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的結合

王曉波先生（以下尊稱曉波老師，1943-2020）是一位中國思想和思想史的重要詮釋者，特別是儒家和法家的詮釋和實踐。透過傳統中國士子形式來看，曉波老師的言行、人格、風範，其實是典型的經世濟民型態的實學實務型儒家。在中國傳統歷史的大江巨河裡，君子大儒，必然懷抱經世濟民之志，力行之而剛健不息。曉波老師的儒家實踐，正可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

曉波老師的儒家心靈和胸懷是當代大儒也是中國思想史大家徐復觀先生（1904-1982）啟發的。他與徐復觀先生見面而問學，曉波老師在其《故人故事：我的告白》一書中詳予敘說，這篇論理敘事又具深情高義的文章是《感念與哀思：敬悼徐復觀先生》。

曉波老師提到他在台大時修過芮逸夫、楊懋春兩位教授以社會學觀點認知中國文化的課程，引發他對中國文化和哲學之好奇和興趣，因此去請教殷海光先生，然而大度且真誠的殷先生卻說他自己不懂，囑咐曉波老師去台中東海大學向徐復觀先生問學。

殷海光先生在學術上與徐復觀對立的論敵，卻將學生推薦給徐復觀先生。由此可以看到「真正底自由主義」的人品典範。

1968年夏，曉波老師去拜訪徐先生。初次見面就直接切到了中國儒家的本質，徐先生對曉波老師提及一個中國儒家發展史的關鍵現象和要義，曉波老師引述其中啟發他的話：

「中國文化是中國民族長期生存下來的一種方式，是經過中國民族長期辛勤經營和積累下來的。歷代中國有腐敗專制的帝王和官僚，但是真正中國文化的母親是在大地上辛勤耕耘的農民。他痛斥歷代統治階級的腐敗專制，和知識分子的墮落，在統治階級墮落之餘還能維持中國民族之生存，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

「他用湖北腔所說的『中國文化的母親是勤勞的中國農民』，雖時隔十幾年了，但仍在我耳邊震撼著我的心靈。

「有了這個認識之後，才能令一個處於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免於文化的虛無感，並且也令我找到了為民族文化奮鬥的精神依據，那就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廣大中國人民，這是徐先生對我的最大啟發。

「徐先生這懷抱天下蒼生的為學態度，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抱負。這種傳統知識分子的抱負，到近代已絕無僅有了，更不是一些現實主義的『爬蟲動物』所能仰望得了的。」

這番話語有種雙元對立形成的張力，一端是以農民為主的「中國人民」；另一端是以昏暴帝王和墮落仕宦為主的專制政治。作為真正的儒家，即今日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懷抱天下蒼生而治學」，實則亦是必須「懷抱天下蒼生而治國」，這種志節和心懷，就是曉波老師所引的北宋大儒張載那句「真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徐先生終身踐履上述的理念，曉波老師也一生不改其志地這樣完成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中國文化的母親是勤勞的中國農民」出自徐先生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一篇文章《誰賦豳風七月篇》，徐先生在文中說：

「農村，是中國人土生土長的地方，一個人，一個集團，一個民族，到了忘記他的土生土長，到了不能對他土生土長之地分給一滴生命的泉水，則他將忘記一切，將是對一切無情，將從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這種個人、集團、民族的運命，大概也會所餘無幾了。」

台獨分子，在美國或回到台灣的「美式菁英」，大陸的各類「公知」，不就是徐先生說的「無情」，「得不到真正的生命」的人？曉波老師所說的「爬蟲動物」？徐先生又說：

「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多半出於鄉下貧困之家，所以有『茅屋出公卿』的成語。……在生死之際能堅持一種信念，立下自己的腳跟，如忠孝節烈，耕讀傳家之類，這是中國文化在農村中最深厚偉大的成就。吸收農村這些美德而伸長到政治上的，一定是賢良的士大夫，一定是政治清明的時代，抹煞農村這種美德，騎在農民頭上，吸農民的脂血而還罵農民沒出息的，一定是最無良心的知識分子，一定是最沒落的朝代」。

「忠孝節烈，耕讀傳家」培養出來的中國儒士，是「賢良士大夫」，他們「堅持一種信念，立下自己的腳跟」，學習而成為賢相良臣和聖哲明師，是中國清明承平政治社會的中堅，是民族蒙災困頓時的忠臣或英烈。

曉波老師反國民黨專政、反西方帝國主義、反日本軍國主義，反對分裂國家民族的台獨，盡其一生替人民發聲，呈現了徐先生所說的中國儒家典範。

乙未割台，台灣讀書人奮起抗日，他們也多生長、學習於台灣鄉土而成就了堅貞人格和崇偉精神，如武裝抗日的生員吳湯興、姜紹祖……；又如文化抗日的「台灣文協」、「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如蔣渭水、簡吉……，先賢們都是為台灣農工階級乃至全體人民而對抗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他們既是儒家也是社會主義。傳統儒家和現代左翼的經世濟民之實學，以及為了人民而全心一志地實踐、犧牲，都是一樣的。在曉波老師身上，我看到了當代台灣社會還有過這樣的實踐與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