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辛亥起義110週年(1911-2021)
紀念辛亥起義110週年(1911-2021)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週年,一個多世紀以來每逢週年都要紀念這場國史上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但時至今日,中國的國運已經從谷底登上了世界巔峰,古老的中國文明也獲得新的生命。那麼,今天在這個大背景下回顧110年前的這場大革命,我們會有什麼新的解讀?
宏觀地看,中國的國運到了近現代遭遇到空前的危機,中華文明相對於朝氣蓬勃的西方文明,已老態畢露。時代發出的信息是,必須徹底改弦更張,另起爐灶,辛亥革命就是國人對這個時代信息的積極回應。
在國史上有過湯武革命,此後只有朝代的循環更替,沒有再出個類似的革命;甚至像蒙滿外族入主這樣的大變動,史書也未曾冠之以革命,而仍然視之為朝代更替。於此可見,辛亥革命在國史上的顯赫地位。
那麼,辛亥革命到底為中國社會帶來了哪些重大的變化?
事實證明,這場大革命對中國社會帶來了全面的變化,其犖犖大端者如:革了滿人愛新覺羅王朝家天下的命,進而革了君主、帝制(國體政體)的命,公天下當道;革了帝王之學的命,為人民之學開拓了道路;革了郡縣地方政制的命,地方自治的試驗;革了庶民不議的命--民選議員問政;革了科舉功名的命,行行出狀元,西學西藝代興;革了舊教育的命--新式學堂勃興;革了綱常名教、經典祖訓人治的命,憲法法治代興;革了君臣民的命,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革了信仰禮制習俗的辮子、纏足、包辦婚姻的命,婚姻開始自由;革了男權中心的命--女權運動初興,等等。
當然,絕不是說,這些大變化就完全被人們接受而成為常態了,辛亥革命只是開了個頭,也即啓動了這些大變化的進程,要完全實現還需要經過一段漫長的過程;甚至到了110年後的今天,其中有些變化仍然在繼續進行,有待繼續努力;例如公天下、人民做主、男女平等,就是有待繼續貫徹的時代任務。
質言之,辛亥革命一石激起千層浪,為爾後的中國歷史揭開了嶄新的紀元,中國的歷史從此真正地從東亞的歷史軌道進入世界歷史的軌道,與各大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開展激烈的碰撞競存。
關於催生這段革命歷史進程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歸功於孫中山、黃興(革命先行者)、袁世凱、黎元洪(直接推翻清朝)的正反歷史人物。但本文要特別突出的卻是一般意想不到的一個歷史大人物,就是晚清的重臣張之洞,是他直接或間接地催生了辛亥革命;如果沒有張之洞,武昌首義、辛亥革命,多半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辛亥革命策源地的武昌,就是座落在張之洞擔任18年湖廣(湖南湖北)總督的轄區內,是總督府的所在地。在這18年的漫長時間裡,張之洞推行的一系列的新政舉措,本來是為了鞏固延續清帝國的國祚,實則卻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形成了有利於革命的政治和思想的大氣候;並為辛亥革命準備了不可或缺的幹部和兵員、資金和武器等,結果反而是加速了清朝的覆滅。這是歷史的辯證法開了張之洞一個天大的玩笑!
具體而言,在這18年湖廣總督的漫長任期裡(1889-1907年),張之洞在湖北的施政主要可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興辦現代實業;二是推行現代化文化教育;三是建設現代化軍事系統,操練新軍。現在分別簡述如下:
在興辦現代化重工業方面,監督修築盧漢鐵路(也即京漢鐵路,是內陸腹地最重要的交通幹道)、興辦中國第一家也是亞洲第一家的近代化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鐵廠(比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創辦的第一家鋼鐵廠--八幡製鐵所的建成還早七年,日本人讚之為「20世紀中國之雄廠」);設立槍炮廠(也即「湖北兵工廠」,有中國之克虜伯兵工廠」之稱)。在民生的輕工業方面,設立布、紗、絲、麻四局,構建了比較完整的近代紡織工業體系,使武漢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紡織工業中心。武漢湧現了100多家由民族資本經營的近代工業企業,涉及採礦、機器製造、榨油、火柴、捲煙、棉織、造紙、水電、麵粉、製藥等30多個行業。日本駐漢總領事水野幸吉譽之為「東方芝加哥」。
在興辦近代學校方面,張在任內大刀闊斧地興辦新式教育,創辦了幾十所各級各類的新式學堂,橫跨實業教育、普通教育、師範教育、湖北「自強學堂」;還創辦培養外交、外語人才的湖北方言學堂、農務學堂、工藝學堂、礦業學堂、工業學堂、駐東鐵路學堂、軍醫學堂等。又創辦湖北武備學堂、兩湖高等學堂(前身為兩湖書院,文、理、法三科兼修);由於嚴重缺乏師資,張遂特別重視培養師資,創辦湖北師範學堂、兩湖師範總學堂等一批師範學堂,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近代教育體系。
此外,張也非常重視留學教育,陸續選拔、派出大批學生赴日研習實業、師範、法律、警察、軍事。據1907年的統計數字,留日學生在全國各省共計5,400多名,湖北派出的即有1,360名,佔四分之一,這給湖北博得了「先進省」之稱,以致湖北人才畢集。
當時的有識有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歸武漢」,「可寄託者,李(鴻章)與張(之洞)耳。」其中投靠張之洞有管學務的梁鼎芬、管洋務的辜鴻銘(學貫中西的「怪傑」)、蔡錫勇(張最為倚重的洋務幹將);負責中學的有汪康年、蒯光典、陳三立(陳寶箴之子);負責農學的有羅振玉;武漢清軍(武漢新軍)的一個協統黎元洪(被迫革命)。著名實業家、「南通才子」張謇,「戊戌六君子」中的譚嗣同、楊銳,以及沈曾植、章太炎、鄭孝胥、趙鳳昌等不一而足,真可謂人才濟濟。
最後也是直接催生辛亥革命的現代化軍事建設方面。張從事軍制改革,建立了一系列的軍事學堂,聘請日本教官,要求官兵必須體健、品端、學優;當時恰逢1905年的科舉制廢除,大量青年學子選擇投筆從戎,進入湖北新軍。從學員中選拔一批前往日本留學,像吳祿貞(同盟會重要成員、辛亥革命烈士)等一批革命軍事將領,都是從這些學生中走出。
組建湖北新軍,選募新兵,聘用德國人為總教習,來自天津、廣東的武備生為教習,將護軍營進行擴編。到1902年,一支7,000多人的新軍編練完成,有步兵、炮兵、騎兵、工程兵。至1906年,湖北新軍已練成「一鎮一混成協」,由他的親信、武將張彪和軍官黎元洪分管,共16,080人。
因此,湖北新軍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文化程度最高、全國最精銳的軍隊之一(另一個就是袁世凱操練的北洋六鎮),從而為辛亥革命武裝起義準備了不可或缺的幹部和兵員。
在興辦新式教育系統方面,開辦各種專業學校,如工業學堂、農務學堂等等,這些人才,許多在日後投身辛亥革命,成為推翻清朝帝制的利劍。
搞革命一是要錢,二是要武器,那麼錢和武器從何而來?起義當晚的那一批起義士兵,一打開府庫,發現裡面竟然有存銀120多萬兩。還有其他處存有的銀兩、銅錢,富得很。武器有張之洞購置的大量德國造步槍萬餘支,日本造的萬餘支,大可一用。這樣,武昌起義這場革命,有了錢和槍,才轟轟烈烈展開了。
綜上所論,可以證實張之洞直接催生了辛亥革命,因為:一、張之洞18年在湖北的新政措施,創造了一種客觀的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社會的現代化大環境,已經與大清腐朽不堪的宗法帝制不能相容;二、當時同盟會的領導人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都不在現場策劃領導指揮,孫在美國,黃、宋在上海,而且孫中山是在事發三天後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城一家餐館的英文報紙上看到武昌起義的消息的,而黃興則是事發後應武昌同盟會會員再三的催促下才來到現場接過指揮權的。
就孫中山看來,他一直是把起義放在兩廣邊境,他不相信,在他沒有指定、沒有發動的地方,在沒有他組織、金錢支撐的地方,居然會起義,會成功。所以當孫中山看到起義的消息時,他的直接反應是,不過又是一次大兵鬧事,鬧鬧也就過去了。但想不到,武昌起義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在短短一個月時間,10幾個省宣佈獨立,這是他完全沒有料想到的。
再就是,辛亥革命的策劃者、執行者、領導者都是張之洞創辦的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最後被硬推上革命領導人寶座的黎元洪,也是湖北新軍的協統軍官。除了領導人和兵員之外,起義行動所需的武器、彈藥、金錢,也都是張之洞1907年北上之後在湖北多年艱辛經營留下的物質資源。沒有這些物質資源,要發動武昌起義是不可想像的。
還有一個小插曲也可證明張之洞對辛亥革命的影響,據說辛亥年(1911)正月初一,辛亥革命的發起人蔣翊武、劉復基與王憲章等人在奧略樓聚會,密商革命大計時,在樓上偶爾看到張之洞的楹聯「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多從江漢起」有感而發,於是決定幹件「整頓乾坤」的大事而在「江漢」的武昌發動首義。
辛亥革命的爆發,是一心維護清朝的張之洞沒有料到的,是一心革命的孫中山沒有料到的,更是一心篡清的野心家袁世凱沒有料到的。所以,這場革命是偶發催生的,是早熟的,是完全出乎當時幾個當令人物意料之外的一次歷史大地震。
那麼,既然這些大人物都沒有料到,又怎麼能說辛亥革命是張之洞催生的呢?
孫中山在1912年辭去臨時大總統後,來到武漢首義之區參觀訪問,他見到張之洞在武漢創辦的一系列的近代化工廠、實業、學校之後,深有感觸地贊嘆道: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也即諱言革命的革命家;換言之,最後歸結而論,辛亥革命是拜張之洞之所賜。由此可證,張之洞的催生辛亥革命,是「反者道之動」,是歷史辯證法的經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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