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台灣主體性

謹以本文紀念王曉波老師（1943-2020）

2020年1月台社論壇「內在台灣的中國思想史」形成雛形，本文所要討論的前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則在同年7月30日離世。過去在黨外民主運動與王曉波並肩作戰的台大哲學系事件「難友」陳鼓應，曾以「三個王曉波」來總結王曉波一生的實踐：法家研究學者、台灣史與台灣問題專家，以及統派大老。沿著這三條脈絡所畫出來的王曉波輪廓，當中關於其台灣史研究的部分，儘管是爭議最大、批評最多，卻也是最能體現其思想關懷的切入點。

在當下兩岸態勢及由此型塑出來的社會氛圍，談論王曉波其人其事，在台灣都有著令人不安的一種焦慮。然而，過去王曉波在主持《海峽評論》時，常常指派一些評論的寫作任務，有時候可能是並未引起社會廣泛注意的新聞報導，而他總說一句：「留做歷史存證」。這場論壇所能發揮的作用，或許也將是一份「歷史紀錄」。

一、從反課綱運動談起

2018年12月王曉波突然中風，急送台大醫院手術。在此之前，台灣社會多數對王曉波的印象，應是停留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過後，發生在2015年以高中生為主體的「反課綱微調運動」。當時運動參與者首要「討伐」的對象，即當時被批評為「紅鬼」之一的微調小組召集人王曉波（陳伃軒等 2015年6月5日）。在運動如火如荼開展之際，參與學生與王曉波之間的一次「對話」，被做成對照圖在網路廣為流傳，也被當成是由哲學系教授、非台灣史專業主導歷史課綱微調的「罪證」之一：

王品蓁（時為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如果說這件事（指課綱微調）傳到國外去，被日本政府知道了，他們會不會憤怒？會不會覺得不公平？因為畢竟當初是簽約，台灣才變成他們的。我並沒有說日本在統治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的政府，只是在殖民這件事情上，他們是有一個法律條文存在。我想對大家來講，這是比較公平的事實。」（東森新聞 2015年8月4日）

王曉波：「所以我們對於歷史台灣史課綱的描述，我們能夠站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的立場嗎？這樣子的論述，不僅僅違反台灣人民的主體性，而且也違反聯合國的普世價值。」（東森新聞 2015年8月4日）

當時的爭論不只於此，例如反課綱學生林致宇主張的「如何證明慰安婦全部都是被迫的？」「慰安婦一定是被迫的嗎？」等等（翁嫆琄 2015年7月31日）。回過頭來看六年前的這場運動，過程中展現出來一種「非我族類」的排他式論述與認知，至今仍在瀰漫：抗日＝反日≠台灣（三立新聞政治中心 2015年7月31日）；國民黨＝中國＝統派≠台灣。台灣知識界和社會輿論對日本殖民統治的重新評價，長時間被嵌進「統獨」和「反國民黨」的論述之中，從而使得史觀矛盾非但未獲得對話和化解，反而在這場由國民黨馬英九政府主導的課綱調整之中全面爆發出來。

面對類似的質疑，王曉波通常以三個方式回應：一是主張自己有不少台灣史的著作和論文，也在大學開設台灣史課程；二是《中華民國憲法》；三是「台灣人民主體性」。此處可以分享一個小故事，早在課綱微調之前，2010年王曉波參與了2012年施行的「101課綱」修訂工作，主要包括「加入日據時代台灣同胞參與祖國大陸抗日的內容」等部分。當時在野的民進黨將這份新課綱斥為「統派史觀」、「教育的ECFA」，而王曉波希望找人在《海峽評論》寫文章回應，批評「皇民史觀的反撲」，直接給我一篇「命題作文」：《只有「台灣人民史觀」，而無「統獨史觀」》。

無論是「台灣人民主體性」或是「台灣人民史觀」，一直是王曉波對於台灣史的關鍵詞。那麼需要追問的是，該要如何理解「台灣人民主體性」？以及奠基在此的「史觀」？值得思考的是，當王曉波被貼上「統派學者」的標籤後，基本上被打為「台灣」的對立面，甚至是「通匪」、「賣台」的象徵，當然不被認為能夠代表「台灣主體性」。而王曉波又是以什麼樣的思想底色，將「台灣人民主體性」做為矛與盾？理解了這些問題，才能回答王曉波何以「爭議」，且「爭議」何以為「爭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