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余英時院士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

7.他說:「反智論者往往喜歡援引反理性論者的思想以自重。尼采、柏格森、詹姆士諸人的反理性論，便常成為反智運動的思想武器。」其實，正因三人是反理性論者，也是反主智論者，如阿爾斯頓之書所言。

8.他說:「反智論另一方面則是對代表智性份子表示一種輕鄙乃以至敵視。」此尤為無稽之談。主情論、主意論都是反主智論者，他們自己都是知識份子。一切暴居、污吏、大腹賈、獨裁者只反對反對他們的知識份子，且能寵愛歌功頌德的知識份子的。他們也不一定反知識，他們以其奸計為智。希特拉、史達林都有他們的智，並有戈培爾，什丹諾夫這些知識顧問。他們是反人權，不是「反智」。

而更錯誤的，是以「反智論」與專制政治有關，而以此說中國專制傳統。余文說尼采、柏格森、詹姆士三人都是「反智論者」，除尼采為納粹所假借外，柏格森主張開放社會，詹姆士主張多元論，是澈底的民主主義者，而且應該特別表彰的，詹氏是第一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人。余教授說要儘量用「反智論者」來兼指反智性論者和反知識份子兩者，以免引起混亂。但學問上根本沒有他所說的「反智論」這個東西，他愈「儘量兼指兩者」，愈是只有「混亂」！

余英時院士的「反智論」既為子虛，根據其幻想的「反智論」談「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和中國政治傳統自皆不足信。他說儒家是主智論似乎沒有錯，但他將主智論解釋為尊重智識便還是不確。應該說，儒家思想自孔孟以至王陽明都是理性論，所以也是主智論。但到了顏習齋，或者戴東原，則是經驗論的。這說來太複雜，現姑不論。

但他說道家是「反智論」，法家是「反智論」，漢代號稱尊儒，實則董仲舒以來之儒學是法家化的。「儒學的法家化並不限於漢代，它幾乎貫穿了全部中國政治史」，於是以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二千年之學皆韓學，作為中國二千年是專制政治與「反智論」的傳統一論據。所以中共之獨裁也就是當然之事。於是他覺得中國傳統如，何現代化的問題也就很不簡單了。——凡此一切，幾乎沒有兩三句話連起來看不是混亂而荒唐的，因為他是由錯誤前提出發，而又牽強附會其預定結論的，於是只有使用酷吏之羅織法。

為了簡明起見，如上文先說主智論及其有關概念之正確使用後再批評余教授之所說一樣，此處先對中國歷史傳統之真相與中國共產主義之由來略說數語。我們引用胡秋原先生之所說。

中國往何處去？解答這問題，必須研究中國現狀是如何形成的？此胡先生研究史學之由來。但歷史上的事無奇不有，任意選擇若干事實，無話不可說。要使史學成為科學的，必須基於確實的方法論，使其理論有普遍的說明力。胡先生立理論歷史學，此包括方法論和價值判斷論。方法論由世界歷史與文化之比較研究而來，將社會分為內外構造，內部構造即文化(技術制度學術思想)，外部構造包括自然環境與國際環境。內外因素之相互作用，造成一民族之進退興衰，而其關鍵在一民族之知識份子在思想上因革損益之能力。如何因革損益始為適當，又是價值判斷問題，胡先生以文化創造力之發展為價值判斷之尺度。

有了理論歷史學，胡先生才寫「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此書雖僅成古代篇，但中國歷史格架已經確立。略翻此書，可知胡先生認為思想是歷史之動力，而其他內外因素則為節制力，所以他著重知識份子重於帝王。他並認為一切文化是理性精神，人文主義精神的產物，而二者在中國文化中有最長久的深厚傳統，表現於中國的文化的兩大特色，無宗教，無階級。中國文化起於史官，儒學是中國古典文化之綜合。但戰國以來，中國社會內外都起了重大的變化。墨家代表中國手工業者的哲學，而道家正是當時的一種亂世哲學，莊子有浪漫主義，懷古主義，懷疑主義，老子五千言是道家哲學之集成，有極高的思辯。法家代表當時民族國家統一要求的哲學，韓非是馬卡維里的先驅，他們將老子之道變為專制與軍國主義。胡先生對道法二家並不同情，但認他們亦是時代產物。秦用法家統一六國。但法家可以助秦統一，卻不能治統一的大中國。焚書坑儒，自速其亡。漢代成立，仍想繼續秦政。但儒家和道家都反對。陸賈說馬上不能治天下，賈誼要漢朝以秦過為鑒。開始劉姓貴族只求保持現狀，此即黃老之清靜無為，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繼而內有諸侯之叛，外有匈奴之威脅，非無為可了，董仲舒之鼓吹更化，才有罷百家而尊儒學。自此中國政治日益進入武力貴族與儒家知識份子二元之局。這就是從孟子、董仲舒、韓愈到孫夏峰所說的道統與政統之二元。儒家知識份子亦經科舉制度參加政府。但二者不是一致的。政統常以家奴迫害知識份子(如黨錮)。知識份子也可以離開政府(如王莽之時)。知識份子與皇朝對立與合作關係，其離其合，決定朝代之亡與興。而在這中間，民變與外部蠻族又常起決定性的作用。兩漢歷史是中國歷史之龍門與模型。胡先生的中國歷史書是以中國之道統為主的，道統只對人民負責。但他承認，就政統而言，兩漢以來中國一直是專制政治。不過，在美法革命以前，全世界無例外的是專制政治。西洋是絕對專制(Absolutism)而中國則是開明專制，此是十八世紀到中國實地考察的西方人所公認的。其所以開明，由於中國還有一個道統。然則何以中國之開明專制維持兩千多年之久，而西方之絕對專制只有四百年(直至十八世紀)就突然被工業經濟與民主政治呢？

胡先生五十年來一貫否認中西文化有根本不同。中西文化之真正決定性的差異，只隔一個蒸汽機。何以首先發明蒸汽機的是英國人而非其他西方人，而中國人沒有自己突破呢？「古代中國文化」第五章「秦漢至清中國歷史總論」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歸結到中國資本主義之不發展。中國資本主義自戰國以來已入早期資本主義階段，歐洲在蒸汽機後進入高級資本主義。而此大關鍵是十五世紀中國停止航海而閉關之後，西洋人大舉航海。科學之發展由此而來。高級資本主義亦因此而突破(「復社及其人物」專論航海問題)。此外在中國方面，蠻族之不斷入侵，科舉官僚制度，儒家思想與法律之因素，亦有配合的作用。歷史上的利弊兼之之事是很多的，如長城運河是著名例子。外部蠻族之不斷入侵造成中國之偉大體積，但也消耗了他的精力，迅速運動之困難。科舉官僚制度有助於中國之安定，然知識份子與皇朝之接近常造成祿蟗，而與匠人之隔離，則延滯了科學方法之發展。【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