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鏡下看華府的抗中政策
放大鏡下看華府的抗中政策
拜登在2020年第二季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外交政策的指標說明：《為何美國必須領導？後川普美國外交政策》，這篇文章與二戰時期一段往事有著相關的含義，那就是美國必須承擔領導世界之重責。
1940年9月時，小羅斯福與邱吉爾簽署了一紙條約，是為著名之《軍艦換基地》條約（Destroyers for Bases）。根據此約，美國租與英國50艘驅逐艦，換得美海軍可利用英國之六處海軍基地。這一條約意義非凡，其一是當兩國簽約時，美國仍緊抱中立主義，拒絕參戰。美國此舉等於實質上已放棄其孤立之中立主義。其二、美國在歐戰開打後，仍保持實力，已顯出其不凡之國力，而非正式參與歐戰，事實是美國直到翌年珍珠港事件後才在1941年12月正式向日本宣戰，正式參加了二戰。
美國之所以這樣做有兩個原因，英國被德國空軍掃蕩式轟炸英倫海峽及英倫三島。如無足夠艦隻，則英國海上通路失效，缺少補給，這仗是打不下去的。其二係美國之工業技術是世界一流，華府有信心參戰。也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扛下自由世界領袖重擔，於1945年贏得二戰勝利，自然地成為世界霸主，並組織「世界的警察」（中、美、英、荷），稍後則以法國代替了荷蘭，是以二戰末期中國就已是「四警察」之一了（中方喜稱「四強」）。美國自從在1940年9月與英國有此一《軍艦換基地》方案後，主動召集了數項國際會議，其中以1945年2月之雅爾達會議對亞洲之影響深遠。此會議由小羅斯福與史大林主演，邱吉爾僅扮演路人甲之角色，二戰未結束，英國已退出國際政壇大咖行列，美國就已是世界領袖。
1945年2月開幕之雅爾達會議，清楚地顯現出美、蘇共治世界之拼圖。美國不再有孤立主義，也不會放棄其世界霸主之地位。美國外交政策首要之務就是如何奠定基礎，以期美國之世界領導地位萬世不變。一個新的霸主降世，美國以硬、軟實力將主導未來美式世界秩序之運作。為了響應這宏大之號召，政學界大咖們在1980年就出版了多本引導美國外交的專書，如《必須領導：動盪中的美國實力》（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Basic Books, 1990, Joseph Nye〔奈伊〕得意之作）。
為響應美國「必須領導」之定義，在其後的數年間，同性質書籍及文章不斷地來到人間，其宗旨就是同聲一氣地表示美國必須要扮演領導者之角色，永久、永久，傳之萬世。
柏克萊大學教授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則從道德層面論及美國擔任世界領導人之必要性。他認為美國是維持世界國際道德的萬里長城。他的書名就是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 Univ. of Chicago, 2002），另外一本則是歐文．哈里斯（Owen Harris）之《美國目標：最新外交政策》，（America’s Purpose: New Vis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ICS Press, 1991）。
哈里斯也直白地聲稱只有美國有資格擔任世界領袖，如此這般力捧美國為世界領袖之主要原因，是身為領袖者可利用其霸主地位持續為美國在國際間爭取到更多的實際利益，是以今日美國主張中立主義者少到幾乎到零的地步。
為了表明美國稱霸不是為了利益，而是為了維護自由、民主及道德之價值觀，此等書籍不斷問世。例如李．愛德華茲（Lee Edwards）的巨著《為自由而傳教：周以德之生平》（Missionary for Freedom, The Life and Times of Walter Judd, Paragon House, 1990），這本書旨在說明為了宗教信仰，美國人必須帶領人們走向未來。
是以每一個美國人均應維護其世界霸主之地位，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en）就在阿拉斯加會議中正言以對楊潔箎、王毅：美國在世界關係中具有優先之地位。因為美國人「有解決世界問題之能力」。從蘇利文的此類宣示可看出拜登對華政策是強硬，不妥協的。
美國於2001年遭逢9．11雙子星事件，其重心開始放在反恐大業，2001年出兵阿富汗，2003年出兵伊拉克，均告失敗。未能解決此二國之給美國帶來的問題，反倒給中國努力向上之機會，中國工業、高科技、軍事均有長足進步，引起了美國國內新一波對華產生之威脅論。這一理論對美中關係相當不利。
一些學界及主流媒體跟著興風作浪，開始播送「中國威脅論」之說法。強調中國日後在政、軍、科技等方方面面的全力追趕，對美國不利也。政治評論家也相繼發表專書，強調「中國威脅」之嚴重性。例如耶魯大學教授保羅．布萊肯（Paul Bracken）就出版了《東方火焰：亞洲強權與第二次核武時代》（Fire in the East: Asian Military Power and the Second Nuclear Age，Harper Collins, 1999），布萊肯曾於中央情報局（CIA）和國防部工作過，是個大鷹派。
川普與多數美國人一樣，是一個披著愛國主義者之外衣，卻是一個百分百的軍國主義者，從川普政府四年軍費年年增加可知。他在競選年（2016年）即瞄準北京，將中國設定為Enemy No. 1（第一號敵人）。他雖在2017年11月北京作客，然而就在三個月後開始發表反中言論，奠定反中政策並傳遞到拜登政府。
2018年7月20日，川普之CIA東亞事務助理局長正式發言控訴中國竊取美國技術專利，高調宣稱這就是「冷戰」之開始。這就落實了美國人那種「中國威脅」之存在感。事實上，遠在2000年就有些文章或書籍渲染這一概念，如名作家孟捷慕（James Mann）就在當年11月14 日發表《我們對中國的幻想》（Our China Illusion）。文中強調「中國威脅」之嚴重性。川普在競選年接觸到這類文章及書籍，奠定了他反中政策之基礎。
川普的副手彭斯（Mike Pence）在2018年10月4日於「哈德遜中心」（Huclson Center）發表演說，聲稱已作好準備，迎戰中國之各種挑戰。講演內容還包括「反對」中國之「2025」計劃（控訴中國要在2025年增強科技及軍事）。這次演講正式吹響「反中」號角。「反中」成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最主要之外交政策。共和及民主黨均將奉行。「反中」已是國策重心，不會隨著共和、民主兩黨更迭而改變的。
哈佛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憂心地認為「中美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遠比專家願意承認的要高許多」。他曾在《必將一戰》（Destined to War）一書中直言「中美關係正在冷戰的山腳下」。雙方戰爭就是世界毀滅。除了雙方在科技、軍事有激烈之競爭外，也有誰也離不開誰的處境，如今日美國人需要之日常用品，絕大多數來自中國，而中國則因中美貿易而積累了大量美元外匯，雙方互相依賴，這是事實，改變不了的。
1979年4月10日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出台，以其國內法「長臂管轄」三方政經關係。北京方面一直拒絕承認「台灣關係法」之存在，直到今日仍稱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為「與台灣關係法」。雷根總統在北京強力抗議下，最終雙方締約《八一七公報》，偏向北京。然而雷根卻非常不情願，乃在公報宣示前以秘密管道與「六項保證」給台北方面。這位一心「籌思保障台灣安全之總統用此一方式安慰了台北」。
為了不予北京發起反對聲浪，雷根之六項保證密件經過一段相當長之時日才得以重見天日。2016年5月美政府經過參議院認可了「六項保證」之內涵，整個文件直至2020年8月30日才予正式公開，川普政府隨即正式宣佈中美間關係由三公報（《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和「六項保證」組成。
觀此始知，「六項保證」由川普政府臨下台前宣布的深刻用意，顯示華府抗中之決心。這是因為「六項保證」對台有利。華府官員在道及中美關係上加了「六項保證」一詞。自此「保證」遂與「公報」同框。為何如此，值得深探。
假如此二詞重要性相同，那又何需將「保證」特別標出示眾。假如「公報」優先，則無須提及「保證」，是以「保證」含有新的涵義與解釋。那就是「保證」將隨著時日更替，漸為各方接受，最後必然公開地取代「公報」。在這一問題上，時間代表了一個重要因素，因為「保證」內容與「公報」矛盾。「保證」一出江湖，就為美台雙方接受。時日一到，美政府將僅提及兩公報及「六項保證」，《八一七公報》一詞只有到檔案室才看得到了。
《八一七公報》形同廢紙之後，令北京傷腦筋之事就是華府可以單方面決定何種武器為防衛性者，根本不把北京放在眼裡了。這就是日後美國框限兩岸三地關係之藍圖。北京之反應及耐力待考驗。在此一美製框架中，北京方面之在台灣問題上對華府之發言權日見微弱。以下簡錄此「保證」之要點：
1.無終止美售台武器之日期。
2.北京無權過問售台武器之內涵。
3.不修正「台灣關係法」。
4.不逼台灣政府與兩岸談判。
5.不改變對台灣主權之立場。
6.不擔任兩岸之中間人。
「六項保證」對兩岸三地關係造成巨大衝擊，這與川普擬訂之全面抗中政策有關。川普集反中、抗中、衰中與恨中於一身，改寫兩岸三地之關係，連根拔起自1979年卡特承認的美國對華政策。改植以「恨」為基礎之國策，搖動了東亞安全之框架，世界亦將動盪不安，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
拜登坐上大位後，即宣示其對華政策基於三個支柱，曰合作、曰競爭、曰對立，綜觀其就任至今，其政策宣示盡為口號，並無任何實質表現，如在2021年12月13日的Taipei Times一篇 Climate Diplomacy Brings US and China Together（《以務實外交維繫中美關係》）認為雙方可以精誠合作，事實「非」也。雙方有口無心，美國旨在遏止中國上升，不能與中國有任何重大實質合作，這是事實，一個冷酷的事實。
談到競爭，中美雙方一直在競爭，事實上是全面激烈的競爭，在此過程中，美國發現中國在某些高科技，或武器上居然有超前之跡象，由是加油猛追，雙方拚了，高低總有一天會有分曉的。
雙方關係最嚴重的一環是「對立」，當前之對立可謂是「致命敵對」。
此類敵對不但不可能減低雙方敵對之程度，還會衍生出更多形式之敵對問題。
2020年2月美《外交事務》發文，指稱如台海戰事真的發生，美將不會直接參與。台灣為主戰場，也僅是兩岸之間中國人的戰爭。觀諸當前美國將不會參與俄烏戰爭，就可知美國統治者不會為了保住屬意的台灣執政黨而掀起世界大戰的。
北大台研院院長李義虎（亦為人大代表）即明言「如台獨踩到紅線，大陸必採斷然措施」。拜登持續川普老調，盡情妖魔化中國，已將中美關係推至懸崖邊上。
前面提及之奈伊，又在2021年11月30日之《紐約時報》上登載一文，倡言美應加強軍事、經濟及社會能量，以領袖身分治理美式世界秩序。
政論家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2021年10月27日在《紐約時報》指出拜登不瞭解狀況，未能訂出有效之對華戰略方策。因為他已自己給自己製造了一個「困境」。
拜登政府的國務卿布林肯直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製造紊亂，看來美國統治者的反中政策是長期的，不變的。眾多華府高官也認同，如商務部長基納．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2021年7月10日於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縮寫：CNBC）的一番話，就直指中國儘是「唬人的空話」。
中美自1979年1月正式建交40多年，雙方關係今天遇到最大挑戰，因為已經掉到谷底了。拜登更是加足馬力向中國挑戰，言詞之辛辣為川普所不及也。
拜登打擊中國與川普不同的招術是「打群架」，他呼朋引類，圍擊群毆，在國際間以言詞困擾，在動作上暗或明傷害中國。成立了一個個的小圈圈團體，一本萬利，求得最大功效，發揮「戰略擴張」之效果。如號召各國抵制北京冬奧，拒派官方人員出席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另外一個是成立美國、英國、澳洲的「澳英美聯盟」（AUKUS，諧音「澳哭死」），均為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ents）聚合體。2022年2月初，布林肯遠赴斐濟與18位南太平洋島國領袖相聚，尋求聲援。另外與澳、日、印再成立「印太戰略」之四方會談（QUAD）。
拜登以為如此就是孤立中國，然而也因此逼使中俄走的更近。從此地球上出現兩大勢力範圍，其一為美國與歐盟等國。其二為中俄為首的另一集團。中俄走得如此之近，對美國當然不是什麼好消息，這完全是華府逼出來的。如果此一現象持續下去，則雙方將以鬥爭為主題，世界和平受到威脅。美政府人員早就不斷危言世局。例如《華爾街日報》早在2020年12月3日即登載了一篇攻擊中國之文章，題目就是《中國是民主之最大威脅》（China: Greatest Threat to Democracy），說這話的就是前總統川普的國安局長雷克夫（John Ratcliffe）。
到了今天拜登則採取兩手策略，忽而要鬥爭，忽而要和平，如他在2021年9月21日聲稱「美國不尋求冷戰」，這話能相信嗎？倫敦《經濟學人》週刊在2021年9月20日一期之第39頁之標題就是，當今已在「中美冰凍期」（A Simo-America Ice Age）。
中美雙方關係惡化，美國不思改進雙方關係，仍在竭力分化各國。如2021年12月初，拜登在華府邀集百國與地區舉行視訊大會——「民主峰會」，將中、俄等國排斥在外，儼然將世界劃分成兩大集團，世局將在美國政府使盡全力連莊世界霸主地位中日益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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