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興廢原有數　浮沉聚散亦何傷

何標是台灣「新文學運動」中著名作家張我軍的長子，本名張光正。在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年輕的張光正選擇了中共，1945年到中共的游擊區抗日，為保護家人，改名何標。1945年11月何標與父親到游擊區與中共幹部甄華見面，張我軍與他這位學生徹夜長談後，甄華勸老師，抗日戰爭已經勝利，不管留在北平還是回台，「都要做有益於人民的工作」。離開中共游擊區，何標送父親回北平但沒有送到家，目送父親身影漸行漸遠：「我沒想到，那就是對他的最後一瞥了。」本文為何標自述，節自《番薯仔兩岸留痕－－京華老台胞口述歷史實錄》。

我並不姓何，原姓張，張光正是我的本名。我家這個張屬清河堂，彰化人，祖籍漳州南靖。據傳說，我們張家的祖先是張良。漢高祖劉邦手下三員大將，張良是其中之一。

我們這個家族應該是河北清河縣附近張姓的一支，由於外患入侵或水旱災害等原因離開原鄉一路南遷，一直遷到福建的南靖縣。南靖是山區，福建最窮的地方。到那兒紮根後的15代祖先叫石斑公，那時他17歲，生活不下去，就偷渡到台灣。去了以後，40歲時娶了一個20歲的新娘，叫王月娘，據我猜想，張王月娘很有可能是台灣的少數民族平埔人，平埔人是生活在平原地區的台灣少數民族，和漢人交往多，實際已經漢化了。

我父親是張我軍。他小學畢業就到日本人開的一家鞋店做學徒。有一天他的一個老師去買皮鞋，見到他就問：「你怎麼在這兒？」他說：「我在這兒學徒三年，已經出師了。」老師問：「你會做皮鞋了嗎？」他說：「會啊！」「那你替我做一雙吧。」結果老師拿到這雙皮鞋之後很滿意，覺得這個青年很聰明能幹，就說你到我的銀行裡來吧。這位老師叫林木土，是銀行的襄理。我父親去了以後當小工，端茶倒水打掃衛生，但他打得一手好算盤，所以哪個部門缺人手了，都讓他去幫忙，這樣一來銀行的各個部門他都接觸過，對這套業務都熟了，林木土就決定把他調到另一個分行去當職員。後來林木土奉命到廈門開分行，就帶著他去了。這件事是我父親人生的一個轉捩點，他跳出台灣，來到了祖國大陸，這是影響他一生的大事。

當時正是五四運動之後新思潮在全國蔓延的時候，我父親深受影響。不久，這家分行因為經濟危機的原因關閉，給了他一筆遣散費，我父親就拿著這筆錢到了北京。那是1923年到1924年間，他在北京待了九個月，這九個月裡他幹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學習。因為他去北京的目的就是學習五四運動的新思想，學習漢文。他因為上的是日本人的公學校，漢文基礎不是很好；還有就是學習北京話，不懂北京話你怎麼學啊。

第二件是向台灣的舊文壇宣戰。我父親接受五四新思想以後，感覺台灣的文壇太沉悶太落後，就寫了一篇文章《給台灣青年的一封信》，這封信非常尖銳地抨擊了台灣的舊文學。他的文章就像扔了一顆炸彈，把舊文學的壁壘爆炸了，這就引起了舊文學陣營的激烈反抗，對立面之一就是連橫。連橫老先生非常愛國，但是思想比較保守。他認為日本人要同化我們，我們要保存漢族文化，他認為漢族文化就是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就是廢除漢文，他把舊文學和白話文割裂開來了。於是開始了一場論戰。我父親堅決主張進行文學的改革，反對舊文學，認為舊文學是死文學，是腐朽的東西，要用新生命代替它，態度非常強硬地展開了一場論戰。就這樣我父親被稱作台灣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奠基者、急先鋒。

第三件就是找到了一個物件，就是我母親。我母親是他師範大學補習班的同班，班裡有兩個女生，我父親看中了她，就寫了一首新詩，連同自己的照片一起送給她，展開了攻勢。那時候我母親才十六、七歲，還不太懂這些事。她是湖北人，住在湖北會館。她有個大姐，就跟大姐討主意。大姐答應幫她打聽一下，覺得這個台灣青年還不錯，就帶著她和我父親見了面，藉口就是借書。就這樣借了還，借了還，後來第三者就不參加了。兩個人就在天壇、中央公園、陶然亭這三個地方偷偷約會見面聊天，之後各回各家，那時候自由戀愛還受到很大的限制。後來，我父親的遣散費用光了，不得不離開北京回台灣，在《台灣民報》做編輯記者。

這時，我母親這邊出了問題。因為父親去世早，當家的是四叔。四叔思想比較保守，不願意讓侄女嫁給台灣人，台灣當時屬於日本，那怎麼行？於是就給我母親找了個對象。恰好洪炎秋先生正在北京教書，他就發了個電報給我父親，讓我父親趕快來處理。我父親就到了北京，悄悄一商量，覺得依目前的情況很難和平解決，於是就帶著我母親坐火車到了福建，我母親還穿著學生服，連衣服都沒來得及回家取。在廈門，他們到當地的政府部門領了結婚證，之後就去了台灣，在台北很有名的江山樓舉行了婚禮。我父親從他們第一次見面送那封信和那首詩，一直到他們結婚，一共寫了55首詩，集成了《亂都之戀》這本書，在台灣出版了，這是台灣的第一部白話詩集。

我父親在現代文學領域取得成就，自己的努力是主要的，但遇到了兩個「伯樂」相助：第一個就是林木土，使他從一個小鞋匠一步步到了大陸，沒有這一步，他後來的這些都無從實現。第二個是吳承仕。母親結婚不久就懷上我了，那是1925年。我母親不想在台灣生產，覺得水土不服，跟我奶奶的關係也不是太好，所以就和我父親一起回到北京。1926年我生在了北京。我母親生完我繼續到國立女子師範大學上學，我父親上的是私立中國大學。當時我們住在宣武門外永光寺東街，是租的房子，房主吳承仕，是一位老先生，他從秀才考中進士，清朝滅亡後又變成大學教授，是中國大學和師範大學兩所大學國文系的系主任。他看我父親學習非常刻苦，晚上不睡覺都要念書。覺得這個後生可教，就刻意培養他，把他從中國大學轉到師範大學。與中國大學不同，師範大學是公辦的，基本上不收學費，我父親就這樣一直讀到大學畢業。當然這也是他自己刻苦用功的結果，但如果沒有吳承仕這個「伯樂」，也無法達成。

我父母離開台灣還有一個動機，就是不願意在日本人統治下生活。誰知到了北京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人占了東三省。當時害怕日本人進關，我家和洪炎秋家就離開北京，逃反到南京、上海、杭州一帶避風頭，後來看日本人沒有進關，就回來了。可是沒幾年「七七事變」爆發，29軍撤退，這樣，我們就第二次被淪陷了。那時候我父親已經把我祖母從台灣接來了，一大家子就靠我父親一個人，所以只能留在北京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