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冠肺炎談台灣對大陸「近親憎惡」現象

趙慶雲
(自由撰稿人)


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後,日本民間隨即捐助100萬個口罩到武漢,韓國政府也宣布將向中國提供價值1.5億元的防疫物資。反觀台灣政府,非但未對大陸提供人道援助,行政院長蘇貞昌還大動作宣布禁止出口口罩一個月,蔑稱「中國武漢發生肺炎,害慘全世界」;更有藍綠政治人物大肆炒作台灣未入WHO問題,將防疫問題泛政治化。即便台灣確實有口罩應急問題,也不代表不能提供其他物資援助或醫療人力支持,此種「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著實令人心寒。

殖民主義的差別對待重現台灣

不僅如此,台灣的社群網絡和新聞媒體上還充斥大量幸災樂禍、惡毒醜化謾罵大陸的言論,本於人道和同理心呼籲送口罩到大陸的台灣藝人被洗版撻伐,返台陸生要遭受「集中監測管理」的差別對待和歧視,搭武漢台商包機返台的陸配也被當成箭靶,此種病態的「仇中」現象,令人再三反思,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嫌惡和憎恨感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陳映真曾經用「近親憎惡」一詞,析解台灣仇視大陸和大陸人的現象,他透過回顧台灣近代歷史,指出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從1895至1945年,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歷史」;其二是從1949年迄今,台灣作為美國遏制中國的反共反華戰略最前沿的「新殖民地歷史」,期間國民黨在台實施戒嚴白色恐怖和「反共教育」,將大陸同胞惡魔化、醜陋化,廣泛影響了幾代台灣人對祖國大陸產生一種憎惡、恐懼甚至鄙視的心理,種下台灣人對自己民族的「近親憎惡」的毒果。

簡言之,陳映真對台灣「近親憎惡」大陸現象的看法,大體不脫國民黨長年灌輸的反共意識型態和過去日本殖民統治、美國新殖民主義的影響。

不過,「近親憎惡」固然有歷史上的原因,但近年越形嚴重,特別是80後、90後的青年世代中很多人對大陸普遍存在嫌惡、憎恨感,這到底怎麼解釋?除了上述歷史積澱下來的意識型態,還有近因,「中國崛起」應該是最重要的因素,或者說,對中國崛起的不知所措和心理不平衡,應是最大的因素。

南北韓和兩岸一樣,都是分斷國家,但是南韓人即使再反共,對待北韓同胞,也不會像台灣這樣對大陸存在濃烈的「近親憎惡」情結。比較南北韓和兩岸分斷的差異,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南韓作為資本主義國家,今日在經濟和文化影響力上仍遠遠凌駕於社會主義的北韓;台灣和大陸則相反,近年大陸在經濟、科技各方面的實力,都已遠超台灣。

美國的「月亮」不再那麼圓了

台灣年長一代,經歷過台灣經濟起飛、「錢淹腳目」,傲視大陸的時代;80、90後則成長於台灣流行文化依然強勢,經濟生活水平領先大陸的時代(台灣資本登陸、大陸偷渡客來台……),但兩者都在近年目睹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增長,人民過得越來越好也越有自信,國際上的威望與日俱增,甚至威脅到美國的地位的趨勢。過去台灣人習於鄙視共產黨專政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視美國霸權統治的世界秩序為當然,卻因為大陸的成功崛起,台灣人「親美反共」的世界觀深深的被動搖了。

對於大陸改革開放後取得的驚人成就,和世界秩序的轉變,既有的大國和小國紛紛調整心態與其交往,但是不少台灣人至今無法調適,把這樣的認知和心理失調,發洩在對大陸政治制度持續妖魔化,對大陸邊疆地區(新疆、西藏、香港等等)社會問題和暴亂甚至恐怖分子的聲援,對大陸社會難免出現的不合理現象放大檢視而加以嘲笑,卻始終不去正視大陸的整體成就--人民生活水準的普遍提高,在世界上扮演維護和平,抑制美國橫行霸道的貢獻。

近日武漢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後,不少台灣人喪失了基本的同理心和同情心,非但拒絕向大陸捐助口罩,還不斷幸災樂禍地散播各種真假不一的負面資訊,謾罵和攻擊同情大陸的台灣人,無差別抹黑大陸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表現出一副希望大陸疫情越慘越好的心態,對身受傳染病之害的大陸同胞極盡歧視和仇恨之能事,這是「近親憎惡」最極端的病態展現。

總結台灣對大陸的「近親憎惡」現象,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歸納出三個成因:

一、1895年,日本殖民、美國新殖民帶來的文明優越感。

二、1949年,冷戰與國共內戰結構下由國民黨灌輸、民進黨強化的仇共心理。

三、2008年,面對中國崛起(經濟、科技、文化的趕超)的心理不平衡。

三個環環相扣的歷史過程,相互承繼和糾纏,凝結成部分台灣人「親日、親美、反共、反中」的意識型態。這樣的意識型態,又構成一種強烈難解的「近親憎惡」情結。

台港成了西方反華勢力橋頭堡

化解那部分台灣人對大陸「近親憎惡」情結是複雜而艱鉅的工作,要清算日本殖民歷史,要讓他們認清美國軍工與金融統治集團治下的美國真面目,要揭露國民黨反共的意識型態和民進黨全盤繼承並進一步「反中」的關係,要扭轉日益嚴重的「去中國化」,還要促進他們對大陸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認識……。

這形同是把這部分台灣人已然顛倒的歷史觀和世界觀重新顛倒過來,難度之高可想而知。

兩岸「分斷對峙」70年的現狀,是滋養台灣人「近親憎惡」心理的政治結構,要改變這個結構,就必須儘可能搭起兩岸對話溝通的橋樑,支持兩岸在經濟、社會、文化和學術等各方面的交流,而且還應該進一步要求擴大深化交流。兩岸的政治交流和協商談判,則是重中之重,沒有政治議程的主導,既有的經濟、社會、文化和學術交流只會淪為讓利、做生意、發表論文、追星、吃飯旅遊、大拜拜……而已,台灣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型態地基不會因此改變。

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不少香港人也展現出對中國大陸的嫌惡和憎恨感,醫護人員罷工要求「封關」阻擋大陸人進入香港,甚至拒絕醫治來自大陸的同胞,和內地各省馳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形成強烈對比。何以致之?不用說,港台兩地的共通點在於冷戰時都處於圍堵中國的前沿,時至今日都是西方反共陣營的橋頭堡。稍微改寫那些對大陸「近親憎惡」台灣人的情結,用在大部分香港人身上也是適用的:

一、1842年,英國殖民帶來的文明優越感

二、1949年,殖民與冷戰結構下由難民潮、六七暴動、六四事件等歷史經驗累積而成的仇共心理

三、2008年,面對中國崛起(經濟、科技、文化的趕超)的心理不平衡。

這個三個環環相扣的歷史過程,相互承繼和糾纏,凝結成香港人「親英、親美、反共、反中」的意識型態,進而也構成一種排斥大陸的「近親憎惡」情結。

意識型態之爭是場持久戰

香港雖回歸中國多年,但近年爆發的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等都顯示,若香港只是繼續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特區體制下維持現狀,而不對殖民主義歷史、冷戰意識型態進行徹底的清理和反思,不對極端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變革和政治上的整頓,恐怕也消弭不了大部分港人對大陸的「近親憎惡」。就此而言,香港是台灣的前車之鑑。

在世人齊心打贏新冠肺炎阻擊戰的此刻,為了中國長期的和平發展和兩岸三地民眾的團結、共榮,我們無疑需要打好另一場意識型態的持久戰,治癒那部分港台同胞對大陸「近親憎惡」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