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還保留一扇和平統一的門

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也是「兩個一百年」的第一個一百年。北京將「兩個一百年」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階段性目標，台灣問題的解決必然不會在此進程中缺席。如同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所說：「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因此對中共而言，不可能在第一個一百年開年之際，束手讓台獨依恃美國撐腰而「橫衝直撞」下去。

2020年11月以來，當台灣被民進黨政府拖進美國總統大選而陷入民粹喧囂之際，北京所釋放出的兩個政治訊號，對台灣來說不可謂之不大。第一的訊號，係11月15日香港建制媒體《大公報》以頭版頭條，大篇幅報導了中國大陸正在擬定頑固「台獨」分子清單。

《大公報》報導透露，「針對『台獨』勢力的頻頻冒險挑釁，大陸方面正在祭出不同類型的懲戒措施，拿出相應工具，給『台獨』分裂勢力迎頭痛擊」；大陸有關方面正在研究制定「台獨頑固分子清單」，對涉及台獨言論、「謀獨行徑惡劣的頑固分子」及其金主等，以《反分裂國家法》、《刑法》、《國家安全法》有關分裂國家罪等條款，將有關人士繩之以法，並會「終身追責」。

翌日，《環球時報》社論高度支持此一清單的制定，強調「制定台獨頑固分子清單是打擊、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的重要舉措，是大陸絕不容忍分裂國家行徑的明確意志宣示」，同時點名了這份清單正是要對「蘇貞昌之流」等台獨頑固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的嚴正警告。接著11月1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在第三版的位置，先是引述國台辦的說法，指「依法打擊『台獨』頑固分子，目的是維護兩岸同胞利益」，並以署名文章點名蘇貞昌破壞兩岸關係、炒作「恐中仇中」氣氛、勾結外部勢力謀「獨」挑釁，「惡慣滿盈難逃歷史審判」。

面對北京一系列政策宣示，蘇貞昌以戲謔方式回應，自稱是被中國宣布的「頭號戰犯」，藉此「撿槍」操作「反中」情緒。然而，11月25日國台辦記者會，發言人朱鳳蓮在應詢記者提問時，明確證實北京正在「研究制定『台獨』頑固分子清單」，並進一步說明了指涉的對象：「那些涉『獨』言論囂張，謀『獨』行徑惡劣的『台獨』頑固分子，包括在島內外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行動的首要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都會依法受到制裁。」朱鳳蓮強調，「這筆賬是一定會清算的」。

儘管國台辦並未明確交代這份清單的人名、人數以及公布時刻，但第二個訊號接踵而至。先是12月4日中國大陸「國家憲法日」當天，國台辦在微博貼出一張耐人尋味的圖片，特別節選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國家統一的規定，包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以及「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接著12月16日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新華社記者提問在當前兩岸關係形勢下，大陸是否可能推出《國家統一法》？朱鳳蓮則如此答道：「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和法律效力。憲法關於國家統一的規定是明確的，我們堅決貫徹執行。我們將採取各種必要措施，堅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朱鳳蓮的回答看似制式，但必須注意這個問題是由新華社提出，而朱鳳蓮也回應了將「堅決貫徹執行」憲法關於國家統一的規定。這一問一答之間顯然不容小覷，表明了北京內部很有可能確實在思考制定《國家統一法》。

從「台獨」頑固分子清單到《國家統一法》，這兩個政治訊息必須合在一起看，體現了中國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布局，同時應對了內外局勢的變化，不能只反獨而不促統、促統也必須反獨，此乃一體兩面。對內，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其總體戰略，其中「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更是根本性的任務與原則，台灣問題當然也是此整體規劃的一個環節。

對外，中共對當前世界局勢的判斷總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是此世界格局與秩序大變化的關鍵組成部分。眾所周知，儘管川普落敗，建制體系出身的拜登入主白宮，但兩人對遏制中國的態度差別在於手段、方式與路徑，並不會改變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台灣問題既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台灣在地緣政治上更位處中美角力最前沿，台灣在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的執政下，不惜犧牲一切代價也要緊抱美國對抗大陸，那麼北京當然不可能坐視台海成為不可控的危險因子，讓台灣和美國在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上玩火和放火。

2020年不只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5週年，同時也是中國大陸實施《反分裂國家法》15週年。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的制訂，背後反映的是當時中共本身以及兩岸關係的客觀現實，北京需要先將力道放在反獨戰線，從而有同年連戰訪問大陸的「破冰之旅」，以及後續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開啟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15年後，無論是中美關係、中共自身的發展建設，抑或是兩岸實力對比，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反分裂國家法》是否還足以應對當前的兩岸局勢？是否有必要進一步完善反獨促統的相關法律？恐怕是北京正在思忖的重要問題，使得制定「台獨」頑固分子清單與《國家統一法》可能性更高、更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

兩岸關係是中美戰場的延伸，與台灣同為冷戰前線遺緒的香港亦是如此，就算香港已回歸祖國超過20年，香港仍是國際勢力競逐具體而微的場域，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便是矛盾檯面化的一次總爆發。風波平息後，北京治港思維與政策的轉變，走向積極的一國兩制，強調兩制是在一國主權原則之下，或許從中便能夠看出北京對台的思路。

在處理香港反修例風波的過程中，北京先是透過官媒新華社定性了勾連西方勢力的「禍港四人幫」，甚至直接認定他們的行為是「叛國」；接著再擴大定義戴耀廷、黃之鋒、羅冠聰等人是「反中亂港分子」。大陸國務院港澳辦曾表示，「對勾結外部勢力的反中亂港分子必須依法嚴懲」，北京遂在2020年6月震撼性地公布施行了「港版國安法」，並在11月從憲政層面強化「愛國者治港」原則，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隨即DQ（Disqualification的縮寫，即取消資格）了四位帶有港獨色彩的立法會議員。

北京對港一連串的大動作，一方面是在依法治國的大框架下，使用法制手段處理一國兩制與香港內部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對於勾結外部勢力、主張港獨、在香港製造亂局的香港反對派人士，施以更加針對性、明確性，且更加嚴格與嚴厲的區隔對待，同時突出「愛國者」的角色，亦即鄧小平時代所劃下的「港人治港」原則：「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此中共治港思路與途徑，其實也能從習近平主導「兩制台灣方案」之後的對台策略體現出來。首先，把「台獨」群體更加明確地劃分出來，強化底線，並以各種方式鎮壓、威懾與恫嚇，包括近期軍演特別強調針對「台獨」，以及醞釀中針對「台獨」頑固分子及其金主的清單，都是在加強壓縮台獨的空間。其次，對非台獨的「廣大台灣同胞」，仍敞開兩岸交流合作的大門，「共享大陸發展機遇」。再者，依循「依法治國」的方向與框架，強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在法律的地位，同時透過《反分裂國家法》與可能的《國家統一法》做為法理依據和後盾，更為全面、積極、主動的透過法治方式和手段實現國家統一。

在兩岸情勢的惡化之下，大陸民間「武統」聲浪四起，台灣內部也比過往任何一個時期出現更多討論「武統」的聲音。回顧歷史，1949年中共透過重兵，以及宣布「戰犯名單」等「以戰逼和」方式，實現了北平（北京）的「和平解放」。和平與武力對中共而言本就是辯證的關係，毛澤東說：「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將鬥爭改成戰爭，將團結改成「和平」，同樣適用，習近平強調「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因為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同時也表達「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也就是說，北京至今未放棄和平統一，擬定「台獨」頑固分子清單和《國家統一法》，在警告台獨之餘，始終為和平統一保留了一扇門，也是中共開啟實質統一進程前的最後喊話。能不能從中看到和平的曙光、把握和平的契機，是台蔡政府須嚴肅面對的歷史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