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全球經濟危機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以來，對世界經濟造成鉅大衝擊，甚至引發產業供應鏈斷鏈危機，儘管隨後各國努力控制疫情，使其影響有所緩和，並期盼經濟能逐步恢復正常運行，惟經濟上的需求與生產的復原存在相當落差，導致原物料生產和運銷不順，引發物資價格上漲。再加上疫情期間，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為維繫經齊的運行，普遍採取財政激勵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貨幣供應過多，潛藏物價上漲的因素。

今（2022）年逢中國農曆壬寅的「虎年」，終於猛虎出柙，世界各國均面臨通貨膨脹，民生困頓的沉重壓力，以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聯準會，Federal Reserve Board, Fed）為首的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紛紛提出升息的緊縮政策。然而，在防範疫情對經濟影響的同時，針對通貨膨脹而採取的緊縮貨幣政策，勢將對世界經濟帶來另一輪的衝擊，而其外溢效果，勢將對新興經濟體，特別是早已陷入經濟困局的發展中國家帶來新的挑戰，必須面對。

與過往國際金融危機不同的是，此次疫情對世界經濟在供給面和需求面同時造成衝擊。由於封關、封城，工業生產極度萎縮，在供給層面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生產停頓又導致失業率上升，民眾可支配收入減少，整體社會消費需求遭到嚴重抑制，經濟增長因而受到壓抑，以致全球經濟增長在2020年下跌至-3.1%，明顯低於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2009年的-0.1%。但是由於疫情防控獲得一定成效，再加上全球主要經濟體均實施極為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導致全球經濟增長率在2021年反彈至5.5%，預估將在2022年大幅放緩至4.1%，主要是反映新冠疫情持續爆發，財政支持減縮以及持續性的供應鏈瓶頸。

經濟增長的起伏波動，充分反映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快速攀升。事實上，在2020年，受疫情導致經濟衰退的影響，需求和供給均受到限制，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顯著下跌。然而，隨著疫情的發展受到控制，全球經濟逐漸復甦，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明顯反彈，不但回復到疫情爆發前的水平，並創下歷史性新高。如「商品研究局期貨價格指數」（CRB，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 Futures Price Index）商品現貨價格，由2020年4月27日的347.55上漲至2021年12月22日的571.22，漲幅高達64.4%。

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給全球主要大宗商品進口國造成顯著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如2021年12月，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同比增長分別上漲了7%和9.8%，而導致美國PPI同比增速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便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今年1月日本的PPI升至1985年以來新高，比去年1月上漲8.6%，主要由煤碳和石油產品帶動，增加日本通脹上升的可能性。

2020年下半年迄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升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隨著疫情防控以及宏觀經濟刺激，全球需求明顯回暖。其二、新冠疫情重創全球大宗商品的供給體系，以致大宗商品供應量明顯收縮，即使需求開始復甦，但供給方面無法立即回復，會有時間的落差，產生供需缺口。其三、全球運輸體系遭受疫情的衝擊，面臨產能不足，以致港口船舶壅塞，主要經濟體的境內運輸呈現壅塞現象，這些也是造成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升的重要原因。

在新冠疫情防控得力，世界經濟運行有望逐步回復正常運行之際，2021年國際社會已關注到通貨膨脹的現象。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最新統計，38個成員國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創下25年來新高，通貨膨脹，百物騰貴令各國民眾叫苦連天，甚至引發政治風暴。以英國為例，儘管2021年全年經濟增長高達7.5%，為1941年二戰以來最強勁的增長率，但是CPI卻也達5.5%，為30年來最高，引發民眾示威抗議，而物價高漲的主要原因便在能源，特別是石油。

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並在經濟金融政策方面具有引領地位的美國，更面臨沈重的通貨膨脹壓力。今年2月10日，美國勞工部公佈1月份CPI按年升幅由去年12月的7%加速升至7.5%，為1982年以來最高，反映物價廣泛上漲，涵蓋食品、電力以至住屋成本。1月份食品成本大幅上漲，其中穀物和烘焙食品漲幅最大，租金價格上漲略高於前兩個月，家居用品、服裝和醫療保健變得更加昂貴，二手車價格繼續螺旋上升，電費達到16年來最快的月度漲幅。加上受烏克蘭危機影響，天然氣、石油價格勢必持續走高。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低收入家庭平均會將預算的11%用於食品，而高收入家庭的食品支出為7%，因此，食品價格上漲對低收入家庭造成的打擊更大，柯林頓的名言：「笨蛋，問題在經濟」，在美國民眾眼裡，拜登政府成了柯林頓嘴裡的「笨蛋」了。

造成此次美國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為：過度的貨幣寬鬆，原材料、能源、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飛漲，供給體系的破壞和扭曲，供應鏈的穩定性問題，通脹輸出後引發國際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反噬。其中，最關鍵的兩大因素：

一是美國「聯準會」為應對新冠疫情的衝擊，自2020年起又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在該年3月把聯邦基金利率由1.75厘急降至0之後，隨即宣佈無限量購買債券，每月向市場直接注資1,200億美元。

二是新冠疫情擾亂了全球生產鏈、物流鏈及勞工市場，導致美國從食品、耐用品到高科技晶片等商品，以至貨車司機和餐廳員工等勞動力，皆陷入緊缺的現象。

面對物價失控形勢，美國「聯準會」顯然將以升息來抑制通貨膨脹，並引發全球升息的聲浪，而其成效和影響正受到密切的關注。

對於屬於開放並對外貿易具有嚴重依賴的台灣，自然亦受到國際原物料價格飆升的影響，而春節期間，雞蛋供應不足引發蛋荒的問題，成為國際社會的笑柄，也反映出蔡政府治理能力的問題。

根據蔡政府的統計資料，2021年在全球經濟與貿易快速復甦帶動下，台灣的出口和投資大幅增長，經濟增長率拉高到6.09%，創10年來新高，而帶動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民間投資的增加，尤其是電子產業出口不斷創下新高，直接帶動了電子產業投資的增加。

在這些亮麗的統計數字背後，台灣朝野卻忽視了與其他世界各國一樣，台灣的經濟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2021年台灣全年失業率達3.95%，近七年新高，但這似乎並未能充分反映疫情爆發以來台灣服務業失業的現實慘狀。

行政院主計處最近所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台灣的CPI同比增長2.84%，連續六年站上2%，創13年以來新高，並已持續突破中央銀行傳統的CPI紅線，而同月台灣的PPI年增率漲10.27%。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最近已對台灣通貨膨脹風險提出預警，通貨膨脹將嚴重影響台灣民眾的生活。

從實際情況看，根據媒體的報導，台灣衛生紙銷量居第二位的永豐實業開出春節後漲價「第一槍」，宣佈旗下的紙品、清潔用紙漲幅最高達20%，其中八成消費者主要購買的抽取式衛生紙漲幅平均約8%。

以最近台灣發生的「蛋荒」問題為例，除了因為氣候變化使產蛋效率降低和爆發禽流感外，還因為去年5月中旬以來爆發的嚴重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餐飲市場受到衝擊，雞蛋滯銷、蛋價崩盤，蛋農為減少損失，大量淘汰開產的蛋雞，導致蛋價回升後，蛋農陷入無雞生蛋的境地。

為緩解物價上漲壓力，蔡政府提出的穩定物價措施是強制「凍漲」，包括油、電、天然氣等CPI統計相關的重點領域，統統不許漲價，但是在國際大宗原物料價格不斷上漲的當下，此種政策措施能撐多久？

2021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由前一年的2.3%，增長為8.1%，這固然有經濟逐步恢復正常運行的因素，但更有基期效應的反映，惟經濟逐漸恢復正軌應是可預期的。但是在此一發展過程中，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確實也對中國經濟帶來相當的衝擊。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21年10月，中國CPI與PPI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5%與13.5%；11月，兩者之比為2.3%與12.9%；12月，兩者之比為1.5%與10.3%。顯然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中國輸入性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壓力，是PPI維持在高位的主要原因。

在具體例證上，去年9月下旬，中國出現「拉閘限電」問題，此一情況的發生既有電力結構存在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疫情緩和後經濟快速增長，原材料和能源的生產無法配合需求的增長，供需間的缺口，推進物價上漲和企業經營成本增加的結果。

2021年中國總體經濟形勢全年GDP增長8.1%，分季度看，四季度的增長率分別為18.3%、7.9%、4.9%、4.0%。全年CPI同比上漲0.9%，PPI同比增長8.1%。此一宏觀數據顯現出中國並未遭逢通貨膨脹的壓力，而經濟增長逐季下滑，在基期效應逐漸退卻後，如何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仍是北京政府經濟工作中的首要任務。

有別於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藉升息來抑制通貨膨脹，中國仍以維繫經濟增長為宏觀調控的主調。繼去年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今年1月再度調降LPR（Loan Prime Rate，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1月份新增貸款3.98萬億元人民幣，創單月新高。與此同時，中國還加強對實體經濟和服務業的紓困措施，包括加大所得稅減免，支持增加普惠小微貸款，製造業中長期貸款，推進製造業強鏈補鏈，加強對餐飲、零售、旅遊等特殊困難行業的扶持。

中國與主要經濟體在後疫情時代的宏觀政策顯然反向而行，這也反映出不同政經體制在面對國際經濟危機和衝擊下的治理能力的差異。

通貨膨脹已成為新冠疫情下對世界經濟的沉重壓力，去年年底，一般認為聯準會在今年升息三次，而且會在年中以後才啟動，但是在目前主要經濟體通膨面臨失控的形勢下，市場預期升息的幅度與次數將會提升，如今美國「聯準會」顯然已從過去兩年的救經濟方向轉為抑通膨，而其他主要經濟體亦將跟進。不過主要經濟體升息的可能成效和影響仍須觀察。

第一、2021年新冠疫情的影響日趨複雜，全球經濟雖逐漸恢復增長，惟其中具有相當濃厚的基期效應，在此效應消失後，主要經濟體是否能維持此一相對高速增長，極值得懷疑。換言之，經濟低迷和物價高漲的「滯漲」格局可能固化和長期化，亦即主要經濟體可能無法回復到疫情前的潛在增長水平，而物價卻難以壓抑下來。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從需求面和供給面對世界經濟造成衝擊，而此輪物價上漲範圍非常廣泛，涵蓋所有商品和原材料，而其根本關鍵則在於產業鏈、供應鏈能否正常運行。在過去這段期間內，美國推行去中心化，要求美國優先，要求製造業重回美國，結果並未見成效，這絕不可能透過升息解決，因此，美國高通脹持久性將比市場預期為長。

第三、美國汽油價格創下八年來新高，主要是煉油產能受到疫情與極端氣候影響，而在綠色能源政策下，使近年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石化燃料消費減少，導致去年全年煉油產能下降，是能源價格高漲的重要原因。再加上，俄、烏形勢緊張，以致未來天然氣和石油的供給存在不確定性，這都是世界經濟能否正常運行的新變數。

第四、過去面對國際金融危機，西方已開發國家採取量化寬鬆政策來救經濟，但隨後則迅速採取收緊銀根的政策措施，造成資金的流動，引發許多新興經濟體通貨膨脹，並導致該國的產出、股票價格指數、匯率和利率下降，引發新的經濟波動，亦不利於世界經濟的發展，也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輪升息風潮下最擔憂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