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乎「惡化」乎

日本駐北京大使館11月1日舉辦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紀念招待會，大陸外交部副部長鄧勵與會，長年活躍於中日交流的各界人士約400人共同出席，大陸總理周恩來的姪女周秉德在會中發表演講，重溫故交。日本駐中大使垂秀夫表示，中日關係猶如過山車，在改善及惡化間擺盪，但期望今後能像穩步踏實的普通電車般持續向前，為此雙方須對話，以構築穩定關係。岸田內閣透過遲來的紀念活動向中國發出意欲改善中日關係的訊號。

中共「廿大」後，德、法重啟對中「首腦外交」，促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對中外交轉趨積極，以免落後於歐盟（EU）主要國家，錯失在中國的商機。日本媒體認為，美國期中選舉後，其社會內部撕裂將更形嚴重，拜登領導西方盟國的能力勢將弱化，美國與德、法的矛盾恐益發明顯，日本意識到獨自扈從美國的外交風險。此外，中、美擇定於印尼 「二十國集團」（G20）領袖峰會期間舉行首腦會議，岸田唯恐落後於歐美領袖，在對中外交上掉隊。

岸田以自民黨總裁名義，致函祝賀習近平三任中共總書記，呼籲「建構具有建設和安定性的中日關係」，而自民黨幹事長茂木敏充亦向大陸外交部長王毅，以及中共新任政治局常委蔡奇發函祝賀。岸田10月28日在首相官邸舉行的記者會中表示，希望利用11月在東亞召開多邊會議的機會，與習近平舉行三年來初次的首腦會談，強調將就包括國家安全及經濟領域的懸而未決問題在內，「切實反覆對話」，建立彼此的信賴關係。

隨著中美關係變化，加上力主「抗中」的「清和會」在安倍晉三去世後，掣肘岸田內閣的力量弱化，在內外形勢轉變下，素來主張修好鄰國關係，重視經濟的「宏池會」（岸田派）得以放手推進中日關係，隨著歐美的腳步，重開中、日「首腦外交」，而北京亦將乘勢緩解對立氣氛，以利周邊外交。

中、日媒體不約而同的以「冷和平」形容近年的中日關係，而緊密的經貿往來雖加深彼此相互依存度，但不足以使兩國關係回暖，將雙方帶回友好，惟應慎防滑向「冷戰」，雙方須面對現實，維持住「冷和平」。

其實，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終結日本40多年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奇蹟」，東亞兩強並存，「中日友好」即不復存在，此為客觀存在的變化，無需因之看淡中日關係。與中交往仍是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前防衛大學校長國分良成直言，中日之間必須要維持住和平狀態，一旦發生衝突，將不可收拾，沒有了和平即失去一切。

中日關係難「友好」，卻須實現和平共存的鄰國關係，此為兩國基於現實的宿命。迎向邦交正常化半世紀的中日關係或許無法走出「冷和平」，回復中、日「四項政治文件」精神，尤其在「台灣問題」上扈從華府，今後仍將是中日關係的難題。但誠如季辛吉所言，「溫和」或是「強硬」；「靈活」或是「僵硬」等沒有結論的外交調性爭辯不是重點，而是掌握「以根本利益為原則、以理性認識為基礎」的外交目標，邁入中日關係下個50年。

日本高度關注台海情勢，憂心「台灣有事」，此非安倍個人之言，但此並非意味日本挺台獨，前日本參議員、民間智庫PHP研究所理事長江口克彥認為，不應該對《台灣關係法》抱持過高期望，因為這僅是美國的國內法，而非國際條約，無論短期、長期「努力維持台海的現狀，都是對日本最好的選擇」。

岸田10月17日於參議院答詢時指出，台海的和平穩定極為重要，盼透過對話，和平解決，此為日本一貫立場。在日本的對中外交中，不存在支持台獨與否的問題，「抗中」亦非岸田外交的選項。岸田任命保守立場鮮明的高市早苗出任經濟安保大臣時，即要求莫在《經濟安保促進法》草案中直接點名中國，避免造成中、日間不必要的爭端。

由此可見岸田欲保留不受制於法律的改善中日關係之政策迴旋空間，靈活應對中、日間的矛盾。全球化納入冷戰時期對立的陣營，形成經濟上的互賴，尤其中日經濟關係緊連，2020年日本自中國進口占總額的26%，占比高居第一，擴大在中國的經貿投資對提高日本的競爭力至為關鍵。

日本對中政策雖受制於美、中競爭，但日本難以承受走上與中國經濟脫鉤的巨額代價。日本「經團連」會長十倉雅和認為，中日關係並非在競爭與合作間二擇一，而是須通過競爭與合作打交道。日本內閣府剛公佈的「外交相關輿論調查」，顯示雖有高達79%日本人對中國「沒有親近感」，但九成的日本年輕人認為「發展中日關係重要」。

儘管日本對「台海有事」措詞強硬，不過介入台海戰爭可能性極低。安倍卸任首相後視台灣為重要夥伴，但日本除極端保守派之外，多數日本國民對政府超越和平憲法之舉極為警惕，不支持日本捲入戰爭。根據日本「新聞通信調查會」11月13日發佈的調查結果，74%受訪者反對日本自衛隊介入中共武力犯台。「台灣有事」時，出兵台灣對自衛隊而言不具現實性，不存於日本戰略安全的想定中。

習近平在結束G20行程後，接續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17日傍晚抵達泰國曼谷不久，即與岸田文雄舉行會談，此為中、日闊別三年之久的首腦會談，對中日關係別具意義。

近三年來，新冠肺炎疫情阻斷中、日「首腦外交」，雙邊關係在中、美競爭下急轉直下，不僅在東海釣魚台周邊海域維權對峙升高，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大陸對台灣的封島軍演更造成台海局勢惡化，中日關係雖迎向建交半世紀，卻面臨極大挑戰，嚴重壓縮雙方既有的合作空間。

在中共「廿大」後，習近平藉在東南亞舉行的多邊峰會，重啟「大國外交」，除歷時三小時的「習拜會」為重中之重外，「習岸會」為另一看點，而此兩場首腦會談，「台灣問題」皆成焦點，此反映在美、日對中外交中，管控分歧之核心問題是「台灣問題」。

習近平提醒岸田，對「台灣問題」須重信守諾，妥善處之，岸田則重申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做出的承諾沒有絲毫變化。

「習岸會」就穩定及發展雙邊關係達成五項共識，確立中日關係的重要性，其首要為「共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踐行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此為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不容動搖。在「習岸會」後，雙方將恢復因疫情而中斷的外長互訪，為習近平與岸田互訪創造條件。岸田會後向記者證實，中、日達成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先行訪問中國的共識，未來將持續協調。

習近平的「大國外交」著眼於打破集團式的「對抗」，其在APEC工商領袖峰會的書面談話中表示，「陣營對抗解決不了問題」，「任何搞『新冷戰』的圖謀，人民不會答應，時代不會允許」。因此，中、美競爭不應是國際社會「冷戰」的再現，「美日同盟」亦非意在戰略安全上圍堵中國。在「習拜會」上，拜登承諾「五不四無意」，即為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

拜登與習近平皆不希望中、美兩強的「激烈的競爭」演變為「衝突」，即須建構與中國交往的新框架，而岸田在外交上為日本的利益計，必須跟上拜登對中外交步伐，延續「習拜會」的關鍵詞，「避免衝突及保持溝通」，緩解中、日間的矛盾，引領中日關係回到正軌。

中、日經濟相互依存度極高，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後的經濟重振需要中國，而中國經濟的技術創新亦有借重日本。岸田直言，日本的發展繁榮離不開中國，反之亦同，中日合作擁有極大潛力。「習岸會」前，第九屆「中日韓合作對話」11月15日在海口市舉行，中、日、韓經貿專家建議，三國應把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重大機遇，務實推動中、日、韓經貿合作。

2022年前三季度，中韓、中日、日韓三組雙邊貿易皆同比成長5%左右，中、日、韓與RCEP成員國間的貿易成長分別達到19.3%、10.5%及17.9%。中、日、韓得利於RCEP，三方有責任亦有條件強化共識，深化合作，創造高效、穩定及安全的中日韓供應鏈，推進東亞一體化進程，共建印太區域繁榮。為此，中、日、韓的企業界期待早日實現談判多年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

「習岸會」雖無法彼此相逢一笑泯恩仇，卻能借岸田的話，「朝著對話成功開了一個好兆頭」。近代中國的知日派戴季陶曾言，日本為「仇」而非「敵」，中日具共同的文化淵源，即使為仇亦可解怨，怨消終可為友。

「習岸會」為雙方「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穩定和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起手式，但繼之中國需暫將歷史問題擱一邊，岸田須回歸「鴿派」，莫在中、日歷史問題尚未解決之際另借「台灣問題」成了「美國的鷹爪」，倚美「抗中」。在「首腦外交」後，重開中、日兩國人民的全方位交流，醞釀中日和平無可或缺的彼此「好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