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驗執政能力　病毒六親不認

過去一年半來，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蔓延全球，對世界經濟造成鉅大衝擊，各國採取封關、封城等積極防疫措施，隨後疫苗較廣泛接種，使疫情獲得相當的控制，並期逐步解封，推進經濟正常運行。然而，近來新冠病毒（COVID-19）德爾塔（Delta，即希臘字母的Δ，當今英文字母的D）變種病毒由印度、東南亞擴散至歐美，對經濟復甦帶來新變數，世界各國在樂觀的預期中已做出可能的應變準備。此外，在防控疫情這段期間，國際社會開始面對後疫情時代的新課題，即生產和生活方式轉變、國際間社會經濟發展和所得差距擴大、全球產業供應鏈重整、公共衛生領域發展和配置，以及全球貧病人口照扶等等，而潛藏在這些國際社會必須面對的中長期議題背後的，便涉及一個極為重要並逐漸受到關注的全球治理、政治治理和危機處理能力的問題，這將對各國政府帶來極嚴肅的挑戰和考驗。

作為全球重要經濟體並以對外開放為經濟增長動源的台灣，自然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和衝擊，但是以蔡英文政府應對和處理新冠疫情政策措施的偏差，並激化台灣內部社會對立，台灣未來社會經濟平穩發展面對極大的隱憂。

任何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深受內外在因素的雙重影響，台灣亦然。台灣的經濟發展歷程，基本上分為由農業到工業發展時期（1952-1980年）、由管制與保護逐漸轉變為開放與自由化時期（1981-1995年）、經濟全球化衝擊及東亞經濟發展結構調整期（1996-2001年）、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時期（2002年-）。這一發展歷程使台灣經濟由農業轉向工業化，並致力於金融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貿易的拓展，推動台灣經濟快速增長。此一發展策略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依照國際貿易「剩餘發洩理論」，藉出口貿易帶動經濟增長，不僅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並使內部資源獲得充分利用，其中，中小企業對國際市場反映敏銳，扮演積極的重要角色，台灣經濟獲「小而美」的美譽。

第二、採取被稱為「權威主義」的政經體制和政策，亦即政治體制相對威權，而經濟政策則採自由化的開放取向，並以「菁英政治」的行政體制來執行政策，廉潔是必然的要求。出口導向、政府作用和儒家文化則成為亞洲四小龍所形成「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內涵。

第三、經濟快速增長經常伴隨著所得分配不均，然而，國民政府依據中山思想的「均富」原則，在追求經濟快速增長，也在租稅、社會福利、保障弱勢……等政策工具上力求所得分配的公允，使台灣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也能維持所得相對公平分配。

台灣經濟體制的健全，發展策略的正確，推進經濟快速發展，助台灣度過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減緩1997-1998年間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在全球分工中尋得適當定位並扮演積極的角色，是台灣長期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19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政經形勢出現重大變化，特別是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乃至於世界經濟中扮演日漸重要角色，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在李登輝執政後期和陳水扁時期被完全破壞了。其一、李登輝與財團掛鉤，甚至蒙上「黑金政治」陰影；陳水扁政府的貪腐紀錄更是罄竹難書，甚至藉金融改革之名行貪腐之實。至於傳統的「均富」目標更被拋到九霄雲外，以致所得分配差距不斷拉大。其二、李登輝無視國際政經形勢的轉變，堅持「戒急用忍」，提出「南向」政策，試圖擺脫對大陸的經濟依賴；陳水扁則延續此一政策，採取「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管制措施，使台灣經濟無法充分利用大陸的資源和市場，缺乏快速增長的動力。

馬英九執政採取由「中國走向世界」的發展策略，推進兩岸和平發展，兩岸兩會簽訂包括《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內的23項協議，此一準官方FTA正可使台灣加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然而蔡英文執政不承認蘊涵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兩岸協商戛然而止，遑論經貿合作的推展。

今（2021）年春季，由於歐美國家疫苗接種較為廣泛，準備逐步解封，以致國際社會對世界經濟復甦有相當的期待，但近來具高傳染力的D變種新冠病毒持續在多國肆虐，美國、歐洲多國、澳洲、韓國、新加坡，以及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地的確診病例持續攀升，引發全球對經濟復甦前景的憂慮，甚至造成歐美股市下跌，國際油價大跌的情況。

今年4月初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發佈的「世界展望報告」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由去年的-3.3%增長6.0%，但強調未來挑戰依然艱鉅，疫情仍未被擊敗，許多國家確診病例仍在增加，復甦範圍不論是國家間或是一國境內都具不確定性。在亞洲地區，亞洲開發銀行（ADB）於7月20日調降開發中亞洲地區今、明年經濟增長率預估值，預估今年GDP增長7.2%，低於4月時預估的7.3%；明年增長率預估則從5.3%上修至5.4%，ADB調降預估值，主因係新一波疫情在印度和東南亞地區爆發。

亞太地區新冠疫情的爆發（包括台灣），自然對台灣經濟帶來衝擊。主計總處6月的統計，今年台灣的經濟增長率可望達5.46%，是近11年的高點。7月20日中華經濟研究院公佈今年台灣經濟增長預測，指出台灣經濟穩固的基本面沒有被病毒打倒，內需的民間消費雖因自5月19日以來實施三級警戒管制措施受挫，外貿部門則因全球經濟景氣復甦的持續成長帶動，今年經濟成長可達5.16%，為2010年以來的新高紀錄。

但是中華經濟研究院也指出，由於台灣內部疫情的發展充滿不確定性，假設疫情管制措施延至今年底才有效解除，工業區及科學園區染疫擴大等，對外貿導向的製造業出口造成顯著影響，則包括GDP的增長率將由目前基準預測的5.16%降至3.78%。顯然，疫情受控程度、管制措施的施行和紓困方案的力度是決定今年台灣經濟增長走勢的主要因素。

但是這些亮麗增長數字卻掩蓋不了疫情對不同產業、職業和低薪人口衝擊的實情。去年受疫情衝擊，台灣經濟增長達2.98%，今年第一季增長8.16%，主要是高科技製造業以及其他國家生產受挫而台灣居於產業鏈關係地位，造成出口增長的結果。5月中旬台灣雖進入三級警戒，但疫情仍屬可控，幾乎所有工業、製造業生產活動並未受到影響。不過，以內需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特別是依賴日常工作現金收入維生的個體服務業，則陷入悲慘的生活困境。

據統計，今年5月台灣就業人數大減12萬多人，其中近七成是服務業，失業率攀升到八年多的新高4.11%，低工時人數暴增兩倍。若由產業平均薪資而論，部分產業平均薪資減幅達兩位數，電子產業平均薪資反而增加。另據勞動部統計，去年實施無薪假人數最高峰逾3.1萬人，今年實施無薪假企業已暴增至1,883家，超過去年的1,440家，無薪假人數已達21,333人，正逐漸增加中。另一項未列入官方統計的是，每個月工時不足35小時的人，5-6月增加60萬人，都是潛在的無薪假人數。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台灣中小企業首當其衝，5月19日進入三級警戒以來，更讓許多中小企業陷入生存困境。

擁有資金、技術、人力資源上優勢的大型企業，因應疫情衝擊能力較強，尤其不少大型企業以出口為主，即使台灣疫情蔓延，其營業幾乎不受影響，反而因其出口推進台灣對外貿易增長。中小企業基本上多數以內需為主，台灣疫情爆發後營運遭受嚴重打擊。從社會經濟層面看，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的基石，對就業機會的提供和民眾生活服務具有相當的貢獻，關係到台灣社會經濟的穩定。

《經濟日報》日前進行「新冠疫情對中小企業影響調查問卷」，分別就營運衝擊、三級警戒一再延長、疫苗政策等三面向探究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在營運衝擊部分，有高達80.7%的中小企業因疫情造成「營收減少」，62.7%表示「訂單減少」，顯示多數企業營運受到明顯衝擊；44%員工工時減少、13.7%開始實施無薪假，反映疫情已影響就業安定。有10.1%的受訪者表示「已有產線停工」，4.7%的中小企業則「已經歇業」。

台灣現有產業中，半導體產業總產值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對台灣經濟貢獻極大，然而台灣IC設計、製造、封測多為中小企業，即使較大型的資訊科技產業，在國際分工中也必須尋求產業佈局，大陸是一個重要的基地。過去10餘年來，由於投資經營環境變遷，特別是2008年兩稅合一政策的實施，諸多台商已選擇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的雙重佈局。2018-2019年美中貿易戰及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以來，諸多台資企業能由大陸和東南亞出口，才得以維持正常營運和出口貿易的增長。

然而，今春以來，印度和東南亞國家D病毒的爆發已影響到若干台資企業的經營。以製鞋業為例，由於越南疫情擴大，台商越南製鞋廠區被要求暫時停工，使嚴重依賴越南廠區出口的寶成、豐泰、鈺齊等企業面臨供貨壓力。在資訊產業方面，由於馬來西亞的「士乃工業區」是被動元件重鎮，因疫情嚴峻而其轉單效應也影響華新科技、國巨、大毅等企業。

過去20餘年來，發展中國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逐漸成為討論的課題。「中等收入陷阱」指一個國家人均收入在某一水平，如3,000-6,000美元徘徊，則經濟增長將缺乏動力、貧富差距會擴大、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國際收支失衡，隨之出現經濟增長停滯現象。

「中等收入陷阱」判斷的標準、形成的原因和應具有的特徵，隱含若干主觀的解讀，以致仍存在相當的討論空間。因此，有論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個偽命題」。儘管如此，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國民所得達某一水平後，由於社會經濟的急遽變遷，勢必面臨若干發展的瓶頸，必須加以突破，才能維繫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可說是「增長陷阱」。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亞洲四小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範，但是若從「增長陷阱」的概念來看，即使任何國家在每個國民所得跨越某一「中等收入」指標，仍必須尋求增長的動源，才能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增長。而對於若干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過往的研究和分析，基本上仍以如何應對國際經濟和金融危機做為基礎。

拉丁美洲和東南亞國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將障礙歸因於金融危機和債務風險。東南亞國家雖有一定的工業化，但並未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只是加工貿易，一旦外部國際市場動盪，技術升級失敗，工業化便停滯，經濟增長也就陷入困局。拉丁美洲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相關的社會經濟政策和措施的不當，阻礙了經濟的持續增長。主要在於：1.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失衡引發社會經濟問題。2.民粹影響經濟效益並增加財政負擔。

或許各個國家與地區發展階段不同、資源環境各異，而其發展策略亦不同，但不可否認的，力求創新突破，不受僵化的意識型態束縛，在每一個階段應尋求新的經濟增長動源，則是必要的政策選擇。

2017年中央研究院《台灣競爭與成長策略政策建議》的研究報告指出，21世紀的台灣面臨不斷限縮的國際空間，只能靠經貿實力爭取國際舞台，然而台灣的經濟情勢確實面臨極大挑戰，經濟成長率減速過快，過去10餘年，平均成長率已降至3.82%，低於其他亞洲國家（韓國、新加坡）。而名目國民所得也相對較低，薪資成長率也驟降至只剩下1%，勞工也因此對台灣的經濟成長完全無感。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從所謂防疫模範生到三級警戒；「彭博社」抗疫排名在53大經濟體中第44名；七成民眾對政府防疫不滿意；紓困方案無法解決民眾疾苦；疫苗購買出現舉世罕見亂象；鼓動民粹，激化社會群體對立；疫情爆發以來，缺工、缺料、缺晶片、缺貨櫃、缺資金的「新五缺」結構性問題未能解決，以及如何因應國際產業鏈重組，這些都是突破台灣當前「增長陷阱」，擺在蔡政府面前必須解決的問題，而蔡政府的方向又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