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民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

郭平坦先生接待過台灣各界不少代表人物，其中包括陳水扁等民進黨員。本文節自郭先生2014年6月的口述紀錄，原刊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編《番薯仔兩岸留痕》。編者

我1933年1月出生在台灣台南市的一個工商家庭，是三個姐姐之後第一個男孩。後來又有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一共是六個兄弟姊妹。1941年我們全家到了日本神戶，父親到福井開紡織廠；日本戰敗後，父親又回到台灣重開生意，繼續賣布和開紡織廠，我們幾個孩子留在日本繼續上學。

小時候在台灣感受比較深的是，台灣人受日本人欺負，日本警察很殘暴，經常抓住台灣人打。

我的二姐夫鄭海樹，現在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碑上刻有他的名字。鄭海樹在日本留學期間，與我們家裡人就有來往。1950年，他與我二姐結婚剛三個月就被捕了。被捕之後，才知道他是中共台南市委書記。我的父親當時就想用錢把他贖出來。但是國民黨警方說，別人可以，他不行，因為他是一把手，不殺他就不可以殺別人，拿多少錢也沒用，所以被槍斃了，犧牲的時候他才31歲。後來我曾經看到過他的遺書，上面寫著「相信自有後來人」。

1951年，我在東京上了早稻田大學，考進法學院，住在台灣學生的宿舍「清華寮」。我當時年齡最小，是小老弟，常被他們帶去看蘇聯大使館放的電影，閱讀斯諾的《西行漫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或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書籍。1952年，到中國留日同學總會擔任執委，主要是向留日華僑、日本人民宣傳新中國，團結中國學生，反對國民黨對留學生的控制，對抗日本警察。

1953年，大批華僑和台胞留學生（大約有4,000人，佔當時在日本中國人的十分之一）堅決要求回新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1953年11月，東京華僑總會同學會選出31名代表，護送留學生回國。我有幸參加，並幸運地參加了在中南海舉行的第一次僑務擴大會議。

1956年8月，我帶著妻兒回國。回國後我被分配到中央高級領導機關，從事對日本的調查研究工作。

1972年，我被借調到外交部參加中日邦交正常化工作三個月，主要從事調研和外交工作。1973年，參加農業部中日漁業協定談判半年，主要是翻譯和外事工作。1972-1975年，還曾接待日本來華訪問的各種代表團。這段時間我的工作重心逐漸轉入外事工作上來。這也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因為中日關係進入新的階段，國內對日語幹部的需求多了起來。而台灣問題，也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因為我是台灣人，有天然的優勢，於是從對日工作逐漸轉向對台工作。

1975年，我調入中國旅行社總社，擔任亞非處副處長，重點接待來自日本的台灣同胞。1978年，又調到我國在日本大阪的總領事館擔任僑務領事。這項工作對我而言可說是得心應手，因為我就是曾久居神戶的台胞，這裡的台胞，老的一輩都是我父親的朋友，年輕的都是我在同學會時期的老戰友。這一階段從事的外事及僑務工作也為我後來到台聯從事聯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83年我結束任期從日本回到國內，當時全國台聯已經成立。

1984年10月國慶節招待回國觀禮的台胞開始，我就進入全國台聯工作。1985年，在第二次全國台灣同胞代表會議上正式被選為專職副會長。全國台聯是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即中國共產黨對台工作從武力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的產物。

我到台聯之後主要承擔聯絡、調研、文宣、《台聲》這幾個部門，重點是開拓聯絡工作，尤其是1989-1995年，我全面做聯絡工作：

1.做黨外和民進黨工作。70年代，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黨外運動風起雲湧，但黨外運動的構成很複雜，左中右都有，隨著形勢的發展，「台獨」勢力逐漸掌握了主動權，直至1986年9月成立了民進黨。在民進黨成立之前，全國台聯重點在美國與國民黨右派、黨外人士、「台獨」人士接觸，林麗韞會長與彭明敏、黃信介等人都見過面，我也見過彭明敏、許信良等人。因為有這個基礎，全國台聯與民進黨人士很快取得了聯繫並逐步開展接觸聯絡工作。民進黨人最早來大陸的是「國大代表」吳哲朗和台灣新竹市長施性忠等人。

當時，對台工作部門對台灣人不大瞭解，尤其是對民進黨、「台獨」不瞭解，採取的方式是排斥和迴避。1989年國台辦召開對台工作會議，在會上我作了一個關於做民進黨工作的報告，重點是：第一、民進黨是反對國民黨專制的產物，左中右都有，「台獨」不是鐵板一塊。第二、民進黨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台灣民眾，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做民進黨的工作有利於爭取台灣民心。

1991年以來，先後接待了陳水扁、呂秀蓮、謝長廷、許信良、黃信介、蔡同榮、姚嘉文、李鴻禧、張俊宏以及台灣省主席范光群、林光華等民進黨頭面人物，還有陳菊等人也來過，均由我安排接待。

像許信良、謝長廷、黃信介、張俊宏、陳菊等人對我比較友好，堅持「台獨」立場的只有蔡同榮、姚嘉文和陳水扁等人。

2.在島內逐漸建立反「台獨」，擁護統一的力量。1950年，所謂的白色恐怖中，被殺3,000多人，被關的也有2,000多人。這批人70年代開始陸續被釋放。當時正是台灣黨外運動發生時，這些原來的共產黨員及外圍群眾，希望能團結起來，參加反對國民黨的鬥爭。

80年代，這些被釋放的原共產黨員組織成立了一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他們在台灣社會受歧視，生活困難。全國台聯邀請他們每年組織兩、三個團，每團二、三十人，來大陸參觀學習。他們看到祖國蓬勃發展後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們代表人物林書揚被關在監獄36年，陳明忠也被關了20多年。有一次我聽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說：「看到祖國改革開放的進步很是欣慰，證明我們年輕時候追求的理想是正確的。」

3.召開學術研討會，開展兩岸文化交流。80年代後期，伴著海峽兩岸人員開始往來，文化交流也已開啟，但學者之間的交往卻很少，即使有也是個別，層次也不高。1991年，全國台聯與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台灣研究會聯合舉辦了大型、高層次的「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召集大陸、台灣、日本、美國、香港等地的學者共100多人參加。第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辦，由我來主持大會。那次研討會學術水平高，爭論十分尖銳，但也建立起一些共識，兩岸三地的媒體更是大量報導。

兩岸學者逐漸互相熟識後，台灣學者主動邀請大陸學者到台灣參訪交流，逐漸形成兩岸學界互訪的交流局面。

1987年，全國台聯出面邀請費翔參加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會，一炮而紅，全國轟動。我們又邀請過潘安邦、文章、蘇芮、潘美辰、千百惠、姜育恆、顧其華等人。特別是邀請文章來大陸時，台灣當局堅決不准。台灣文藝界聯合起來發出抗議：既然兩岸可以同場賽球，為什麼不能同台演出。於是台灣當局不得不放行。

作為一個台灣人，長期從事一線的對台工作，我有不少心得和體會。中央成立全國台聯就是讓台聯瞭解台灣民眾，做台灣人民的工作，成為祖國大陸與台灣人民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