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供銷社的歷史發展回顧其流通職能
從供銷社的歷史發展回顧其流通職能
顯然,對於大量中小生產者來說,獨立實現差異化品牌營銷與自主銷售網絡建設並不容易,依託一個不以最大化榨取為目的的購銷平台,確有必要,但會不會有這樣的供銷社出現,則大有疑問。
有人推測,炒作供銷社回潮,是某些勢力刻意設置議程,進行意識型態炒作的輿論經營方法,試圖炒熱話題然後狠批老路;而且,僅僅作為銷售門店的供銷社網點,毫無幫助中小生產者的價值,連自身生存都大有疑問,何況並沒有任何相應的政策宣示。
1949年後,供銷社最初階段的發展,僅僅作為農業生產者的互助形式,在產品購銷、信貸等方面進行互助。1952年快速工業化啟動,工業與城市化進程加快,對於農產品的需求更加旺盛。工農業和城鄉之間的商品交流要求,急劇提高,依託建立起來的供銷社這樣的互助機構,提振其功能加大聯繫城鄉產品交流的功能。此後,大體上在農村地區,按照15,000人左右的地域,設置供銷社的基層機構,面對農戶,收購其手上的農產品,同時,推銷工業產品。到1970年代前期,城鄉貨物交流數量有較大幅度增加,供銷社網點開始對下延伸,開始在大隊(行政村)設置代銷點。
在供銷社擴大功能的同時,農村地域從前舊有的商業購銷渠道和運輸方式,成本過高且過於分散,後來逐步淘汰。其中,運輸業的革命值得一提,1949年之前,商業與貨物運輸到農村地區後,大多數需要轉為人力或畜力運輸,利用傳統的鄉間小路,這樣的運輸與商業模式在成本和運輸量方面都存在極大的制約。
特別是1953年統購統銷政策實施後,大量廉價貨物,特別是糧食,需要進行長距離搬運,傳統運輸方式的瓶頸制約就更為明顯,依託革命時代錘鍊出來的強大動員能力,很短時間內就修築了簡易公路,淘汰了傳統運輸模式。據《蘄春縣誌》記載,此種運輸模式改造之前,1952年蘄春縣境內貨物轉運量6,368噸(12.48萬噸公里);在1953-1956年間,全縣(2,200平方公裡面積,50萬人口)範圍內修築與拓寬了155公里簡易公路,依託公私合營的九輛卡車(載重噸位28.5噸,1957年),就接管了鄉以上的全部商業運輸,貨運量達到1.76萬噸(60.27萬噸公里)。1955年王觀瀾(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在浙江調查發現,從前承擔運輸功能的許多大牲畜被人為宰殺--因為這一類運輸生意永遠地消失了,由於短期內此種運輸業革命在全國各地普遍發生,統計數字顯示大牲畜數量下降了很多。
到了1965年前後,供銷社已經成長為聯繫城鄉的低成本商業網絡,不僅對國內農村地區完成了全覆蓋,還大大降低了流通成本,「商品流通費用率從1961年的15.88%降為1965年的12.15%。」
與這一商業模式轉換以及運輸業革命帶來的成本節約有關,下鄉工業品的售價大幅度下降。據老一輩人回憶,民國年間的正常年份裡,蘄春縣鹽價為兩斤雞蛋換一斤鹽,日本侵略軍佔領縣境後,食鹽價格暴漲至一擔谷換一斤六兩(16兩制,合687.5克);供銷社建立起來後,大體上能夠實現產品城鄉統一定價,食鹽價格下降到兩個雞蛋換一斤鹽。可能,這是漢代「鹽鐵官賣」後,中國農民第一次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放鹽炒菜了。
在供銷社這樣的渠道之外,毛時代的計劃經濟中間還以國營商業實現了整個流通渠道的整合,以對接工業生產與消費者,這個模式極大地節約了流通費用,加上國家政策刻意執行「工大於商」,使得整個的價值鏈分配集中於工廠生產環節,結果形成有利於工業生產與技術擴張的「無工不富」局面。
改開早期,商業和金融對實業的相對地位提高,初期是以犧牲工業利潤為代價,促成國內商業和金融業繁榮,第三產業興旺了一陣;後期,轉入依附性發展道路後,是海外的品牌商和連鎖企業獲得了對國內中小企業的巨大榨取機會,導致主導權易手和巨幅利潤外流。此後,「無工不富」消失了,大量工業企業陷入虧損,還出現過全行業虧損的窘境。
顯然,今日未必需要建立單一的國營商業機構去對接產銷全局,但是,考慮流通環節巨大,成本節約的空間,服務於生產者或消費者的需要,依然存在著巨大的調整空間。
如果認真搞,供銷社經營模式就算做不到盡善盡美,但只要規模夠大,形成較高的市場佔有率,也肯定能夠從跨國資本手裡搶下一些利益。如果做得足夠好,規模足夠大,甚至能夠逼迫壟斷流通環節的跨國資本,降低壟斷租金的榨取力度,創造出新的流通環節定價標準--一個低得多的標準。
相對於傳統的門店經營模式,目前,網絡直銷業務算是一個熱點方向,資本經營的極端浪費,在此種物流上的體現也很明顯,一端是賣家,另一端是個體消費者,此種營銷方式,唯一優點是個體的靈活選擇,但一對一直銷,肯定會導致過多的單件運輸與過度包裝,帶來運輸成本的大幅上升。因為在產銷之間缺乏起碼的整合,無法實現流通的集約化經營與節約,流通成本對最終價格佔比過高,相當於消費者支付同等金錢條件下獲得的淨產品(福利)數量下降,這對於人均資源不足或者不夠富裕的群體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同時,大量的廢棄包裝物變成垃圾也是一種環境危害。
所以,流通費用節約,對於大多數不夠富裕的消費者群體而言,會帶來同等購買力條件下購回淨產品的提高。
隨著中國轉入依附性發展道路後,中小企業的生產過程就完全受制於跨國資本,並被過度榨取。《棉花帝國》一書,不是專門寫中國的,但是,觸及中國的外向型經濟興起與壯大,中國的紡織與服裝業崛起後,連鎖商業和品牌商的市場權力崛起,特別是導致生產性環節的大幅度貶值,這個不難理解--中國的規模過大,顯著改變了產品生產與實現諸環節的競爭關係與補償水平。
像一些全球品牌商H&M,實際上自己根本不生產,只制定規格品種以及質量、驗收標準,向一大把小工廠下訂單,然後對接大的連鎖商,跟計劃經濟時代的「一級批發站」職能相當,但多了最大化榨取生產廠的經營目標。僅有的正面效果,是強化生產工廠的主動質量責任,但最大化榨取本身對生產商維持勞動者穩定和諸生產要素組合的損害則是永久性的,地主和過高的地租會有害於生產者的良性成長,這在所有時代都一樣,顯然,此種過度榨取的長期化與普遍化,是由於產品生產環節的過度競爭與產品實現環節的相對壟斷造成。
沒有能力實現品牌差異化營銷網絡建設的中小生產者,不管是農戶還是工業企業,都容易受到渠道商人的過度榨取。因此,為服務於中小生產者的良性成長,客觀上需要依託一個不那麼苛刻的渠道--這一渠道需要發揮某種公共品的功能,提供聯繫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服務,還不宜以最大化榨取為經營方向,否則,會帶來供給側的惡性競爭和生產萎縮。而新出現的供銷社,能否擔負起服務於中小生產者的功能,還有待於觀察。
如果供銷社只是有一些傳說中間的基層門店,沒有大的購銷網絡支撐,那就什麼大問題也解決不了,門店自身的生存都會有問題。如果以供銷社為主體,從農產品收購入手,達到相當規模和比例,有可能發展成為財政支農政策的抓手,甚至,可以依託供銷社的收購數量直接進行收購價格補貼,這比目前的按畝下達的補貼,對促進糧食生產的作用更直接更有效,切實做到補貼種糧農民而非有地農民。如此下去,真有可能做到逐步排斥私商,最後達到某種程度的農產品統購統銷。
如果沒有共同的購銷網絡支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會存在著大資本對小資本的競爭優勢和榨取機會,不惟在中國如此。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的分析:在1970年代的美國內部,也存在著壟斷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分化,他把前者稱為計劃體系,後者稱為市場體系,彼此的價格補償水平大不同,生存機會也完全不一樣。但是,只有近40年來的工業化崛起之後,才出現「非生產性環節」對於生產性環節的全面主導地位與過度榨取現象。
在依附性道路上,以過度競爭的中小企業的產能擴張,送上門去給人以「過度榨取」的機會。顯然,國內中小企業被過多榨取,在另外一方面是成就了流通環節的壟斷資本--大型連鎖商業與品牌商,這其實就是郎咸平反復申說的產業鏈陰謀。
因為,始終不關注流通環節的壟斷與「高附加值」問題,及其對於生產環節的過度榨取能力,我們發現,產業支持政策也陷入死衚衕了:一方面繼續扶持中小企業的擴張(透過壓制勞動者和環境補償水平去降低成本),加大對外輸送能力;一方面中國作為最大的壟斷租金受害者,一些官媒竟然天天鼓吹高技術高附加值,給壟斷租金唱贊歌。這是遮蔽掉產品實現環節的高成本問題之後,必然會生產的思維局限和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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