，如教育民眾、加強檢測等等，為了粉飾太平而不作為，這就是警覺心不足、責任心不足的行政作為，事實上也是此一官僚主義的作為，導致了武漢、湖北、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重大損失，特別是中國聲譽的重大損失。

第三、1月20日黨中央重視，習近平重視了，一切行動才開始，中共中央的行動毫無疑問是十分果決，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已經在中國春節初一和2月3日兩次召開會議討論疫情，這是前所未有，國務院也在1月29日、2月2日兩次召開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會議，然而新冠肺炎到2月3日確診病例，依然累計20,438宗，死亡人數425人，原因就在依據武漢市長周先旺出席發布會時表示，因為春節和疫情影響，目前有500多萬人離開武漢，還有900萬人留在武漢。這樣龐大的人數，假設其中有萬分之一被感染，也有500人之眾，加上到了其他地方，這些人自覺或不自覺的疏於自我隔離、觀察，又可能再傳染出去，這就更加無法控制，這就是導致後來全中國以至於全世界費盡全力，都無法阻止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特別在中國大陸，尤其在湖北的患者人數不斷攀升。如今樂觀的估計按23日隔離日起，以最高的兩週潛伏期計算，到元宵節（2月8日）前依然攀升，元宵節後若確診人數減少，代表疫情已受控制，剩下是治療的問題。悲觀的看法是必須等到夏季來臨。

第四、由於武漢的疫情失控，致使中共不得已使用人類應對傳染病人最傳統的方法－－隔離，對一個城市的隔離（quarantine）就成了「封城」，又因為蔓延至其他城市，只好延長假期，而中國大陸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製造國，其不正常的停工，影響自然是全球性的，加上世衛宣佈其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短期看，影響中國與世界的旅遊業、娛樂業和零售業最大，工廠擴建停工也會影響工業生產和貿易。不過一般而言，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必然與疫情控制的時間成正比，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NYSE：MS）表示在2月或3月達到頂點，預期中國第一季GDP成長率會下滑0.5-1%，但第一季後經濟將會回到原來的軌道。如果疫情延長至3-4個月，預計將拖累GDP成長0.6-1.1%，屆時中國政府勢必推出強勁政策刺激景氣，以抵消GDP下滑的部分。如果兩個月內疫情改善，全球GDP成長率會被拖累0.15-0.3%，如果3-4個月內恢復正常，全球GDP成長率預期下滑0.2-0.4%，屆時全球主要中央銀行為刺激景氣，勢必推出寬鬆政策。

第五、中國大陸此次的重大疫情也十分清楚地對世界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貌：

首先，中央治理的優勢十分明顯，類似武漢等14座湖北城市宛如電影情節地「封城」，火神山、雷神山的防疫醫院的建設等等，如果在元宵節後真正控制住疫情，則中共中央此次的作為，有可能成為全球各國控制「公共疫情」的教科書，將極大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而成為公共治理的新典範。其次，和中央的治理效率相反的是地方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當然武漢政府的效率可能和京、滬、深、廣有差距，但以此次的緊急事件中，武漢市與湖北省政府的表現確實是一種政治領導行政化的表現，一般而言，中共的領導幹部都是久經考驗，在重大突發事件之前是有戰略判斷力、有決策決斷力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議在地方政府的部分才強調「必須堅持一切行政機關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創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還要「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支持地方創造性開展工作。按照權責一致原則，規範垂直管理體制和地方分級管理體制。」在公共衛生部分要求「堅持以基層為重點、預防為主、防治結合、中西醫並重。加強公共衛生防疫和重大傳染病防控，健全重特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全會之後，各級政府也深入學習，然而面對重大突發事件，地方的積極性依然無所表現。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該堅持的部分已發揮作用，但該完善的部分則仍有待進一步深思。其三，其實在當前人類的生活越來越依賴科學的情況下，必將遭遇以往依賴自然生活情況下所沒有遭遇的問題和困難，在治理上，更加依賴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治理模式和能力，以防疫為例，五年前面對伊波拉病毒時，比爾蓋茲在演講中就說：有的病毒可能讓你毫無察覺，但當感染病毒的人乘飛機或者去逛商場，他們其實已具有一定的傳染力了。此外病毒的來源可以是天然的，像伊波拉病毒，或是由生物恐怖攻擊產生的；所以可讓疫情慘上千倍的病毒是存在的。他在這次演講中更積極地提出五項建議：一是在貧窮國家必須設有發達的衛生系統。在這個系統下，……我們也能儘早監測到疫情爆發的趨勢。二是需要一支醫療後備隊，由很多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組成，他們隨時準備好前往疫區。三是用軍隊配合醫護人員行動。軍隊移動迅速，我們用此來保障後勤運輸和維護區域治安。四是需要進行一些情境模擬遊戲－－病菌遊戲而非戰爭遊戲，看看我們有哪些防衛漏洞。五是在疫苗和病理學上要投入很多研發工作。面對新型病毒的傳播，人類不是全無經驗的，其實中共自己也有問責制的規定，也有在任何事件之後，「總結」經驗的傳統，我們相信在2003年的SARS之後，中共中央應有SARS「經驗總結」，指導以後類似事件的作為，那麼湖北的領導、武漢的領導是否依據應有的SOP（標準程序）作為呢？是否必須問責呢？畢竟這次的影響是全中國，也是全中國人民。其四，政府與新媒體的關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另一個短板，在此次的疫情中，先是有八名醫生在醫學微信群提醒旁人注意肺炎疫情，竟然被武漢市警方處理為「造謠者」，遭到約談和訓誡。同日到武漢當地的媒體幾乎都收到了禁令，「編輯老師說只能跟官方通報，解釋性的解讀科普也不讓做」。其後網路上流傳《湖北日報》傳媒集團委員會致函武漢市委市政府道歉、檢討，「給當前防控工作添了亂，給各級領導添了堵」，當然新媒體中很多造謠、誇大、假消息，但是中共原本就是要求媒體要做為黨的耳、目，則黨有了自己的耳、目，自然可以制敵機先打假，使之失去社會公信力，才是黨媒的正道，借用國家暴力對付新媒體肯定是敗局，何況八名醫生沒有造謠，回顧以往的SARS也是同樣的手法，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政府與媒體，及新媒體的關係，中共該堅持什麼、完善什麼，特別在重大突發事件前，政府的信息如何才能正確、透明、及時，真是中共必須重新思考的重大課題。

四、結 語

中共政權能將農業的中國在短短70年帶入信息的中國，科技的中國創造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未曾有過的經濟奇蹟，特別是能在發展的道路上，展現自我糾偏，在西方合力圍堵之下，可以屢屢創新，從無到有，從迎頭趕上，到並駕齊驅，再到若干領域領先歐美，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必有可取之處，有過人之處，其背後巨大的發展潛力是十分驚人的。

然而從SARS到新冠肺炎，中共地方大員的表現、正如BBC的評論員所說「中國地方大員都官僚化了，已不具有政治家的判斷力了。他們體現出怠政、退縮，更關鍵的是信心（不足）。處理（問題）的這種彈性、空間、資源、手段似乎都沒有了，只是在執行中央的任務，作為一個執行者，他們能夠做事情，任何突發的狀態，他們一下子不知所措了。這是中國官僚在過去七年以來呈現的精神面貌。」此次的事件所反映的「中央治理的強，地方治理的弱」，在中國崛起道路上，究竟是否中國崛起的原想的圖像？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現代化治理，必須是「中央治理強、地方治理能、基層治理勤」的治理圖像呢？如果是，那麼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巨大弊端，究竟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或是幹部治理能力的問題，還是政治文化的問題？十分值得中共中央好好省思。

（2020-02-04，2020-02-06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