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諜之子」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三)
「匪諜之子」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三)
謹以本文紀念王曉波老師(1943-2020)
王曉波在諸多回憶中都曾經強調,保釣運動和台大民族主義論戰,是如何促使他從哲學專業走向台灣史研究的。台大釣運以1973年的「哲學系事件」告終,王曉波遭到台大解聘,在求職和發表文章上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而處處碰壁;而他所參與原來僅有素樸省籍意識的黨外運動,又同時受到國民黨極右派(如《疾風》雜誌)與台獨意識的合力夾擊,推使王曉波投入台灣史研究,以回答「台灣是什麼」與「台灣何去何從」的自我追問:「哲學系事件發生後,我跟陳鼓應離開了台大。又因發生了民族主義座談會的論戰,離開台大之後,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台灣是什麼?要如何認同台灣?要認同台灣必須要認識台灣,你不認識台灣要如何認同呢?所以我開始研究台灣史,尤其是台灣近現代史。」
「但使得一個不以台灣史為專業的人,卻以台灣史為題材,作了幾十萬字的寫作,那應該導因於1972年底至1973年初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那時有一些自稱擁有「西方自由民主」的人,又以「台灣人」自居,卻曲意為帝國主義張目,而視民族主義為義和團。因此,我決心要在台灣先人的奮鬥史中,來尋求台灣歷史的方向。」
因此,台大保釣運動及其後發生的民族主義論戰,可以說是理解王曉波台灣史研究的「原點」。
三、尋回殖民地的「民族正氣」
王曉波的台灣史研究方向,可以從他長年在台大和世新大學開設的通識課程「台灣人與台灣意識」講授主題窺知一二:
台灣人的淵源及其文化;
漢民族與台灣的關係;
馬關割台與台灣抗日運動;
台灣殖民統治的真相;
日據台灣社會運動的歷史思想背景;
林獻堂和仕紳階級的民族意識及政治思想;
蔣渭水與市民階級的運動及思想;
台灣共產黨及農民運動的抗爭精神;
辜顯榮與御用仕紳的皇民化階級;
日據下台灣文學中的台灣意識;
台胞抗日運動及祖國革命;
光復初期與二二八、白色恐怖下之思想;
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
戰後台獨運動的起源及其理論;
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及知識分子之思想。
揆諸王曉波出版的台灣史研究著作,除了著墨於考察台灣漢人文化根源於河洛文化之外,絕大部分的焦點都擺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特別是台灣的抗日運動史、知識分子反殖民的路線、台灣新文學與五四文學革命的關係等等。其中,在1980年代中期,王曉波參與推動了林少貓、賴和、王敏川等人的平反運動。林少貓在高雄市議會被指為「土匪」,而原來在光復後入祀忠烈祠的賴和與王敏川,則在1958年被以「台共匪幹」為由撤除牌位。在王曉波攜手楊逵、胡秋原、陳映真等人的努力下,保衛了抗日烈士的名譽,在1984年替賴和平反、重新入祀忠烈祠;並透過其擔任理事長的「台灣史研究會」,出版《王敏川選集》,作序《敢將此心向日月》。
在王曉波的台灣反殖民史研究中,特別突出以林獻堂為代表的「台灣派」和以蔣渭水為代表的「祖國派」兩條路線。而此分野事實上是來自於《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指台灣民族運動幹部思想言行可分為兩派:一是「以為中國之國情不久必可恢復正常而雄飛世界,自然必可光復台灣,是以此際必須保持民族之特性,涵養實力,以待時機」,代表人物有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另一是「堅持台灣為台灣人之台灣,專心圖增台灣之利益與幸福。雖然如此,彼輩係因失望於中國紛亂之現狀,而不得不抱此思想,他日中國一旦隆盛,則仍然回復與前者同一見解乃係必然之勢」,代表人物則有蔡培火、林呈祿、林獻堂等人。
王曉波透過兩條路線代表人物實際主張的考證,從而認為「『台灣派』和『祖國派』或有『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改革』的不同,或有激進與溫和之分,但是,站在中國民族主義對抗日本殖民統治則一」,「可見『祖國派』與『台灣派』都是懷抱中華民族主義,以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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