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庚子之「變」，待辛丑之變

一、2020年中國的三大巨變

從2021年回顧，我們明顯地看到中國三大變化：一是「小康」社會的實現：「小康」乙詞，源自《詩經》「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但是此處的「小康」是與其後的「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等詞相對，所以只是作者呼籲統治者應該「讓人民停止勞役，人民太辛苦了，可以乞求讓他們稍為休息」之意。後來禮記的《禮運篇》中有了大同、小康之說，成為儒家的政治理想，當然，小康也只是人們的政治建設，從「據亂」時代邁向「大同」時代的過渡階段。鄧小平1979年12月6日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到本世紀末，我們只能達到一個小康社會，日子可以過。」其後經江澤民、胡錦濤到今日習近平三任總書記，國家發展也從最初的「建立小康社會」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又到如今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國家變了，社會變了，中國人也變了，漢族變了，少數民族也變了；國家朝向現實主義的天下主義轉變；社會朝著多元主義的方向發展；中國人則從追求模仿西方開始，顯露出現代性與未來性，而民族變化則是朝著「中華民族」方向在前移，而整體變化的基礎是近70年的國家發展，特別是近40年「改革開放」的政策，所大力推動的人民生活現代化，直言之，物質基礎變了，中國與中國人的表現也變了。從西方看就是現代化而已，但是中國整體面貌的立體變化，最重要的不僅僅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複製，而是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動自己的現代化，塑造出中國人的現代性，同時開始展現中國已展現的未來。反之，西方在未來性方面已經不及中國，這是第一個「巨變」，此一「巨變」的實現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摸索出一個既採用了資本主義的策略，又守住了社會主義底線的辦法來發展中國，從而高速地實現中國整體面貌的立體變化。

二是中國「抗疫」成功的表現：去（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爆發，肆虐神州大地，中共秉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原則，對患者「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確保「患者不因費用問題影響就醫」，「醫院不因支付政策影響救治」，同時各地、各部門多管齊下、多措並舉，「保障民生、緩困解難、復工復產」，在「全體中國人民的信任、配合與努力」下，使得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反而檢驗了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最終體現制度的真正優勢。儘管西方社會和主要西方媒體始終不肯承認，必須向中國學習「抗疫、防疫」，但是毫無疑問，那些在去年初對「新冠疫情」表現出「忽視、大意和傲慢」而今深陷疫情泥淖，難以自拔的西方發達國家，如今依然是奉行「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封城」和「隔離」等在中國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國「抗疫」的成功，確實得益於中共高效的組織力和強大的執行力，中共領導層對科學知識的尊重，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為政風格，以及中國人民對政治的「應然」，抱持始終如一的信任和期待，加上中國人對中華文化中集體主義的「相對責任」的價值信仰和依賴，形成上下合力，創造了中國抗疫的「奇效」。此一「奇效」對照至今仍受疫情之困的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現狀，毫無疑問：中國是安全的，西方是危險的，中國是正常的，西方是不正常的，於是相當多中國人開始從過去對西方的盲目崇拜中警醒，轉而對自己國家的主義、道路和制度展現出現實主義的自信；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價值和規範展現出理性的自尊，從而讓中國人開始有了翻篇的機會，由近代史中充滿悲憤、屈辱的意識轉向健康地擁抱國家未來的憧憬，這是第二個變化。

三是中國「脫貧」成功的實現：「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講這句話的重點是後半段，但前半段他認為在人類社會有普遍的意義，所以去除「貧與賤」也就具有普遍性，當今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也都有「消除貧窮」的政策與措施，如美國總統小羅斯福於1941年1月6日國情咨文演講，提出了世界各地人們應該享有的四項基本自由中就有「免於匱乏」的自由，然而按聯合國官方的文件，認為到「2010年全球極端貧窮人口有12億人」，所以2015年9月成員國國家元首參加聯合國大會，就「可持續發展目標達成共識」。由會員國協商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第一個具體目標就是：到2030年，消除世界各地的極端貧窮現象；第二個具體目標是：「到2030年，將按各國劃定的貧困人口比例至少減半。」而中國的扶貧工作，按「2011年11月29日，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中央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按2010年不變價計算）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按照這一貧困標準計算，1978年末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約為97.5%，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規模為7.7億人。經過貧困治理，到2019年末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為0.6%，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為551萬人。」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202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聽取了「脫貧攻堅總結評估彙報」之後，習近平宣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突出位置，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採取了許多具有原創性、獨特性的重大舉措，組織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戰。經過八年持續奮鬥，我們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近一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至此，中國可以說「是全球唯一提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貧困人口減半的國家。」恐怕也是唯一一個認真將聯合國的領導人共識，努力實踐而且獲得成功的國家。

而此一變局的實現，應該是得利於中華文化的價值堅持和社會主義道路的指引，中華文化中的「小康社會」圖像被描為「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這是人人為己的社會，而在傳統中國，不論任何朝代的「治世」「盛世」，也都僅僅做到「遇澇撥銀」、「逢飢賑糧」而已，至於大同社會的理想是「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既「為己」也「利他」，如今社會「脫貧」工作的實踐，即「利他」想法第一步，但是傳統的社會空有這樣的「想像」，至少只能做到救急、救濟，完全沒有實現「救窮脫貧」的辦法和能力，也不存在解決貧窮的物質條件及可能性，所以今年中共宣佈脫貧政策的實現，對中華文化而言，已經不僅僅是傳統意義的「小康」社會的實現，而是傳統「治世」、「盛世」的超越。因此，中國社會的「救窮脫貧」是當代中國的重大變化之一。

二、既救急也救窮的脫貧工程

對於貧窮的定義，比較普遍的有「主觀說、相對說」，有數字定義法，有綜合定義法，然而不論如何定義，從中文的角度解釋，「貧」就是匱乏，「窮」就是不足，其實「匱乏」是供給的問題，而「不足」是需求的問題，「供給」涉及的是「資源」的多少，「資源」供給的制度、渠道和效率；「需求」涉及的是需求者個人主、客觀的感受和對比的結果。因此，解決「貧窮」問題，原本就是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政府的努力，一個層次是個人的努力，前者是「貧困」的問題，「貧困」是來自結構的制約，而後者是「貧乏」的問題，「貧乏」的解決是來自需求者自己的主客觀努力。而在以往中國的朝廷，或是世界其他國家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在提供「需求面」的努力，努力的方式就是降低不足者的抱怨，然而，今年中共宣佈的中國全面「脫貧」，則絕不僅僅是「需求面」的解決，而且是從「供給面」同時提出許多辦法來消除「貧窮」現象，而獲得巨大成就。中國宣佈全國「脫貧」，個人以為這標誌著中共在21世紀中，對中華民族所作的第二次偉大貢獻，而且更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重大意義。

從時間而言，消除絕對貧戶，應該是歷朝歷代中國政府朝思暮想的政治目標，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言」，而中共的脫貧工作，僅要求的「兩不愁、三保障」就遠遠超過了杜工部的期待，中共脫貧工作在需求面來看，顯然不是短期的救濟，而是一段時間的物質基礎扶持，以便需求者在物質需求方面有所緩解，從而有可能因物質基礎的改變而調整其思維方式。

從空間而言，中共脫貧工作在供給面：2015年10月16日，習近平在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首次提出「五個一批」的脫貧措施，為打通脫貧「最後一公里」開出破題藥方。隨後，「五個一批」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脫貧措施，並寫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三、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加快貧困人口精準脫貧（6至10）節，即指：發展生產脫貧、易地搬遷脫貧、生態補償脫貧、發展教育脫貧及社會保障兜底。足見中共脫貧工作的主要精神：對「需求者」抱持「受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精神，以改變「需求者」存在的基礎，使之有機會參與社會生產的大結構之中，成為相對平等的，良性的供需者，而非單向的需求者。在「供給面」提供了傳統的基本建設和新基建的「系統改善」，新興科技的引進，協助需求者快速與當代掛鉤，以便「脫貧」的需求者有機會與未來接軌，則其脫貧工作不僅僅是當代的政績工程，而是貫徹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社會、新面貌。

2015年以來，大陸各地方政府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紛紛為貧困人口建檔立卡、準確識別，通過「五個一批」工程實現脫貧全覆蓋，從而讓政策紅利更精準、更公平地惠及廣大貧困群眾，取得較好的扶貧成效。

在上層建築方面，中共脫貧工作的辦法中，最具戰略意義是投資教育，美國思想家佛蘭克林說：「貧窮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以為命中註定貧窮或一定老死於貧窮的思想。」中國脫貧一線執行政策官說：「凡是用資金、專案能解決的貧困問題都不是難事，扶貧最難的還是怎麼讓貧困群眾擺脫等靠要這樣的思想貧困。」於是，中共的幹部在物質扶貧的同時也採取「文化下鄉、送技術上門，有針對性地開展職業教育和勞務培訓，加快推動扶貧模式從『輸血』向『造血』轉變。」甚至採用「鼓勵和引導貧困群眾更多地「走出去」，看一看別的地方、別的群眾是怎麼擺脫貧困的，不斷開闊自身的視野，激發起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要通過培訓等方式，把其他地方的一些先進理念、先進技術、先進經驗及時地「引進來」，幫助貧困群眾掌握脫貧的門路和技術。」換言之，中共的扶貧政策主要是打破貧困的結構，使得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不甘於貧窮，都有機會走出貧困。

美國《赫芬頓郵報》在題為《世界貧困人口20年內減半是誰的功勞？》的報導中說，如果我們能從中國過去15年間的努力中汲取經驗，在全球創造另一個中國奇蹟，那麼甚至可以說，我們將帶領人類走出貧困。中國就將自己的經驗濃縮為「重視、精準、可持續、監督、適宜」。當然，中國的扶貧工作依然存在著宗教、習俗、文化等對「貧窮」在認知上的落差，加上西方對中國脫貧政策的蓄意扭曲、文化誤解、價值曲解和民族汙衊，前者是中國在宣布完成「脫貧」任務之後，仍須努力思考，不斷化解，以期脫貧工作更具普世性參照意義。而後者其實無需刻意對陣，因為「脫貧」工作完完全全是中國的內政，西方理解很好，不理解也是他們自己的事，中國脫貧絕不因為西方不理解而出現缺點或漏洞，也不會因為西方的鼓掌叫好而使工作變得輕鬆愉快。中國的脫貧工作是從需求面給予必要的時段性的精準協助，中國的脫貧工作是供給面打破社會貧困的結構，中國的脫貧工作是從上層建築層面提供需求者進入社會運作的良性循環中，實現自我的意義與價值。是否成功，中國的貧民說了算。是否具有世界意義，聯合國說了算，開發中國家及其人民更有發言權。

以上三大變化，不僅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且三件大事的完成，從實踐的過程來看，正可以匯聚成相對實用的中國道路的三大模式，其中包含了國家小康的發展模式、政權抗疫的應急模式和社會脫貧的和諧模式，當然三大模式仍有不足，如中華文化如何在小康的基礎上追求創新和發展；應急模式中如何建立預測和預防機制；脫貧模式中如何包容多元的目標追求等……。從時效、從結果來看，這一道路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而言，是有意義的，有感覺的，向善的變化。

三、結 語

災難的、巨變的、焦慮的、不安的2020年已逝，回顧去年，環視世界，這邊風景獨好。

「小康社會」的實現是中華文化理想的證成，「抗疫防疫」的成功是中國制度運行的優勢，「脫貧事業」的完成是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的結果；以上三大「變局」的創造，其實是得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和全球科技的高速發展，科學的結合；中國一黨執政和中華的民本思想三者的特殊結合，高新科技促使「小康社會」、「抗疫防疫」、「脫貧事業」三大難題，得借由科技的輔助，將可期的目標變成可及的效果，而一黨執政和民本思想才能專注於一切「為了人民」的目標，進行持續幾代的奮鬥，從而將科技的成果、紅利及時分享給絕大部分人民，縮小一般人民與科技之間的隔離感和被移棄感，這才是真正中國人的脫科技之貧、防「反科學」之疫，進入全民知識小康之境。

科技，尤其是信息科技的幽靈正在人類的上空徘徊，而且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和無所不在的存在主宰著人的世界和人的生活，這個人的「理性」創造的事物，人們對之又拒又愛，又期待又徬徨，又需要又無奈，人們陷入了前所未知的既虛擬又實在的時空之中，人們也生活在信息既豐富又欠缺的資訊海洋之中，人們也體驗著從未有過的既是現在又是未來的存在迷失之中，這是辯證的世紀只有辯證思維可以精準識變，然而要想「從容制變」則必須有「中庸」的智慧，才能在百年巨變的衝擊中，尋得既安心又動心，既唯物又唯心，既時間又空間，既個人又集體，既歷史又未來，既國家又天下，既傳統又創新的新思維，新價值去確定那個不確定的未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恰恰是從辯證的思維、掌握中庸智慧的未來選擇，經過了庚子年的考驗，以中華文化為主要基礎的亞洲人已經站起來，正在邁向「富起來的亞洲，強起來的亞洲」前進，辛丑年起，世界不再是西方人的世界，而是東、西雙方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