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戰對解決台灣問題的啟迪

1950年6月25日早晨，位於朝鮮半島南北中央的北緯38度線，北方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南方的大韓民國長期小規模的武裝衝突和摩擦發生質變，大規模內戰全面爆發。這本來是朝鮮南北雙方為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內戰，然而，6月26日上午（華盛頓時間為25日晚），美國總統杜魯門即主持召開由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共14人參加的高級會議，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不得干預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內部管轄之事件」的規定，作出了武裝干涉朝鮮內戰和第七艦隊侵入中國台灣海峽的決定，同時決定加緊向侵略越南的法國軍隊提供援助等。當天即將有關決定電傳給駐東京的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令其立即執行。美國駐日本的海空軍部隊隨即開始出動支援南朝鮮軍隊作戰。27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空軍第13航空大隊入駐台灣。同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公開宣佈上述決定，並背棄美國參加的有關台灣歸屬中國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聲稱「台灣未來地位」未定，製造中國分裂。

1950年7月7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美國主導，蘇聯缺席（蘇聯自1950年1月起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問題，拒絕出席安理會）的情況下，通過第84號決議，成立聯合國軍，由美國主持，並請美國指派部隊之司令。8日，杜魯門任命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

戰爭一開始，北朝鮮人民軍主力部隊很快推進到朝鮮半島南部，佔領大韓民國首都漢城（今首爾），眼看整個朝鮮半島就要全部解放。9月15日，美軍的大部隊在韓國仁川成功登陸。一開始，朝鮮人民軍打了幾次硬仗，但漸漸地就支持不下去了。至9月29日，美國侵朝地面部隊全線進抵38線，並準備越過38線向中朝邊境進攻。美軍節節勝利，朝鮮人民軍節節敗退。

金日成得知前方不利消息後，於9月28日召集了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最終認定，由於大部分人民軍主力未能撤回，一旦美軍越過38線，在北方的人民軍不可能進行有效的抵抗。因此，朝鮮面臨十分嚴重的危險局面。會議決定，由金日成出面，給蘇聯和中國最高領導人各寫一封信，要求蘇聯和中國動用軍事力量，直接支援朝鮮。

史達林10月1日收到金日成求援信，立即給毛澤東、周恩來發電報，建議中國至少應派5-6個師的部隊到38線，掩護朝鮮人民軍組織後備力量。10月2日，毛澤東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發出電報，這個電報由羅申於10月3日發往莫斯科。毛澤東在這個電報中提出：「目前最好還是克制一下，暫不出兵，同時準備力量，這樣做在把握作戰的時機上會比較有利。」

就在毛澤東請羅申轉發上述電報時，中國領導人從各方面的消息獲知，美國決定其地面部隊越過38線北進。10月3日凌晨，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通過他和印度政府轉告美國當局：「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38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對此，美國最高決策者並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杜魯門認為，周恩來的警告只是一種宣傳策略，麥克阿瑟更自信地表示，即使有蘇聯支援，中國軍隊也「不足為患」，他自信在感恩節左右，美軍就能勝利結束韓戰，他甚至發出豪語說：「我們的士兵將回家過聖誕」。

朝鮮內戰爆發後，美國馬上在朝鮮、越南以及中國台灣三個戰略方向採取侵略行動。毛澤東將之形容為「三把刀」插向中國－－朝鮮一把插在頭上，台灣一把插在腰上，越南一把插在腳上。當時中國因沒有海空軍而難以在台海作戰，出兵越南後勤供應又極其困難，只有在朝鮮戰場同美國侵略者較量，才最便於發揮自身的陸軍優勢。

10月4日、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是否出兵援朝問題。有一種意見主張暫不出兵，因為一切準備不夠；另一種意見是積極主張出兵，因為，我們準備不夠，美國也準備不夠，如果讓美國佔領了朝鮮，對我們就是一個直接的威脅，我國的國防、邊防和經濟建設都將處於不利地位。朝鮮在危急的情況下請求援助，我們不能置之不理。會議上，毛澤東堅定地說：「我們出兵參戰的困難確實很多，但是，朝鮮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國人民不能眼看著美國侵略者對其肆行踐踏而置之不理；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我們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中央政治局經過充分討論，毅然作出了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的決策。10月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討論了志願軍出動作戰的具體問題。

10月8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革命軍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簽署了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命令「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並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同日，毛澤東親自起草電報通報金日成。1950年10月19日，彭德懷司令員率領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戰場。同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反侵略戰爭正式打響。

越南戰爭期間流傳著這樣一則笑話：有人把美、越雙方的綜合國力放進電腦計算，電腦給出的答案是戰爭早已結束，美方獲勝。這則笑話同樣適用於抗美援朝戰爭。

韓戰爆發的1950年，美國鋼產量8,772萬噸，佔世界總產量的47%，是中國60.60萬噸產量的144倍；當年美國的工農業總產值2,848億美元，中國574億人民幣。中美兩軍的裝備差距更大。美國擁有世界最強大的海軍和空軍，有原子彈，從韓戰一開始就將海空軍投入作戰。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海軍和空軍還在組建過程中，沒有形成戰鬥力。地面部隊，美軍一個師的裝備就遠強於中國人民志願軍一個軍的裝備。美軍裝備著坦克、裝甲車、榴彈炮、高射炮等現代化武器，軍隊穿著製作精良的皮靴、大衣，佩戴著手表、指南針等用品；而中國人民志願軍則使用著「萬國造」槍支，身穿單薄軍裝、黃膠鞋；美軍吃的是熱呼呼的伙食或罐頭，而中國人民志願軍吃的卻是炒麵粉就冰雪。由於中美兩國巨大的國力軍力差距，新中國抗美援朝的決定被世界多國嘲笑，美國人更嗤之以鼻，歐洲多國覺得中國自不量力。

此時的中國一窮二白，卻擁有一支歷經20多年戰火鍛鍊的軍隊，陸戰經驗非常豐富。當時美國統治集團中一部分人，如杜勒斯、麥克阿瑟等甚至叫囂要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教訓一下中國。中國軍隊在二戰中的拙劣表現給人留下太深的印象，如：50萬中國軍隊不加抵抗，就讓兩萬日軍佔領了東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線的30萬軍隊被區區三千日軍像趕鴨子一樣趕得到處逃跑。在美軍官兵的心目之中，中國軍隊是「鴨子」，是不堪一擊的弱旅。這種先入之見，讓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蔣介石統領下的一群「鴨子」，在毛澤東指揮下竟成了一群獅子。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韓戰中表現出來的戰勝困難的勇氣、視死如歸的氣概和精明有效的戰術讓對手深感欽佩。他們認為，無論從戰役指揮和戰場表現來評判，中國軍隊獲勝都是合理的。美軍落敗不是什麼丟臉的事。

中美雙方軍力國力存在天壤之別的極為艱難情況下，中朝軍民密切配合，首戰兩水洞、激戰雲山城、會戰清川江、鏖戰長津湖等，連續進行五次戰役，此後又構築起銅牆鐵壁般的縱深防禦陣地，實施多次進攻戰役，粉碎「絞殺戰」、抵禦「細菌戰」、血戰上甘嶺，經過艱苦卓絕的戰鬥，中國人民志願軍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由90%多美軍組成的所謂聯合國軍，打破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被迫於1953年7月27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此，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二戰名將克拉克上將不無沮喪地自稱是「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美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和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戰時曾任國防部長的馬歇爾也嘆息說：「神話已經破滅了，美國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樣一個強國」。

參加韓戰的美軍部隊均非等閒之師。美國第八軍、陸戰一師、騎一師都是美軍中響當當的王牌軍、常勝軍。官兵又剛打過二次大戰，富有實戰經驗。裝備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種輕重武器。並且擁有絕對的制空權、制海權。一個世界公認最強大的國家的陸海空三軍聯合立體作戰，卻沒能打過一個貧窮國家裝備原始的陸軍。尤其，是在對美軍有利的大兵團野外攻防戰而不是游擊戰的狀況下失利，而且輸得很慘。這是美軍和美國國家永遠的恥辱和瘡疤。不堪回首，不談也罷，因此，韓戰常被稱為是被遺忘的戰爭。

在朝鮮戰場上，中國取得百年來對外戰爭從未有過的輝煌勝利，鴉片戰爭後百年來喪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從此得到恢復。抗美援朝戰爭當之無愧地成為中華民族走向歷史復興的重要心理支撐點。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中國人走向民族復興是從跨過鴨綠江那一刻開始的。

在朝鮮戰場上，志願軍將士面對強大而凶狠的世界頭號強敵，身處惡劣而殘酷的戰場環境，拋頭顱、灑熱血，以「鋼少氣多」力克「鋼多氣少」，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志願軍將士冒著槍林彈雨，勇敢衝鋒，頂著狂轟濫炸，堅守陣地，用胸膛堵槍眼，以身軀作人梯，抱起炸藥包、手握爆破筒衝入敵群，忍飢受凍，絕不退縮，烈火燒身，巋然不動，敢於「空中拚刺刀」。在他們之中湧現出楊根思、黃繼光、邱少雲等30多名英雄功臣，近六千個功臣集體。英雄們說：我們的身後就是祖國，為了祖國人民的和平，我們不能後退一步！這種血性令敵人膽寒，讓天地動容！

志願軍空軍飛行員在朝鮮戰場作戰兩年八個月，以只有幾十小時飛行經驗面對飛行時間數百至數千小時的美國飛行員，初生之犢不畏虎，粉碎了美軍的「絞殺戰」，保衛了朝鮮地面重要目標，擊落敵機330架、擊傷95架。在朝鮮戰場上，一批空軍飛行員成長起來。劉玉堤在一次空戰中擊落敵機四架、王海一次擊落兩架，張積慧擊落了美國王牌飛行員戴維斯，韓德彩擊落美國飛行時間在三千小時以上的雙料飛行員費席爾，震動了美國空軍。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驚訝地說：「共產黨中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世界上主要空軍強國之一。」

就是這樣英雄的人民，讓彭德懷氣壯山河地宣告：「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毛澤東更理直氣壯地表明：「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抗美援朝戰爭雄辯地證明了，中國人民深知，對待侵略者，就得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同他們對話，這就是以戰止戰、以武止戈，用勝利贏得和平、贏得尊重。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難和風險面前，腿肚子不會抖，腰桿子不會彎。中華民族是嚇不倒、壓不垮的！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上將1951年5月在國會上批評麥克阿瑟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假如把戰爭擴大到共產中國，會把我們捲入一個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中」。

回顧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思考，對於今天堅定有力地處理中美博弈和解決台灣問題有一定的啟迪。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在對台問題上，從實際出發制定方針政策，歷經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和平統一這三個重要階段。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不是內戰的結束，而是內戰的延續。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怎樣解決台灣問題，中國人民自己說了算。因此，1949年，在中國大陸基本解放的基礎上，毛澤東審時度勢，想沿用戰爭方式，一鼓作氣解放台灣，實現國家統一。1949年3月15日，《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時評文章第一次向外界釋放了中國共產黨決心解放台灣的政治信號。4月21日，毛澤東發佈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6月，渡江戰役勝利結束，為進軍華南、西南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解放沿海各島嶼的作戰也被提上日程。毛澤東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認為一鼓作氣打到台灣是有可能的，於是便做出了希望在1950年以武力直接解放台灣，結束內戰的決策。8月，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在接到指示後，迅速集結軍力、物力進行準備攻台的相關工作，武力解放台灣蓄勢待發。在準備攻台的過程中，毛澤東深刻認識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需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和空軍力量，以便掌握台灣海峽的制海權和制空權，登陸作戰計劃才能更加順利地實施。基於這些因素的考量，爭取蘇聯的軍事援助和軍事支持成為當時最切實可行辦法，也是最便於開展對台作戰的有利條件。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爭取蘇聯幫助中國培訓飛行員、確保渡海作戰取得勝利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0年，在各方面的工作準備妥當後，成立了對台前線指揮部，由粟裕擔任解放台灣的總指揮，制定了具體的作戰計劃，開始著手解決台灣問題。然而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出兵朝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成為擺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面前最重要任務。1950年8月26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支援朝鮮人民，推遲解放台灣」的決定。以武力直接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計劃暫被擱置。同時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和第13航空大隊進駐台島，更是成為以武力直接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阻擾因素。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1954年12月2日，美、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使台灣問題出現複雜化、國際化傾向。國際上，朝鮮停戰協定簽訂，日內瓦會議（1954年4月26日）和萬隆會議（1955年4月18日）相繼召開，整個局勢趨於緩和。在大陸，社會主義改造接近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不僅需要調動一切經濟因素，動員一切力量，而且還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據此，中共中央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思路做出重大調整，在不放棄武力的同時，提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政治主張。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萬隆會議（又稱為第一次亞非會議）八國代表團（中國、緬甸、錫蘭、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團長會議上，按毛澤東的指示表明：「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這是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

1956年4月，毛澤東提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等政治主張，還向台灣國民黨當局發出了「省親會友、來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獎、國共合作、愛國一家、和平解放、互不破壞」的倡議，並積極敦促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談判。1956年7月中旬，周恩來先後三次同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曾在贛南同蔣經國共過事，時任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記者曹聚仁談話。周恩來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20世紀60年代，北京正式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一綱四目」，於1963年1月4日通過張治中致陳誠的信轉達，其中「一綱」是基本原則，即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是具體方式：1.台灣統一於祖國後，除外交上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2.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3.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之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4.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毛澤東一再表示，台灣當局只要一天守住台灣，不使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目前的對台政策。「一綱四目」是「一國兩制」的雛形，「一綱四目」的提出標誌著北京對台政策從「和平解放」調整為「和平統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由此各項工作的方針、政策也有所調整。全會公報首次以「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來代替「解放台灣」的提法。「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由是底定。

在解決台灣問題方面，隨著國內外情勢的演變，歷經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和平統一三個重要階段，儘管手段有所不同，但「一個中國」原則和「不放棄武力」的立場從不曾動搖或改變。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把「一個中國」的基本原則作為指導兩岸關係發展的核心問題和進行國際交往的基本準則，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絕不做任何的妥協和讓步。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大陸和台灣任何問題都可以談判協商。反之，拋開「一個中國」原則想談任何問題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內，兩岸才有「和」的基礎。

能「戰」方能言「和」，「和」是以「戰」為基礎的。從戰、和的辯證關係來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必須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只有把軍事鬥爭準備工作做好了，才能確保一旦需要武力解決時，具有決戰決勝的絕對把握。因此，解決台灣問題，軍事準備越充分，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只有把軍事鬥爭準備工作做充分了，才能做到「談」有後盾，「打」有把握，才能確保一旦需要武力解決時，毅然出手，決戰決勝。

美國退役海軍四星上將、1996年台海危機中任美國航母作戰群司令的詹姆斯．埃利斯，10月29日在胡佛研究所舉辦的一場在線研討會上談及中國軍力快速發展時表示，1990年代解放軍在很多方面都遠落後於美軍，但是到2000年後，中國軍力逐漸現代化，開始演變成對美國地區主導地位的重大挑戰。埃利斯直言，「我現在根本無法在不受任何懲罰的情況下，再像24年前那樣指揮兩個航母戰鬥群」。

在談到台海兩岸軍力對比時，埃利斯指出，10年前解放軍軍艦數量是台灣的四倍，現在是台灣的六倍，解放軍擁有六倍的戰鬥機和八倍的坦克。埃利斯認為，台灣的戰鬥意願看起來不堅定。一些軍事觀察員稱，儘管台灣長期以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刺蝟」，但他們從未見過台灣的迫擊炮開火。台灣軍事開支佔其GDP的不到2%，沒有訓練有素和積極的後備力量。許多內部人士對台灣堅持到底的能力感到悲觀。

坦率而言，解決兩岸統一問題的台海戰爭之所以始終沒有發生，並不是因為中國在美國可能干預的壓力下而不敢啟動，而是對台灣同胞切身利益的維護；然而，如果自己的國土面臨著被分割，或兩岸統一的目標因台灣當局在外部勢力支持下堅決抵制而遲遲不能實現，那麼，即便讓中國再接受一場比韓戰更殘酷、破壞性更嚴重的對抗任何外部勢力的新戰爭，中國都不僅將毅然應對，而且有充分的信心實現完成統一大業同時又有效抵禦外來干涉的既定目標。抗美援朝的積極意涵適用於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