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元年祭（中篇）

一、余英時熱

反觀余氏，此時正值中壯年，精力充沛，為了打入美國學術界主流而拚命著書立說，揚名立萬。此後的數十年（1970年起），余氏站在他的老師錢穆、唐君毅、楊聯陞等前輩學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優渥的待遇，以及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大量的中文書刊資料，熟練地融匯中西的治學方法，考據與分析並重，價值理念與史實兼顧，撰寫了多達60多種的中國歷史文化思想著作，論文也多達500多篇，可謂著作等身。

這裡不是詳細評論余氏學術論著的地方，僅舉其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論著以概其餘：《歷史與思想》、《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士與中國文化》、《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漢代貿易與擴張》、《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余英時回憶錄》……等。

平心而論，余氏作為一個學者，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確用功很勤很深很專。余氏博採西方的先進學術成果，例如卡爾．賈斯帕（Karl T. Jaspers）的「軸心時代」觀念、西方的反智論、韋伯的宗教倫理觀、歷史心理學等，在他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思想學養的基礎上，系統地梳理了自先秦至明清數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文化思想史，堪稱巨構；其中的確提出了一些大問題，有助開拓文化思想研究領域的新視野。

所以，對於余氏，就學術成就而言，應當就事論事，不能以人廢言，而應將他的政治與學術分開對待：政治上是個買辦，學術上確有發人所未發的一家之言，有insights與vision，有利於促進中國歷史文化思想之研究。

著作等身的余氏，除了將他送上大師的殿堂之外，還積累了豐碩的政治資本；余氏從此自以為獲得了可以對任何問題發言的資格，以及言責的豁免權；他沈浸在洋大人和海外中國自由主義者、胡適的徒子徒孫掀起的余英時熱潮中，忘乎所以，還真認為自己是個「族寶」（不能說國寶，因為余氏已是美國人了），一旦少了他的禮讚，中華民族的文化前景將黯然無光了；抑有進者，國際級學術大師的桂冠榮銜，使他可以按情況需要，隨時變換血緣的中國人和公民的美國人雙重身分，公開就兩岸三地中國人家務事，毫無忌憚地放言論政問政。

這時的余氏，真是大有孔老夫子「從心所欲」的暢快感；但孔老夫子卻畫了紅線，不敢「逾矩」，然而成為大師的「余夫子」，卻從心所欲地隨意跨越紅線，對他的言論自由無矩可限；對他有約束力的只有他的良心，然而他已經是香蕉心了，二心了，他的母國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何況母國的文化學術界還不乏余氏的自由主義粉絲。

於此可見，余氏真是個十分複雜、充滿矛盾、善惡不分，是非混淆、政治學術糾結的一代買辦學人！

二、時代寵兒

余氏的走紅變熱，固然有其個人的因素，如他深厚紥實的國學根底，他完備的中西學訓練，他敏銳的觀察力，他勤奮筆耕的毅力等，都是他功成名就的主觀因素；當然，還有海外華人社會由來已久的反共大氣候。但令其成名的國際時代大背景更不容忽視。中國學的興起，主要是美國在所謂的1949年「失掉中國」、1953年朝鮮戰爭失敗之後，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而在西方應時興起的一門後起之秀的學問。

美國中國學主要的開創人、我的指導教授費正清說的很明白，就是要應對中國的崛起；為此目的，就要知己知彼，要研究你的對手，所以在哈佛開創了中國學。於是在美國朝野一致的共識下，各個大學紛紛繼哈佛之後相繼設立中國研究中心，從而為流亡海外的「民國遺民」如余氏等中國學者提供體面的就業機會。

往正面說，是中西文化的使者；往消極面說，不過是洋大人的一部中文活字典；再往負面地說，不過是中美文明對抗的一個文化工具，中美政治大博弈中，美國龐大戰略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服從洋大人的意志，為美國維護霸權、反共反華的大戰略服務。這就是，在美華裔中國文史學人命定的悲劇人生！

所以，中國學在各美國大學中從昔日一個被忽視的附庸地位，逐步贏得與歐美歷史學相對平等的地位，不再敬陪末座。因此，中國學也隨中國國力的日益強大而水漲船高，在大學裡也一樣設立了教授、講座教授、大學榮譽講座教授，university chair professor的榮銜。特別是，改革開放這些年，中國一面倒向西方，派出大量留學生到歐美取經，唯歐美學位是尚。余氏因緣際會，身受其惠，大受國內自由主義者吹捧，一時成了時代寵兒。但余氏從不認為這是拜中國崛起或改革開放之賜，而是美國學術界對他學術成就的認可。

但是，作為一個當代的學者，余氏該不會健忘，比他名氣地位大得多的胡適之，當年在蔣介石失掉大陸後的遭遇吧？那時落魄的胡適，真是如「喪家之犬」，一副乞食之態，在哥大要靠申請研究項目的經費餬口過活。後來縱令來到了余氏晚年擁有「大學榮譽教授」榮銜的普林斯頓大學，也只能當個圖書館館長，不能授課。這不擺明余氏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教授、講座教授、大學榮譽教授的職銜，不是完全靠他的學術成就贏得來的嗎？他的學術聲望，特別是他的英文造詣，真的比胡適高明嗎？余氏是個深諳人情世故的聰明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一清二楚，只是難以啟齒。

三、洋大人的刻意呵護

可以保守地說，余氏主要是靠他的中文著作而非英文著作獲得國際史學大師的榮銜。就這一點而言，在近現代的國際學術界是破天荒的，所以也有其正面意義，表明中文作為學術語言，已獲得國際學術界認可。

他成名立萬的論著，既然都是用中文寫的，試問西方有幾個研究中國學、漢學的學者專家，或許除了屈指可數的洋專家學者，能夠耐心地看懂看完他寫的幾十本中文論著和數百篇專論。就連費正清和施華慈這樣美國中國學的領軍人物，也難辦到，遑論其餘？

所以，可以想像，余氏首先是被華裔學者熱捧，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華裔王冀，之後才引起國際漢學界和中國學界洋大人的垂青，然後才加以刻意呵護，把他推上所謂的「享譽國際史學大師」的寶座，授予他美國哲學會院士、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等，然後台灣順勢授予「唐獎」，將他塑造為華人追求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的偶像、燈塔。

這是美國洋大人在世界各地慣用的統戰伎倆，現在用到了余氏身上！

一個洋大人對余氏所知不深的顯明例子，就是他在1993年競選美國亞洲學會副會長一職時，竟然敗在他的後輩，賓州大學的一個剛出道不久的後輩、日裔女教授羅友枝（Evelyn Sakakida，Rawski）手下！情何以堪！

反觀另一位華裔史學大師的何炳棣教授，他當上這個會長卻是洋大人在何氏謙讓之下的一致公推而「黃袍加身」。何、余二氏，一成一敗的主要原因，是余氏沒有像何氏一樣寫過在西方讓他成名立萬的相當數量的英文論著。

於此可見，洋大人起初對余氏的學術成就所知不多，但通過台港華人學術界的推崇而加深了對余氏的認識，發現他的利用價值，從而刻意呵護，授予各種國際學術榮銜。洋大人心想，將這個如此虔誠向化的、具有高學術造詣的華裔學人，視為自己的族類，讓他戴上國際學術桂冠，可以更好地在東方大國大唱西方文明的贊歌，不斷地為他的母國製造麻煩，比自己出手有力得多，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四、孤芳自賞

但就學術論學術而言，學術論著無論多麼客觀超然，都無可避免地有其一定的立場、觀點，余氏的論著當然也不例外。就本文的主旨而言，可得而言之的有下列幾點：

首先是余氏論著，擺明要以資本主義的唯心史觀向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挑戰，其路徑是從文化思想的價值理念為切入，然後以其研究成果，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

二是歷史的發展本是多種力量綜合互動的結果，余氏原則上對此無異議，但實際上在梳理中國歷史文化思想時，只突出文化思想即意識型態這個單一維度，漠視其他更基本的動力，如生產力、科技、國際地緣政治等因素。

三是同胡適一樣，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規律論，認為歷史中根本沒有什麼規律可言，都是人的自由意志決定的，因而充滿不確定性。余氏因而一再抨擊斯大林的五個歷史階段論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將萬古長青。

四是突出社會上層也即余氏所謂的「士人」、知識人的歷史能動作用，忽視社會基層廣大勞動者的生存狀況、利益及其對歷史的能動作用。

五是動輒以西方中心觀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的普世性，為其時論政論的準繩，忽視也是源自西方的社會主義的正義、平等、人道主義等更為高大尚的價值理念。

六是余氏根據美國版的民主自由人權，撻伐新中國的人民民主政體為集權暴政。實則社會主義新中國，已經將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理念，按照中國國情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將之中國化為毛澤東思想，例如新中國的國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議會是「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其中的「人民」就是包括社會各個階級的廣泛的中國式的協商式民主，遠比美國單一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更為先進、更為民主；「共和」就是公天下，還政於民，反對獨裁專制。

七是余氏強調中西文明的會通性、同一性，忽視其內在的矛盾性、對抗性；也即相對於中國王道的仁性、和諧的文明價值觀，忽視西方霸道文明的強制性、壓迫性、侵略性。

八是環顧當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形勢，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推行西方版美國版民主的國家，無一不陷入貪污橫行、政局混亂、社會動盪的不安之中。東方走美國路線的日、韓兩國與台灣地區，也不例外。

但最有代表性和說服力的例子，就是中東。美國自2001年老、小布希總統以來的歷屆政府都以反恐名義，在中東以暴力推銷美國版的民主自由人權（實際上是垂涎中東的石油資源，美國副總統哈里斯〔Kamala Harris〕公開承認），不是成效不彰，就是以失敗告終。

正在上演的一幕反美國版民主政治的活劇就是阿富汗。拜登政府宣佈自阿富汗撤軍，親美的民主政權竟神速崩解，神權的塔利班重新返回喀布爾執政，與余氏所謂的普世的美國版民主告別，改而成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以致美國在阿國20年來所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化為泡影，美國版的中東民主夢徹底破滅！余氏高唱的民主普世價值在阿富汗，轉眼間成了末世價值！

另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全世界正在進行的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嚴峻的一場人天戰爭，即對抗肆虐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年多以來，中國在這場戰疫中取得清零的驕人成績；於此足證中國「生命至上、人命至上」的仁道主義戰疫指導思想和「人民民主」的治理模式，是戰疫的最佳模式，而歐美奉行余氏所謂的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民主國家，至今無一不仍然深陷新冠泥淖，又加上德爾塔變種病毒，更是雪上加霜！

這些都是余氏在世時發生的例子，是天意在在昭示歐美版的「民主」不是什麼普世價值，而是末世價值；一言以蔽之，余氏熱衷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是與現實脫節的紙上談兵，是象牙塔裡食洋不化的書生如余氏者的孤芳自賞，與日新月異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馳。

由此也足證，余氏已是一個過氣的買辦學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