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進入不可逆的全球化時代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論語·學而》）

梁惠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孟子見梁惠王》）

「我們阿姆斯特丹人揚帆遠航……利潤指引我們跨海越洋。為了愛財之心，我們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1656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廳落成的《頌歌》荷蘭「莎士比亞」的偉大詩人馮德爾〔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作）

序言：投石問路

1.遠方客人，為利而來

1792年，距今230年前，英王喬治三世派遣了一個精心謀劃多年、由馬戛爾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全權大使率領的龐大、豪華、威武的訪華使團，專程來華訪問，因此英國舉國對之充滿了期待。此行，堪稱當時歐洲外交界空前的壯舉，所以引起舉世矚目，也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

因此，這個歷史事件當然也成為中西方史學界的一個熱門論題。如2021年5月，台灣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舉辦了一次《啟蒙、商業、帝國、文明與殖民－－從馬戛爾尼出使中國講起》的學術討論會，以探討18世紀末英國使團的中國之行，反映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程度。

眾所周知，使團名義上是打著祝賀乾隆80華誕的旗號堂而皇之地來的，但乾隆的80歲大壽，早已過去兩年，現在已經是82歲了（中國歲83）。乾隆很快在英國的國書上發現，「原來他們不是來賀壽的？」遠客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受命專程來華商談英商在中國做生意的事。但既然客人自己說是專程來為他祝壽的，乾隆面子上不好不領情，也就順其所願，熱情款待；但裡子上，當然多留了戒備之心。

實際上，使團此行主要是為了在東方這個「遍地是黃金」的中華農耕大帝國，為英國工業化的商品，打開龐大市場的大門；並受命順道訪問中國周邊各國，如日本、安南、朝鮮、馬尼拉，以利開拓在華的商機。簡言之，此行就是為利而來。

這個使命也意在向世人宣告，大英帝國從此不再是一個地區性的強國，而是一個與東方陸上霸主並肩、甚至超而上之的全球性的海洋強國。此行還暗藏著一個雄心勃勃的長遠規劃，就是在為今後數十年甚至在更長遠的時間裡，最大限度地在中國謀求商業利益而鋪平道路。

2.西方的近代，中國的近代前夕

本文副標題所謂的「近代」，是指西歐的海洋國家，葡、西、荷、英、法、德，自1500年以來至18世紀末葉，在「依海興國」中所形成的一個人類歷史的新階段；準確地說，一個人類歷史從數千年來以歐亞大陸板塊為歷史舞台，走向一個以海洋板塊為歷史舞台的海洋時代或海權時代。其標誌性的特徵是：海洋全球化、依海興國、自由貿易、殖民擴張、工業化、崇尚科技、重利輕義、商人當道和民族國家崛起、封建貴族沒落、民權代興等。 凡是一個國家、社會或文明，具有這些特徵的社會，就是西方基於實力地位所界定的「近代社會」；否則就被視為停滯落後，仍然處於落後的中世紀時代或前近代，而應予打倒淘汰。從此，西方擁有了對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定義權、話語權，從而形成了所謂的歐洲中心史觀、西方中心史觀。數千年來一直享有東亞文明話語權、定義權的中國，從此逐漸淪為西方文明的跟班，喪失了文明的主動權。

中國一向是按朝代而非按時間劃分歷史階段的，現在在歐風美雨盛吹的時代，西規中隨。史學界主流已經按西曆紀元，將1840年的鴉片戰爭，定為中國近代的開端。英國訪華使團之行，發生於鴉片戰爭前40多年的1792年，故名之曰，「中國近代前夕」。

於此可見，相對於歐洲而言，中國進入世界的近代歷史軌道，已經晚了約三個半世紀（1500-1840年），從而注定了中國此後各個世代，在人類文明的馬拉松競賽中，必須與時間競賽，不斷追趕，甚至繞道趕超。這是歷史為中國人曉示的世道，設定的標杆，此後中國不論是風流人物或政治黨派，不理解這個世道的或無法達成這個標杆的，必將為歷史淘汰。

站在大歷史的高度來看，這個年代，也即1800年前後的乾嘉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大分水嶺，像750年的唐代的安史之亂一樣，前後判然有別；此後清朝的命運、中華大帝國的國運、華族的族運、中華文明的命運，在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海洋文明挑戰下，被肢解撕裂，江河日下，無所底止，先是淪為所謂的次殖民地，終至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陷於谷底。

3.近代化機遇擦肩而過

「談生意」這個論題，已被學術界充分論述過，無需本文贅述；所以本文的主旨是在論述使團此行為中國直接或間接帶來的具有上述標誌性的「近代」特徵的信息，及其潛在的後續發展；換言之，使團早在1840年鴉片戰爭揭開中國近代序幕後的40年前，已經為中國傳達了世界近代的信息或天機；只是由於種種人為的或客觀的原因，致使乾隆和清廷沒有讀懂而已，從而讓中國「近代化」的歷史機遇擦肩而過，大大遲滯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

本文在兩百多年之後重溫往事，絲毫沒有究責的意思，而是站在大歷史的高度，公正、客觀、嚴肅地探討使團究竟為中國帶來了那些「近代」的信息，從而讓國人從中汲取教訓，策勵將來。

二、使團之行暗藏玄機

之所以說使團之行暗藏玄機，這可從使團的規格、規模、賀禮上看出端倪。在規格和規模上，擔任全權正使的喬治．馬戛爾尼伯爵和全權副使的喬治．斯湯頓爵士（George Staunton，1737-1801年），都是英國當時資深的、足跡遍全球的、活躍在第一線的職業外交家，正使出任過駐俄羅斯公使、加勒比海總督和馬德拉斯總督等要職，副使一直是他的助手，親密戰友。由此可見，此行規格之高。

馬戛爾尼率領的這個使團約95人，其中包括50名士兵，和隨行的兩名翻譯，以及哲學家、醫生、機械專家、畫家、製圖家、植物學家、航海家和軍官等45人，還有人數不詳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加上操作船艦的水手則多達700多人。

使團的成員裡，居然還包括了與做生意毫無關係的哲學家等45人。於此可見，這哪裡是專程來談生意的，而是別有所圖，如藉此炫耀英國工業化強國的先進成果，甚至居心叵測，暗中負有使命，刺探中國沿海的海道、海流等海況，這些該是畫家、製圖家和航海家軍官才能幹的專業活了。

這一行人乘坐的三艘船艦，其中包括一艘裝備了當時世界火力強大的64門火炮的「獅子號」旗艦，一艘為富麗堂皇的三桅船「印度斯坦號」運輸艦，和一艘快捷靈巧的小型護衛艦「豺狼號」。這根本就是一支小型的近代戰備艦隊，與使團受命賀壽和談生意的友好互利氣氛極不相稱。所以，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這是英國海霸存心要向東方陸霸秀肌肉，炫耀軍力，示威；要向世上最古老、最遼闊、人口最多的中華帝國證明，喬治三世是「海上的君主」，「英國才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

當然，可以想像，這600箱的壽禮中一定裝載了大量供玩賞的雅致的歐洲時髦工藝品，但這些東西，在清宮裡、圓明園裡多的是，乾隆根本看不上眼；引起乾隆和文武大臣注目的倒是禮品中的尖端軍工武器的模型，和先進的科學工藝製品。前者是代表英國和西方尖端武器的堅船利炮，如英國艦隊中火力最強的、裝備110門大炮的戰列艦「君主號」的縮小模型（由於不熟悉中國北方海域的水文情況，怕進不了港，所以沒有派來，只是展示模型）；還有展現英國熱兵器優勢的榴彈炮、迫擊炮、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車輛等。

當然，這些也可以成為與生意有關的軍火商品，但縱然如此，如果中國真的要買，英國恐怕也不會出售給像中國這樣潛在的對手國家。因此將之視為是向中國展示肌肉，將中國軍，更為靠譜。

禮物中的「天體運行儀」，體現當時歐洲先進的科技成就，該儀器可以模仿地球的各種運動，月球繞地球移動；可以看到太陽的軌道，可以模擬各天體的蝕、合和衝等。還有一個地球儀，上面標明地球上各大洲、海洋和島嶼；各國的國土、首都、自然的地形地貌，以及英國在世界各地遠航所發現的新地方，並畫出遠征的航線等。這些先進的科學工藝品、軍工製品，傳教士雖然早已經傳到中國並收藏在圓明園裡，但使團展示的更為先進。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尖端武器和先進的科技工藝品，不是憑空製造出來的，其背後支撐的是自1500年的近代時期開始以來截至1800年，西方一些大科學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頓、培根、笛卡爾、萊布尼茲等人經天緯地的物理學和自然科學革命、思想革命的輝煌成就；可說是源遠流長，遠非一日一人之力一蹴而就。

這些輝煌的科技成就，使近代的歐洲人和英國人，形成了歐洲中心觀，孕育了一種自傲自信的優越感。這就是英國派馬戛爾尼同中國打交道的深厚底氣。清朝在他們的眼裡，越來越不再是18世紀啟蒙時代那些思想家伏爾泰、萊布尼茲等心目中的理想國，而是一個古老腐朽、停滯不進的落後的老大帝國。

事實也的確如此，君不見乾嘉時代，中國的菁英或將時間和精力耗於八股詞章，或耗於考訂辨偽，或耗於心性空談，熱衷於無關國計民生、自然宇宙探索的死學問之中，活在厚古薄今的過去的時間裡，對人類文明沒有做出一點足以稱述的貢獻。當地球的西半邊滿天星斗、群星燦爛時，東半邊卻黯然無光，黑夜漫漫，看不見一點耀眼的星光。

但是，對於這個東方神秘陸霸，這時的英國多少還是有點敬畏之心的，目前對這個大帝國所能想到的最好事情，也就是打入它的廣大市場，同它做生意，至於侵略和吞併，這時的英國，縱令已是威震全球的海霸，還是不敢妄想，何況光是一個老大帝國印度，就已經令它消化不良，疲於應付了。

綜上而論，使團此行，固然是談生意的，但更可視為是來展現西方近代文明的先進成就和炫耀英國作為全球海霸的軍事實力之旅。但是歷史地看，此行更有一層意義，即使團無意或有意地、直接地或間接地，為中國帶來了下文將論述的近代世界的時代信息。【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