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洋教，做買辦，搞台獨

1661年明鄭入台，台灣就是中國大歷史中的一個海上重要邊陲和海島，從此，台灣正式進入中國版圖，成為中國人文政治的史地範圍，已有350年的歷史。明鄭和清朝的分裂鬥爭，是中國人的內部矛盾，因為兩者是在中國道統和政統裡面爭取主體，無論明鄭或清朝的台灣，都是中國史地意義下的台灣。

清朝台灣的特色是文教屬於閩省的一部分，以閩南文化為主，而以閩西、粵東的客家文化為副。民間文化社會皆以閩粵的小傳統生活習俗為內容；其上層教育，則是清朝欽定、弘揚的朱子禮教體系。換言之，自漢人大量來台之後，台灣文化的主體是當時的閩南、閩西和粵東的同一類型。

然而由於台灣是中國人民新開拓移民的新地區，故在清朝，台灣的「移墾社會」性質濃厚，地緣分類強，民風強悍，好鬥輕生，所以當時台灣多械鬥，又因官箴吏治敗壞，幫會眾多，因此發生過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等三次民變，皆須從大陸派出大軍渡海平亂。

有清一代的台灣，縱有械鬥和民變、土匪勢眾以及海盜騷擾，但卻是中國自身內部的治理問題，在大傳統的文教社會的層次而言，它是中國文化從大陸的延伸和擴充，其人文的光明面，是朱子儒學和儒教之普及，由於儒學儒教的推展和維護，清朝台灣總有其一定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常規，而不至於崩塌。

15、16世紀以降，進入近世和現代，台灣就不再是世界的邊緣而是列強和霸權必爭的地緣位置，是東亞海陸的十字路口，是商貿殖民帝國霸權貪婪意欲爭佔的東亞海上重要區位和要點，脫亞入歐的現代化日本強大之後，它就急切地要強奪台灣，因為台灣可扼死日本進出東亞的海路。

自從歐洲強權勢力楔入台灣後，原屬中國文化的台灣遂被迫導入了西來文化，從此乃有兩種互剋相敵的意識型態，疊置交錯而在台灣人群中產生心靈和思想的矛盾。清末，歐人如英、法、德等國藉《天津條約》而在台灣獲得自由開港、貿易、墾植、傳教的殖民帝國特權，遂能深入台灣大小城鄉，其中尤其是英國文化和意識可以在台灣公然地洗腦，轉換台灣人的中國人意識和認同。

台灣的「去中國化」工程，其實早在清末已然進行，此種文化異變工程，其一是傳播基督教，以宗教製造漢人的上帝選民優越意識；其一是在商貿上培養台灣的漢人買辦。若是追溯基督教特別是長老教會在台灣的佈道史，不難發現許多台灣人的教徒，在清代起始，就已經在心靈、思想、信念上，分斷了其祖先的儒釋道三教和漢族民間宗教習俗，而以為自己是上帝選民的台灣人，並不是中國人，這個幽闇之路，從清末台灣一直走來，是要求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一股深沉的意識型態。

至於在商場上洋行培養的漢人買辦，他們學習英文或其他歐文、信仰上帝，他們成為一種不同於一般台灣人的另一種漢人，他們心向洋老闆，他們的生活方式已經是歐式，日本人乙未侵台，這種買辦型台灣人立刻歸降支持，歡迎日本擁有台灣。換言之，他們改宗信仰日本，亦無不可。

清朝台灣的土地政策，是由大業戶佔有大片田地，再予佃戶承耕，而佃戶又再招來在地佃農承耕，另外，則有大墾戶和墾戶首帶領一大批墾丁去山林地墾闢，伐木、熬（樟）腦、抽藤、吊鹿、種茶。業戶、墾戶皆為清朝台灣的大地主，是地方財富、權力的實有階級，復次，亦有開鑿台灣的礦產如煤礦、油礦、金礦等而致富，亦成為台灣領導層特權階級者。

乙未（1895年）割台，凡有中國春秋大義的台灣人，包括知識菁英和庶民百姓以及大陸籍的軍伍如黑旗軍、新楚軍等，皆奮起而武裝抗拒日寇。

但是在台灣抗日志士犧牲性命抗倭的每次戰役中，一定有漢奸型台灣人引領日軍繞路，走到義軍背後襲擊，造成抗日義軍慘重潰敗。或者，當義軍在城內城外堅苦奮戰之際，富商、地主、耆老、牧師卻開城門歡迎日軍，從台北到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幾乎無一例外。

於是，日人完全據台之後，阿附日本殖民主義，寧願充當日本奴才的台灣人，以本來就是清朝台灣既得利益的富貴階級為主，這種階級和群體，就是日據時代的「三腳仔」、「配授紳章的御用士紳」，也是後期皇民化台灣人買辦階級。

因此，日據台灣的讀書人有兩種對照型，一是抗日的光明面台灣人，他們有傳統儒家志節和現代民族主義的精神和實踐，另一則是附日的幽闇面台灣人，他們丟掉儒家君子風骨，亦無現代民族主義的體認和擔負。茲舉同樣是彰化人的兩位本屬清朝秀才型士子為例，前者是洪棄生，後者是吳德功。洪棄生們固然不少，但吳德功們更多。這種現象就是台灣人的最大幽闇和悲哀，寧為日寇順民和奴才，是最無恥的讀書人。

曾健民醫師的台灣光復史研究告訴我們，光復後的台灣，因為國民黨的無知和腐敗，重用日據時代的皇民化日帝御用士紳，反而倒過來迫害台灣抗日先賢。陳映真先生的論述也指出，冷戰體系展開後，美帝及其幫辦附從的國民黨，亦重用日據時期御用奴才型台灣人。這些御用奴才型台灣人中，有不少機會主義的台獨分子。

媚日諂美的機會主義台獨政權，近30年來所以能坐大而有恃無恐，其實在台灣四百年歷史中有其脈絡和軌轍，一定要弄清楚這些脈絡與軌轍，才能為徹底解決機會主義台獨問題鋪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