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冠肺炎談台灣對大陸「近親憎惡」現象

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後，日本民間隨即捐助100萬個口罩到武漢，韓國政府也宣布將向中國提供價值1.5億元的防疫物資。反觀台灣政府，非但未對大陸提供人道援助，行政院長蘇貞昌還大動作宣布禁止出口口罩一個月，蔑稱「中國武漢發生肺炎，害慘全世界」；更有藍綠政治人物大肆炒作台灣未入WHO問題，將防疫問題泛政治化。即便台灣確實有口罩應急問題，也不代表不能提供其他物資援助或醫療人力支持，此種「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著實令人心寒。

不僅如此，台灣的社群網絡和新聞媒體上還充斥大量幸災樂禍、惡毒醜化謾罵大陸的言論，本於人道和同理心呼籲送口罩到大陸的台灣藝人被洗版撻伐，返台陸生要遭受「集中監測管理」的差別對待和歧視，搭武漢台商包機返台的陸配也被當成箭靶，此種病態的「仇中」現象，令人再三反思，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嫌惡和憎恨感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陳映真曾經用「近親憎惡」一詞，析解台灣仇視大陸和大陸人的現象，他透過回顧台灣近代歷史，指出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從1895至1945年，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歷史」；其二是從1949年迄今，台灣作為美國遏制中國的反共反華戰略最前沿的「新殖民地歷史」，期間國民黨在台實施戒嚴白色恐怖和「反共教育」，將大陸同胞惡魔化、醜陋化，廣泛影響了幾代台灣人對祖國大陸產生一種憎惡、恐懼甚至鄙視的心理，種下台灣人對自己民族的「近親憎惡」的毒果。

簡言之，陳映真對台灣「近親憎惡」大陸現象的看法，大體不脫國民黨長年灌輸的反共意識型態和過去日本殖民統治、美國新殖民主義的影響。

不過，「近親憎惡」固然有歷史上的原因，但近年越形嚴重，特別是80後、90後的青年世代中很多人對大陸普遍存在嫌惡、憎恨感，這到底怎麼解釋？除了上述歷史積澱下來的意識型態，還有近因，「中國崛起」應該是最重要的因素，或者說，對中國崛起的不知所措和心理不平衡，應是最大的因素。

南北韓和兩岸一樣，都是分斷國家，但是南韓人即使再反共，對待北韓同胞，也不會像台灣這樣對大陸存在濃烈的「近親憎惡」情結。比較南北韓和兩岸分斷的差異，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南韓作為資本主義國家，今日在經濟和文化影響力上仍遠遠凌駕於社會主義的北韓；台灣和大陸則相反，近年大陸在經濟、科技各方面的實力，都已遠超台灣。

台灣年長一代，經歷過台灣經濟起飛、「錢淹腳目」，傲視大陸的時代；80、90後則成長於台灣流行文化依然強勢，經濟生活水平領先大陸的時代（台灣資本登陸、大陸偷渡客來台……），但兩者都在近年目睹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增長，人民過得越來越好也越有自信，國際上的威望與日俱增，甚至威脅到美國的地位的趨勢。過去台灣人習於鄙視共產黨專政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視美國霸權統治的世界秩序為當然，卻因為大陸的成功崛起，台灣人「親美反共」的世界觀深深的被動搖了。

對於大陸改革開放後取得的驚人成就，和世界秩序的轉變，既有的大國和小國紛紛調整心態與其交往，但是不少台灣人至今無法調適，把這樣的認知和心理失調，發洩在對大陸政治制度持續妖魔化，對大陸邊疆地區（新疆、西藏、香港等等）社會問題和暴亂甚至恐怖分子的聲援，對大陸社會難免出現的不合理現象放大檢視而加以嘲笑，卻始終不去正視大陸的整體成就－－人民生活水準的普遍提高，在世界上扮演維護和平，抑制美國橫行霸道的貢獻。

近日武漢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後，不少台灣人喪失了基本的同理心和同情心，非但拒絕向大陸捐助口罩，還不斷幸災樂禍地散播各種真假不一的負面資訊，謾罵和攻擊同情大陸的台灣人，無差別抹黑大陸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表現出一副希望大陸疫情越慘越好的心態，對身受傳染病之害的大陸同胞極盡歧視和仇恨之能事，這是「近親憎惡」最極端的病態展現。

總結台灣對大陸的「近親憎惡」現象，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歸納出三個成因：

一、1895年，日本殖民、美國新殖民帶來的文明優越感。

二、1949年，冷戰與國共內戰結構下由國民黨灌輸、民進黨強化的仇共心理。

三、2008年，面對中國崛起（經濟、科技、文化的趕超）的心理不平衡。

三個環環相扣的歷史過程，相互承繼和糾纏，凝結成部分台灣人「親日、親美、反共、反中」的意識型態。這樣的意識型態，又構成一種強烈難解的「近親憎惡」情結。

化解那部分台灣人對大陸「近親憎惡」情結是複雜而艱鉅的工作，要清算日本殖民歷史，要讓他們認清美國軍工與金融統治集團治下的美國真面目，要揭露國民黨反共的意識型態和民進黨全盤繼承並進一步「反中」的關係，要扭轉日益嚴重的「去中國化」，還要促進他們對大陸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認識……。

這形同是把這部分台灣人已然顛倒的歷史觀和世界觀重新顛倒過來，難度之高可想而知。

兩岸「分斷對峙」70年的現狀，是滋養台灣人「近親憎惡」心理的政治結構，要改變這個結構，就必須儘可能搭起兩岸對話溝通的橋樑，支持兩岸在經濟、社會、文化和學術等各方面的交流，而且還應該進一步要求擴大深化交流。兩岸的政治交流和協商談判，則是重中之重，沒有政治議程的主導，既有的經濟、社會、文化和學術交流只會淪為讓利、做生意、發表論文、追星、吃飯旅遊、大拜拜……而已，台灣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型態地基不會因此改變。

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不少香港人也展現出對中國大陸的嫌惡和憎恨感，醫護人員罷工要求「封關」阻擋大陸人進入香港，甚至拒絕醫治來自大陸的同胞，和內地各省馳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形成強烈對比。何以致之？不用說，港台兩地的共通點在於冷戰時都處於圍堵中國的前沿，時至今日都是西方反共陣營的橋頭堡。稍微改寫那些對大陸「近親憎惡」台灣人的情結，用在大部分香港人身上也是適用的：

一、1842年，英國殖民帶來的文明優越感

二、1949年，殖民與冷戰結構下由難民潮、六七暴動、六四事件等歷史經驗累積而成的仇共心理

三、2008年，面對中國崛起（經濟、科技、文化的趕超）的心理不平衡。

這個三個環環相扣的歷史過程，相互承繼和糾纏，凝結成香港人「親英、親美、反共、反中」的意識型態，進而也構成一種排斥大陸的「近親憎惡」情結。

香港雖回歸中國多年，但近年爆發的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等都顯示，若香港只是繼續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特區體制下維持現狀，而不對殖民主義歷史、冷戰意識型態進行徹底的清理和反思，不對極端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變革和政治上的整頓，恐怕也消弭不了大部分港人對大陸的「近親憎惡」。就此而言，香港是台灣的前車之鑑。

在世人齊心打贏新冠肺炎阻擊戰的此刻，為了中國長期的和平發展和兩岸三地民眾的團結、共榮，我們無疑需要打好另一場意識型態的持久戰，治癒那部分港台同胞對大陸「近親憎惡」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