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特追殺，金蟬脫殼

1949年10月我父親徐森源自台撤往香港後，由組織安排留在香港，從事對台調研和做在港台灣人的策反工作。

轉眼之間進入了50年代。其時在香港，作為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的所謂「自由港」，地位格外特殊，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掩蓋下，魚龍混雜，東西方兩大陣營、各國和各種政治勢力的情報組織，均盤踞在香港，在這片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華人土地上，互相鬥法，各顯神通。其中，中共華東局以萬景光為首在港設立的情報機構，與台灣保密局在港特務組織之間的暗戰，猶為劇烈與殘酷。

正當父親在港努力工作的時候，1953年1月12日晚上，元旦剛過不到半個月，萬景光突然來到父親的寓所，以組織的名義鄭重通知他：上級得到確實情報，國民黨特務正在通過盧某追查他在香港的行蹤，要他準備撤回上海。同時叮囑我父親暫時不要外出，並要他交幾張照片辦理回內地的通行證。

事出有些突然，乍一聽，父親不由得心頭一驚！萬景光說的「盧某」，廣東人，在九龍嘉林旁道「民生書院」教書。我父親來港之前並不認識他，對他過去的歷史全然不瞭解。後來之所以會認識他，純粹是為了給台灣我母親匯錢的關係。父親說：「因為我接濟在台家屬的錢如果由銀行匯，比黑市套匯價格差很遠。因此，我得到組織同意後，以我妻弟潘□□的名義給我妻寫信，囑她如有朋友要由台匯款來港可寫信來。恰巧我妻的同事李□□有家屬在香港，要李由台匯錢接濟。但那時由台至港沒有正式通匯，因此李□□與我妻商量，由我妻弟潘□□在港交錢給李妻，然後由李在台交款給我妻。而盧某因與李□□妻住在一塊，故來信時囑將款交盧某，再轉交給李□□家屬。就因這樣的匯款關係，我以妻弟潘□□的名義和身分，去九龍嘉林旁道民生書院與盧某見過兩次。後來又因託李□□的家屬帶衣服往台，又見過盧一次，一共見過三次。在接觸時，除談匯款問題外，未談其他問題，同時在事前事後都曾將情況報告過組織。」那幾天，父親遵囑不能外出，整日呆在寓所裡思前想後：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後來他們認為，最大的根源可能還是來自台灣，而通過盧某來追查我父親，則是事情發展的結果。父親說：「敵人會追查我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下列數點：1.1949年10月，我匆忙由台撤退來港，敵人可能已予注意。來港後亦可能被一些國特所嗅知。如在港時曾碰見過一些過去認識的國特（如中統爪牙蘇泰楷現在港做胡文虎的秘書），同時亦曾碰見一些客籍同鄉的白華，其中可能有些係國特；2.當時在台直接領導我的劉志敬（又名洪幼樵），及過去在東區服務隊（抗戰時期丘念台籌組的抗日救亡團體，其中有很多中共地下黨員）共同工作過的一部分同志，先後在台被捕，可能將我暴露；3.在台灣的一批粵籍特務分子如李□□、徐□□等，都知道我以前在東區服務隊工作過，可能早就懷疑我。尤其後來東隊一部分在台同志被捕後，更可能加強對我的懷疑；4.我在港經常接觸的台灣群眾中，有一些學生是我以前在基隆中學教過的，他們都知道我的真實姓名和我的政治態度。同時，以前幫助林耀中回大陸時，被另一台籍青年翁□□知道了。翁某又從台籍學生陳□□處知道我的真姓名和政治傾向。翁的政治關係複雜，而在翁的周圍又有一台籍青年蔡□有國特嫌疑。」

儘管父親對寄信及轉款給我母親一直都很謹慎小心，一切都用我小舅潘□□的名義，就連寫信都是由我小舅親筆寫，但如果上述因素中只要有其中一個因素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我母親在台灣都有可能因此而被嚴密監視，而且很可能由我母親那邊的線索，追查我父親和我小舅的行蹤。

針對以上幾種情況，父親與徐懋德仔細研商後決定採取以下幾個措施：「1.斷絕平時和我有來往的幾個台籍學生的關係，並寫信給平時代潘□□轉信的我的學生楊□□，告訴他我已訂於農曆年前回鄉過年，以後潘□□的信不必再由他處轉交；2.用我妻弟潘□□的名義寄信給我的妻子，告訴她因香港生意冷淡，已準備回鄉經營布匹生意，並由潘□□另覓其在九龍做工的外甥黃□□轉信；3.用我妻弟潘□□的名義，寫信給盧□□，告訴他潘已回鄉，並詢其匯款及託帶衣服的事情。」父親說，採取上述措施，目的在於造成他和我小舅潘□□都已離開香港的假象，麻痹敵人，放鬆追查。同時在等候通行證期間，按照組織上的指示，結束和移交我父親在香港的工作。

以後的事實證明，上述措施果然見了成效。一直到當年2月20日我父親辦妥通行證離開香港後，父親和在台灣的母親都沒出事。我長大後才知道，其實當時我小舅潘□□根本就不在香港做生意，甚至終其一生，也未見過我父親一面，信都是在廣東老家寫的，寫好後寄到香港，由我父親在港的學生楊□□代轉到台灣。至於匯到台灣接濟給我母親和弟弟的生活補助費，當然也不是我父親的工資。當時新中國剛剛建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仍然沿襲戰爭時期的供給制，所以這些錢其實都是組織上專門撥付給我父親的。

撤退到上海後，我父親在香港工作時的直接領導何□□，曾經專門為此事寫有較為詳細的證明材料，其中說：「徐的妻子和幾個小孩因不及撤退仍留在台灣，過去一直由組織照顧補助，在不影響工作崗位條件下由徐個人負責匯濟家用（徐撤回上海後仍未停止。去年華東局統戰部結束時，曾最後一次發給他家庭補助一千萬元人民幣）。1952年底，前華東公安局曾獲得情報，知匪保密局曾電示其香港特務站，擬通過由香港匯款給徐妻的人、址，查詢徐森源的行蹤，我們恐影響當地工作，經領導批准將徐撤回上海。」當然，1955年國家實行工資制以後，匯往台灣的錢，就從我父親的薪資裡出了。那時候，國家外匯管制十分嚴格，匯給我母親的錢，都是經過有關部門特批，在中國銀行兌換成港幣匯往香港，再從香港轉匯台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迫中斷。

父親略施小計，金蟬脫殼，1953年2月20日，順利離開了他工作了將近三年半的香港，坐上北行的列車，回到了闊別整整七年、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祖國大陸，經廣州轉往上海，開始了新的學習、工作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