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每年年底所召開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要總結該年經濟工作，分析現實經濟形勢，部署來年的經濟工作，去（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收成之年，而今（2021）年則是「十四五」規劃開啟之年，尤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導致世界經濟衰微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危機，並引發全球「去中心化」風潮，而其針對的焦點大致是中國。面對此一內外在形勢的衝擊，中國必須提出因應對策，為此去年12月16-18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在經貿發展策略上，強調構建「雙循環」的格局，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上，注重需求側管理，重點則要強化戰略科技力量，產業鏈自主性以及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在對外開放上，則強調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並罕見地把積極加入全面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縮寫CPTPP）列入發展工作中。就整體發展策略而論，具廣泛又極具前瞻性，而其執行成效正受國際社會普遍的關注。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在中國不斷調整經濟發展策略的同時，經濟也面臨下行壓力。為緩解經濟下行壓力，2016年，首次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2017年，明確提出「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徵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18年，再次闡明「我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2019年，堅定指出「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過去六年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經濟新常態」的認知，並形成「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在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維持經濟的平穩增長。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需求銳減而且嚴重失衡，短期內難以復甦，是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困境；西方已開發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經濟、科技和產業的打壓，使中國經濟面臨嚴峻複雜的挑戰。

整體而言，當前中國經濟正遭遇到世紀罕見的三重嚴重衝擊：一是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發；二是世界經濟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三是一些國家遏制打壓全面升級，外部環境帶來鉅大挑戰。

儘管如此，中國妥善控制疫情，維持基層運轉，保持產業鏈供應鏈穩定，藉宏觀調控政策，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0年第一季度萎縮6.8%，二季度轉為增長3.2%，三季度回升至4.9%。中國經濟運行逐季改善，逐步恢復常態。全年經濟同比將增長2%左右，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將由2019年的16.3%上升到17.5%左右。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將增長8.2%，世界銀行預測增長7.9%，經合組織預測增長8%。顯然中國是從疫情困局中最早脫困的經濟體。

在內外經濟形勢衝擊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中國經濟的認知是，「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清醒看到，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明年（指今2021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復甦不穩定不平衡，疫情衝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要增強憂患意識，堅定必勝信心，推動經濟持續恢復和高質量發展」。

在此大背景下，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堅持系統觀念，鞏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

在宏觀經濟調控上，今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因此仍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時度效。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方面，不僅強調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而且指出，「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

會議中提出今年八項重點任務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全面推進改革開放、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強化防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

八項任務中，「擴大內需」被排在僅次於科技創新和產業鏈升級之後，顯示龐大的內需市場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內在動力，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主要支撐。

40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展，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再加上吸引外商投資，在國際產業分工的推進下，中國擁有全球最齊全的產業鏈，並且是全球產業鏈極重要的環節。從尖端科技到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製造。但是檢視全球產業鏈分工，也可以發現，產業鏈是高度專業，各有分工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掌握從上游到下游的所有先進技術，中國在產業鏈的部分關鍵部位並不強，過去可以透過購買技術及產品來解決，而美中貿易戰以來，美國川普政府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和制裁，突顯中國在產業鏈核心技術落後的嚴重缺失。

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第五代通訊技術方面領先全球的華為，擁有先進芯片設計能力，卻無法製造，嚴重依賴外國技術和產能，也因此在遭到美國制裁後對中國資訊產業的衝擊，是中國產業鏈之痛的縮影。

會議中將「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列為八項重點任務之首，便是要求科技自立自強，其中還明確指出，「要解決國家發展和安全重大難題」，「要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要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等等，這些將是今後中國的重點工作任務。

由於川普政府對中國企業的制裁，使中國高度警惕產業供應鏈被圍堵，因此會議中將「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列為第二項重點任務。最近傳言美國或將再把80家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及至美國商務部宣佈將中國芯片製造商中芯國際列入「實體名單」，這印證會議中提出「要統籌推進補短板和鍛造長板，針對產業薄弱環節，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儘快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在產業優勢領域精耕細作，搞出更多獨門絕技。要實施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打牢基礎零部件、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等基礎」，這些是產業鏈發展方向的決策思維。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今年經濟發展路向，首次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同時，要求「完善平台企業壟斷認定，數據蒐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範」，此一政策措施固然有防範金融風險的目的，但卻也引發了打壓金融創新的批評。

中國的《反壟斷法》早在2008年已經通過，去年1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佈《反壟斷法》修訂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稿），為實施12年來首次大修訂，其中新增互聯網經營者市場支配地位認定的相關規定。

通訊科技近年來迅猛發展，成就了開發創新產品的各種網路平台，網路平台的業務，得益於中國市場龐大，無論在科技企業與服務水平，已經領先世界。然而，網路平台業務衍生的問題，諸如個人信息保護，有關法律仍在審議當中，壟斷市場導致資金不夠豐厚的企業難以進入市場。因此，中國主管當局認為網路平台企業達到支配市場的情況，也沒有得到有效監管。

近期中國針對螞蟻金服集團金融數據平台的約談，暫停其上市，基本上是為防範系統性風險於事前、事中，這才是根本的核心點，如果暴發系統性風險，將對中國的社會、經濟造成鉅大衝擊。

事實上，在疫情發生後，政府和企業債務的風險已不斷上升，由於封城隔離措施引致國民收入損失及信貸快速增長。據估計，中國總債務與國內生產毛額（GDP）比例，由2019年底的244%上升到2020年9月的269%，這個增幅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大。

基於此，修改《反壟斷法》已是今年的重點立法工作，並將加強新技術新領域涉及法律問題的研究。同時中國人民銀行也將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列為重點工作，加快完善宏觀審查政策框架，支持金融科技依法發展，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自2013年秋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來，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區域經濟整合已是中國對外經貿發展策略的主要內涵。去年11月15日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後，習近平在亞太經合會議（APEC）峰會表示將積極考慮加入CPTPP，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的另一重點任務是要抓好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其中要積極加入CPTPP列為工作之一，這是在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首次將這類的政策措施列於會議公報中，然而，此一發展策略也將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

1990年代中期以來，除區域經濟整合和服務貿易發展之外，高規格和高標準已是當今國際貿易的規範，以致RCEP的簽署便被拿來與CPTPP作比較。

CPTPP的協商從一開始便被賦予構建「可持續的21世紀貿易框架」的重任，除了全面削減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投資等方面的壁壘外，在CPTPP中，除了傳統的製造業產品、農產品、紡織品、服務貿易、投資等議題，與市場准入有關的內容還涉及原產地規則、技術貿易壁壘、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海關程序、競爭政策、智慧財產權、電子商務、政府採購、透明度、勞工、環境等領域。

CPTPP在協商談判過程中納入諸多新議題，並在多領域提出高標準。首先，協定中納入許多中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中並未包括的新議題，主要是國有企業、勞工、政府採購、監管一致性等，將觸角延伸到成員國的國內治理及政策法規。這些新議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屬於極為敏感的領域，並設立了高門檻，對這些國家未來參與國際經貿投資規則談判和推動更大範圍區域合作構成壓力和挑戰。其次，CPTPP協定在知識產權、環境保護、競爭政策等公認的與貿易投資關係密切的非傳統領域設立了高標準，明顯超出國際通則的水平。

以針對國有企業領域為例，CPTPP協定確立了國有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新標準，顯著提高了國有企業進入各國市場的難度，為國有企業從事商業活動設置了更高門檻。協定要求削弱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支持和影響，成為規制國有企業行為的重要手段，對各成員國長期治理模式和市場競爭力提出新挑戰，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嚴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