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外交」助中日關係走出歷史困境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COVID-19（新冠肺炎）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後，日相安倍31日召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總部」會議，提前啟動《指定感染症政令》，限制居住14日內曾赴中國湖北地區（之後擴及浙江）的外國人入境日本，此為日本實施《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首度限制特定區域外國人入境。

安倍首相雖以「史無前例」指稱內閣對新冠肺炎的因應，但相對於美國全面禁止14日內曾至中國的外國人入境，日本限制的範圍顯然小許多。在防疫的同時，安倍內閣考量中、日間人的往來需求，降低對日本經濟的短期衝擊，同時此作法亦不違WHO防疫無須限制旅行及貿易的建議，安倍採取儘量避免影響國際貿易的方式防堵疫情，不僅顧及日本經濟，對中日關係亦產生正面效果。

春節延長年假結束後，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中國持續擴大，湖北、湖南、河南、浙江及廣東相繼淪為重災區。北京當局以堅壁清野方式阻絕疫情擴散，雖力有未逮，但在中國停止海外旅遊及各國採取嚴格的邊境檢疫管制下，除泊靠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遊輪，因處理失當造成群聚感染外，全球疫情未見大規模擴散。

然而，各國對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仍不敢掉以輕心，除有疫情長期化及向全球擴散之虞外，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亦不容小覷，尤其是與中國經濟聯結遠較歐、美地區為深的東亞國家，難以置身事外。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更為重要觀光客源，約佔日本境外旅客三成，攸關日本內需市場。自1月27日至2月底，計達40萬中國旅行團取消赴日觀光，若加計自由行及商務、交流客源，影響更甚於此，嚴重衝擊日本的觀光內需。

誠然，2003年的SARS疫情未如預期重創中國及世界經濟，但今天中國經濟體量在全球經濟體系中17%的佔比數倍於17年前的4%，美國聯準會（Fed）主席鮑爾與日銀副總裁雨宮正佳不約而同的提醒，在評估疫情影響世界經濟成長時，須考慮中國的全球影響力。自民黨參議院幹事長世耕弘成表示，新型肺炎對日本暨世界經濟的影響不容小覷，國際社會應合作共同防堵疫情擴大，提出具規模的經濟對策。

日本繃緊神經關注疫情變化，積極應對，此不僅攸關日本國民之健康，更為日本經濟之所繫。日本日興證券首席市場分析師丸山義正估算，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第一季日本經濟成長下挫0.4%，初估約五千億日圓損失，若疫情長期化，對日本產業之衝擊更將難以估計，日本上半年的經濟恐陷入負成長。

面對疫情，日本不自掃門前雪，僅藉邊境管制措施阻斷新冠肺炎於境外，展開雪中送炭，在日本防疫資材可能吃緊狀況下，官民合作，馳援中國防疫醫療物資，因只有協力中國平息疫情，全球始能暫告新冠肺炎的威脅。其實，各國加強邊境檢疫管制，阻絕新型肺炎病毒於境外雖為必要，但此消極作為恐難使疫情在短期內有效降溫。此外，在中國春節結束後，人員須陸續回到工作崗位，恐促使病毒傳播更難控制。日本認為未來疫情存在進一步蔓延之隱憂，如此將嚴重影響日系企業的生產供應鏈，若疫情無法在夏天之前得到控制，更不利於東京奧運的舉辦，使預期的「奧運經濟」無從實現。

因此，國際社會偕手大陸阻絕新型肺炎疫情擴散始為積極應對之策，此無關利他，而為人類利害與共。1月26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電話會談時表示，遇到困難時傾力相助的朋友才是真朋友，日本願與中國共同應對疫情威脅，向中國提供全方位支持與協助。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及東京都利用首赴武漢撤僑專機運送約17,000千枚口罩、50,000雙手套，還有防護服及防護眼鏡等醫療物資。日本九州大分市、茨城縣水戶市及廣島亦對姐妹城市武漢、重慶及四川省等重災區提供救援物資。

在救援物資上，除偌大的「加油！中國」字樣外，更援引中國揚州大和尚鑑真赴日弘法之典故，印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道破中、日彼此斷也斷不開的「絆」（kizuna），此漢字為「311大震災」發生之2011年的票選年度漢字，見證風雨故人來的深情厚誼。大陸人民對日本的認知情感在共同防疫中有機會獲得進一步改善，此可從大陸網民的「看的流淚了，大愛無疆」、「日本是個令人尊敬的對手」等正面留言看出端倪。中、日好感度升溫將有助於穩定中日關係，營造習近平訪日所需的社會友好氛圍。位於武漢的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濱直言，「安倍的行為讓日本在中國的形象加分很大」。

「安倍外交」在疫情中，展現異於美國現實主義的獨特外交思維，而此種思維貫穿於日本對中外交。因此，中、日雖存在地緣政治解決的矛盾，但長期以來中日關係建立在經濟的互惠關係上，此即2006年安倍初任首相時所楬櫫的中、日「戰略的互惠關係」的根本所在，此乃以全球視野，藉中、日合作為東亞整合奠基，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日本前駐北京大使宮本雄二稱此為「世界經濟中的日中經濟」。安倍2012年「再登板」後，仍以此為念，破冰肇因「釣魚台爭端」而陷入低潮的中日關係。

或許台灣獨派認為，盱衡中、日近二千年，台灣與大陸四百年的「交通史」所得之經驗是「交即爭」、「不交則靜」，台灣最好與中國「斷鏈」或「脫鉤」，中國爆發新冠型肺炎疫情，此其時矣。

相對於日本以「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的共同抗疫精神，對中國熱情捐輸，蔡政府不僅隔岸觀火，網路上更無情批判候任副總統賴清德所持的「台灣跟國際社會共同幫助中國，也等於是幫助台灣」的言論，此亦使陸委會在因應滯留大陸台灣人及陸籍配偶、子女回台決策上動輒得咎。

全球化時代，天涯若比鄰，彼此存在千絲萬縷的經貿關係，禍福與共，此非藍綠之別，統獨之分。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後，隨即波及全球經濟，台灣亦難倖免，蔡政府為此匡列600億台幣特別預算，推出「夜市商圈餐廳抵用券」，以振興內需，但大陸疫情短期內若未見有效控制，600億元的救市預算是杯水車薪。

此外，藉疫情防控，升高台灣社會的「嫌中」、「抗中」情緒，將使疫情過後，兩岸關係難以收拾，成為蔡英文第二任期中的大麻煩。北京指控台灣「以疫謀獨」之論或許以偏概全，但「趁疫打劫」之說實則反映兩岸人民情感的惡化，動搖兩岸和平的基礎。民進黨與其民粹群眾應理性看待大陸新型肺炎疫情，莫持隔岸觀火心態。當年，在老蔣總統時期之「消滅萬惡共匪」的肅殺「空氣」下，仍不忘「解救大陸苦難同胞」的自我期許，何況當下。和平與合作不僅為中日關係主旋律，亦是兩岸和解的路徑，其間智慧及善意無可或缺。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在《愛在霍亂蔓延時》刻劃之人性在絕境中的韌性，可使人超克苦痛與磨難，觀照內心的真實世界。獲817萬選民支持的蔡英文應具足夠的勇氣與智慧帶領其支持者在兩岸關係中前進，而非在同溫層中相互取暖，遭其掣肘，在政策中討好這些選民。新冠肺炎為人類健康的公敵，但亦為兩岸互遞橄欖枝的契機，若持同胞物與之心，當可為兩岸關係重開機會之窗，更可使台灣走出自我封閉的閩南「趙家堡」之歷史格局與宿命。

不論歷史或現實，日本與台灣皆不存在與中國老死不相往來的可能。日本近代的「亞洲論」中，不論「脫亞」或「興亞」，皆非委身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而是建立在對中國的認識上，思考日本在亞洲的身分與位置，其間「如何與中國交往」的回答更是無可或缺之課題。

因此，中、日深化民間的相互理解至為重要，此制約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發展，更決定雙邊互動之良窳，因日本輿論形成的「空氣」影響日本政府的言行，但此往往由於「歷史認識問題」而起。歷史問題造成日本對中外交的負債感，使二戰後的中、日無法真正友好，無法超克歷史問題，中、日即難以攜手在東亞一體化下共進。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權威傅高義期待中、日面對歷史，以同理心尋求相互諒解，共創和平、發展交流的歷史新起點。在患難中真情的互助應比任何的「政府官方援助」（ODA）更具效果，此將助日本在未來的對中外交上卸下歷史的負債。

安倍「防疫外交」的智慧，可作為蔡英文第二任期處理兩岸關係的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