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夢與體制內左派的悲劇

陳儀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台灣這個比福建經濟更發達、基建更完善、民眾學識更豐富的地方，可以具有更大的國家能力，去實現在大陸時期無法完成的計劃經濟夢。陳儀帶過去的不少官員也甚有水平，比如台灣公共工程局長費驊，就帶去大量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人員；更有名的就是徐學禹在福建省建設廳的繼任人嚴家淦。陳抵台後馬上成立土地委員會，希望向貧農派發沒收日人得來的田產，推動合作化，但最後在與重慶政府拉鋸之後才部分落實。由於台灣各地設施老朽，戰時損毀嚴重，雖然「接收要綱」本意解除殖民時期的資源統制，結果卻要馬上恢復並且加強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的統制措施，於1945年11月成立台灣省糧食局和貿易局，後者是改組自日本殖民統治末期成立的「台灣重要物資營團」。此外煤炭、石灰等還有稱謂頗為日式的「調整委員會」，以及「住宅營團監理委員會」。作為他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環節，為了「伸張民氣」，糾正殖民時期的政治壓制，陳又提出「三年自治計劃」，預定在1950年實現縣長、市長、省長民選。諷刺的是，各級的民意地方代議機關，最後在二二八時成為與陳儀鬥爭的平台。

陳儀邀請資委會人員視察台灣，稱讚該會「主辦工業成績卓著，人才薈萃，歡迎你們來接管工業。你們認為應該國營的，盡先由你們挑選接管，餘下的再由省辦或發交民營。」資委會於是派員一千多人接收。到1940年代末，台灣產業八成屬國營，大部分由12家大型公營工礦企業營運，10家是由資委會成立，部分實現了「一業一社」的壟斷體制。陳儀據聞稱呼這些政策為「必要的國家社會主義」。1946年夏，陳成立經濟委員會，制定「台灣省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打算在1947年實行。總體來說，陳希望通過國有化和建立現代化人事、會計制度等辦法，把台灣變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既關心農工福利，也反對「投機射利的商民」，要建立有「正義感」的社會。他甚至以一種李斯特主義的精神，提出建立國家資本和公營事業，就是「抵抗外國資本家」，為此必須團結在他的領導和國家統制周邊。

當時的台灣島內外的不少民意仍同情陳儀。如1946年3月21日，由林茂生（二二八中遇害，有指是陳儀敵對派系指使）主編的《民報》社論就發出捍衛陳儀的最強音。林指出當局推動計劃經濟，遭到追求利潤，站在自由經濟立場的實業家反對，但「我們以為自由主義經濟的歷史使命經已完了，我們中國再不能容許無節制的自由競爭，我們唯一的道路是民生主義，尤其是台灣是民生主義最好的基盤……所以我們擁護國家資本，贊成計劃經濟，贊成企業的國營和省營。」也因為這樣，據徐振國先生研究，陳儀在台灣對「經濟制高點」進行支配，建立生產、交通、貿易、金融「四大公營支柱」，擴大壟斷，與資本家爭利時，就已經把何廉的「計劃自由經濟」原則拋諸腦後，而是實行更為純粹的計劃經濟。

毫無疑問，在1946年，台灣是國民黨治下最為社會主義的省分。然而，一場來自大陸的金融風暴卻讓陳儀和其他技術官僚措手不及。1946年2月25日，對計劃經濟從不買帳的行政院長宋子文，突然閃電宣布取消管制外匯和統制對外貿易，撤銷貿易委員會和國營貿易公司，取消對出口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據鄭會欣先生研究，這項政策宣稱恢復外匯和黃金自由買賣，可以回收發行過量的貨幣，並且大量進口外來商品，以濟物資不足。這其實屬於震盪療法。但此事宣布前，只是與美國顧問楊格（Arthur N. Young）等人秘密決定，連財政部長俞鴻鈞甚至蔣介石都是事後知情，更莫論是經過正常審議。這極大幫助了孔、宋的「官辦商行」孚中、揚子等公司，利用對外關係獨家經營進口；進出口比例竟然從1946年1月的2:1增加到5月的8:1。

有大量游資的市面於是猛烈波動。抗戰勝利初期曾經大跌的物價，在上海到1946年底已經翻20倍之多，台灣的物價也隨之直線上升，甚至有大量物資，尤其是糖流向上海市場。此後，物價又因為內戰爆發而繼續翻倍，同時國民政府因此一役馬上經濟瀕臨破產。二二八事件，便是發生在這個背景下：孔、宋貿然破除統制，中飽私囊，結合台灣接收初期亂象，以及（按張若彤考證）陳儀把全島劃為五個大糧食區，嘗試「打老虎」，揪出涉及不法活動的大家族－－這些都使各階級怨氣一發不可收拾。其中，菁英對陳儀打虎的仇恨和一般民眾的怒火竟然聚合。結果各地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中遭濫殺者，不少都屬於反對統制的地方資產階級和知識菁英。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