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援非與新一輪國際秩序

蔡政府的代表未如願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儘管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蔡政府不放過任何自我宣傳機會，甚至不惜得罪世界衛生組織（WHO），但數月來的努力，最後只能「出口轉內銷」，在台灣內部發生作用。國際上許多人對台灣的印象，就定格在譚德塞譴責台灣人對黑人社群發表歧視言論的不堪記憶上頭。

早在4月初，譚德塞在記者會上點名台灣網軍對他進行污衊。此後台灣社群媒體對黑人社群的歧視性言論更像是滾雪球般失控暴增。各種攻擊留言措辭變本加厲：黑鬼、垃圾黑鬼、尼哥等用語遍佈論壇留言區；在臉書和推特上，到處可見不堪入目的迷因圖，把譚德塞塗成黃皮膚，嘲諷他皮膚不夠黑，根本是中國人，有人把他畫成狗，斥責他是奴性未改的「黑奴」。

台灣人多把美國、歐洲等西方現代化國家當成楷模，一方面努力追趕，一方面又滿懷「比上不足」的自卑感，自卑與自大是一體兩面，面對第三世界或後進發展國家，就出現了阿Q式自大、歧視。這類歧視一般主要針對來自印尼、菲律賓等地移工，而「黑人」基本上雖是大多數台灣人生活經驗以外事物，可好萊塢成功塑造大多數台灣人的主流世界觀：阿拉伯國家是恐怖分子、穆斯林是封建落後，至於黑人，那肯定是又窮又髒的。在他們看來，譚德塞首先是一個黑人，然後才是人。他的專業能力都在這些台灣人視野以外。

台灣人普遍接受的國際排序，其實也就是一個種族排序，一方面和歐美白人沆瀣一氣，用（想像的）西方人尺度和眼睛來觀看量測自身與他人；二方面，對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追求獨立、抵抗帝國主義的經驗，要嘛是一無所知，要嘛仇視排斥。

非洲國家在50、60年代紛紛脫離殖民地獨立。那個年代的非洲人和中國人，至少存在著兩種相近元素。第一、都受到社會主義影響；第二、都努力擺脫西方強權的壓迫或殖民。中非間的友好關係，就是從那時就建立起來。

50、60年代領導獨立運動的非洲政治菁英，多為40年代在歐洲留學的知識分子，受到社會主義運動和思想的深刻影響，如加納國父恩克魯、坦尚尼亞國父尼雷爾、塞內加爾國父桑戈爾，這些在歐洲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留學生，回到非洲都最先公開批判歐洲的殖民，隨後也領導自己國家的革命，建立獨立的非洲國家。

中國當時支援了很多非洲國家的獨立運動。1958年阿爾及利亞宣布脫離法國獨立，成立臨時政府，中國立刻就承認了阿爾及利亞，毛澤東還曾公開表態，中國是站在阿爾及利亞這邊的，不怕戴高樂生氣；埃及為運河國有化和西方國家衝突，引發第二次中東戰爭，中國人不只對埃及捐贈醫藥物資，北京天安門廣場上還曾有50萬中國人走上街頭，聲援埃及。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情誼，1971年，在聯合國大會的2758號驅逐蔣政權的決議案中，76張同意票裡，有26票來自非洲國家，當時毛澤東曾說「是非洲兄弟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

這次新冠疫情全球爆發後，中國至今已派出共五組醫療專業團隊，分別前往布吉納法索、衣索比亞、吉布地、象牙海岸和剛果（金）等非洲國家。習近平18日在WHA上發言時，特別提到未來將會擴大對非洲國家的支持。提供更多物資、技術和人力支援。這一方面顯示中非友好的長久歷史關係在新世紀的傳承；二方面突顯中國將在國際秩序的安排有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歷史上，非洲國家一直受醫療研究的剝削。醫療史學者普遍認為，從西方帝國主義在南方國家建立殖民地開始，被殖民者就開始被當成研究對象。如歷史學家海倫．提利（Helen Tilley）的研究指出，白人殖民政權的種族主義，有各種將實驗合理化的偏見和偽科學，如主張「黑人比較耐痛」。由於殖民地通常缺乏研究倫理的審查和管控機制，殖民者科學家在殖民地進行藥物實驗幾乎完全不受監督，被實驗者若生病或死亡，甚至無法獲得補償。

非洲思想家馬哈茂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曾經表示，過去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是「帝國主義式」的，中國崛起後，就面臨一個考驗，是只想要加入到既有秩序中，還是設想一個截然不同的國際秩序？過去中國的外交原則是不輸出革命、不干預他國內政，可曼達尼認為，光是承諾不介入他國內政遠遠不夠，如果中國希望尋求普遍支持，就需要為世界提供不光是金錢的利益。

新冠疫情，無疑是全人類要共同面對的災難，然而危機經常也是轉機。中國在這場世界性的危機當中，能夠如此調度國家資源，向最迫切需要幫助的非洲國家展開實際援助，除了可有效降低傷亡，更能向世界釋出「China can help」的信息，預示中國崛起後，國際可能出現更為平等互惠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