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大叔在東亞的第二次慘敗

今年適逢越戰美軍兵敗撤退50週年，此一長達10年之美越之戰（1963-1973），北越軍於1975年入駐西貢（現名胡志明市），為美國海外出兵之一大負面紀錄。而防長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1916-2009）亦留下了一個終身抱怨的回憶。

希臘諺云：缺乏省思之生活沒有意義。（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美國於1963年插手越戰，一直到1973年單方面倉促撤軍，整整在越南打了10年漫長的仗，而最後仍是以失敗告終。這場不光彩的海外用兵設計及執行者就是2009年7月6日去世的麥納瑪拉。這是一場最引起爭議的海外戰爭，麥納瑪拉當然成為眾矢之的，他的這一生或已告終，然而越戰之負面形象當不會因此而消失。

就在流行音樂巨星麥可傑克森2009年6月26日去世的一個月內，另一位在美國當代史上必占重要地位的麥納瑪拉也逝世了。然而鋪天蓋地式的麥可傑克森喪事新聞，佔據了台灣新聞版面的每一個角落，而麥納瑪拉之死在某些平面媒體上連一個狀似豆腐干大的新聞都沒有，做為一個研究國際關係的老學生而言，真是感慨萬千。麥納瑪拉是美國1960年代最重要人物之一，理應詳為介紹以認識他那一個時代。

諺云：「蓋棺論定」。事實上，對麥氏而言，時人對他作了三次定論，兩次在生前，最後一次是亡後。在他離開國防部長職位時，人們對他有了一個評價，待至他出版回憶錄，人們對他又有一次評價。他的辭世也引發了識者對他的再認識。簡單地說，他在當代史中，是一個焦點人物、眾矢之的，然後有了良心自責，告白世人，到最後揮揮衣袖，離開人間，樹立了一個士大夫風範。一個奇人，一個天才，一個告罪天下的最具爭議性的當代人物，終於放下了他心中的不安，留給世人以無限的唏噓。

從一個小科員升到福特汽車公司的總經理，短短13年間，他憑藉著天賦、才華及執著的態度，再一次轉換跑道，棄商從政，處處是機緣，然而處處也是陷阱。本可以過著平淡優渥生活的他，卻一腳踏進了五角大廈，展開他的七年不歸路；是他抵抗不了命運，還是命運總是捉弄人，後人或視之為悲劇英雄，然而真正的他卻只是一個平凡的悲劇主角而已。

麥納瑪拉出身寒微，父親僅讀到初中二年級，母親也未受高等教育。他在三藩市讀小學時，常與華裔、日裔、猶太人一同拚功課，未曾比輸過，可見他自小而來的苦幹努力，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他以優異成績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系，之後又進修哈佛MBA，畢業後，榮獲母校聘為講師。在哈佛業師的訓誡下，他瞭解到一個公司不僅要獲得利潤，也要善盡社會責任。這也許就是他後來接受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總統的徵召，擔任國防部長的原因之一。

麥氏29歲時，以測驗滿分進入福特公司，當時一共有10人上榜，這10人後來都成為公司領導階層，其中兩人曾先後出任總裁，麥氏出任斯職時僅43歲。他們這10人個個表現優異，公司也因這10個人領導有方、生產有成，而得以與通用汽車一拚高下。這傳奇式的10人被稱為「神童」。麥氏當然是這群神童的領導，他在福特短短13年中，創造了奇蹟，營運利潤大增，一時之間成為底特律的管理大師，或被稱為「終極管理大師」，聲望之隆，無人能比。人們盛傳，只要麥氏蒐集到資料，給予時間，一定可以解決難題。霎時，他成為一個偶像，一個可以解決人世間所有疑難雜症者。而越南問題，就等著他去解決。

挾著在福特公司的高人氣，麥納瑪拉在1961年1月20日出任國防部長，與此同時被徵召入閣者皆是一時之選，誠所謂「人中龍鳳」。而這一批抱著無比熱誠的年輕有為者，卻在越戰叢林中一個個的創傷滿身，而麥氏的創傷最為巨大。

事後回想當年意氣風發地入主五角大廈之時，麥氏猶記得其業師所囑「要為社會負責」，只是這責任太沉重，直到1995年，他出版的回憶錄《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才一吐為快，七年公職落得半生遺憾。

甘迺迪於1961年就任總統後，聘請多位年輕有為之士，他們多屬於東部菁英，胸中懷有救世雄志並帶著自由派標記的智慧者，卻犯下了不可饒恕之「誤事越南」的錯誤。麥氏在其自傳之首頁，即如此認罪，他在此書中所記載之事，在社會上造成極大震撼。為何像他這般優秀的政府領導階層會在這七年的歲月裡，做出了如此多的錯誤決定，以致越戰對美國造成無比的傷害。越戰就像一個超大型的拼圖，每一個人均有其自認最客觀之角度。

事實上，從他擔任五角大廈主人的第一天，就透著一份要考驗他此後從政成績的壓力。麥氏自稱他對政治無知，當然更不瞭解政治人物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他反對小羅斯福總統兒子出任海軍部長，即使在甘迺迪的柔性壓力下，還是說「不」。由於這位「花花公子」型的豪門子弟，在1960年大選時輔選甘迺迪有功，麥氏仍然反對到底，甘迺迪未再施壓力，而將這位前總統之子聘為商務部次長。由於此事，麥氏對甘迺迪更是敬愛有加，而麥納瑪拉對其本分之工作更是投入，以報甘氏知遇之恩。麥氏歷經甘迺迪及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兩位總統，成為近代史上少數任期如此長的國防部長，是幸抑或不幸？只有他心中明白。

他到國防部任職之前，並無擔任公職經驗，如今到了五角大廈，頓時茫然面對此一已有150萬大軍的龐大單位，擁有2,800億美元天文數字般的預算（1994年）。對一個來自汽車城的生意人而言，這輛車實在太大了。

麥氏從不諱言他對國防問題的無知。身為國防問題的門外漢，他雖然努力學習，然而仍撞得滿頭包，讓麥氏吃盡苦頭的一次經典式的經驗，是他的第一次新聞記者招待會。由於他發言不慎，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要求他下台，甚至有人說甘迺迪任用這等人出任要職，也理應下台。對此風波，總統力挺，終於風平浪靜。也許是報知遇之恩，也許是他的使命感，麥氏在如此充滿敵意的媒體注目下，也才認識到「媒體如鯊魚」般的可怕，而他這七年與鯊魚的近身搏鬥，更令他意氣消沉。

事實上，媒體對他的指責隨著越戰升高而來，而且如影隨形，成為麥氏心理上一大負擔。不過，對一個政治人物而言，這「鯊魚叢林」卻是無法躲得掉的，他在第一次記者會上受到的「震撼教育」伴其一生，從此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更是形同水火。

麥氏與媒體關係隨著越戰升高更漸行漸遠，雙方關係極不和諧，加上藝人及文學家大力反對越戰，或為文，或作曲，或拍攝反戰主題的電影，將美國社會撕裂為二，一場對外用兵之事，卻成了國內的第一號社會問題。最令人瞠目以視的是，越戰後期，前司法部長克拉克（Ramsey Clark）竟帶著珍芳達（Jane Fonda）及其夫婿海頓（Tom Hayden）等知名左派人士，飛往河內與胡志明茶敘，越戰成為美國人攻擊的對象，美國政府也成為萬眾之靶。

然而對這位不瞭解何處有「地雷」的「CEO」而言，越戰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也是一塊消不掉的腫瘤，誤入「鯊魚叢林」付出如此大的代價，是他始料未及的。

美國在二戰後，復披甲帶槍收拾法國在中南半島上留下的爛攤子，是不能忘懷作一個自由世界領袖的責任？還是懼怕世界赤色化？是肯楠（George Kennan）的圍堵理念在發酵？還是扛起基督教義胸懷、彌賽亞（Messiah）使命來拯救全人類？威爾遜總統就曾正式宣稱，「美國要擔負起她的使命，以拯救世界」。從殖民時代，美國先賢們均異口同聲地認為他們是「上帝的選民，不同於一般人」，所以才要背負著「方舟」，以承載全世界的自由。這種植根於基督教的理念，是美國人的核心價值。

於是共產世界自然就成了美國人終極對壘的目標。麥氏承認受到此種恐共說教的影響，他也認為美國的救世精神是美國人必須有的美德。這種理念就是作為一個完美美國人的必要條件，他們認為假如中南半島被共產主義化，則亞洲亦將如此。這種「骨牌理論」受到甘迺迪、詹森政府中大多數人的贊同。麥氏跳不出傳統的美國思維，也脫不出冷戰時期的意識型態，最終也只能附和眾意，介入越南戰爭。

政府領導者多懷有國家迷思，名作家費茲傑羅德（Frances Fitzgerald）在其《湖中火：越南人和在越南的美國人》（Fire in the Lake，語出《舊約》，指「為魔鬼和其使者所預備的永火。」）一書中對此作了詳細分析。他認為，美國的歷史短，於是人們就要有「進步的創造力，以帶來強大及富足」的精神，自以為與世人不同而自命優秀，還有拯救世人之功力，就形成了對外擴張的念頭，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情緒式的帝國主義。

對於美國人而言，到亞洲去，不但承續了1784年「中國皇后號」到華的經商理念，而且更重要的是，讓福音教派牧師來亞洲向無神論者傳播基督福音。這一傳統到了1960年代仍有其吸引力，它鼓動用強硬手段對付共產主義。問題是，越戰升級並未代表勝利在望，相反的是陷入泥淖，唯一的辦法就是如何脫身而已。

早在艾森豪擔任總統時，美國就開始對南越進行軍援，直到甘迺迪上台，美軍才正式開往越南，其時人數不多，僅萬餘人而已。到詹森繼任總統後，美軍才開始大幅擴編，有「牛仔精神」的詹森下令增兵，麥氏聽命行事。詹森在1963年11月就職，麥氏續做五角大廈主人，越戰也進入更險惡的階段。

於此同時，美國國內反戰聲浪大漲，最後迫使民主黨在1968年大選時丟了天下，不但如此，而且還使得詹森與麥氏的關係惡化。1968年2月，他離開了五角大廈，結束了他長達七年的國防部長歲月，這對他來說不啻是一個解脫，雖然這個解脫來得太晚。

麥氏曾這樣形容自己在國防部最後一天的心情，是驕傲、感激、落寞、悲傷及失敗，但越戰並未因麥氏的離去而結束。等到1969年尼克森就任後重用季辛吉，他以談判代替對抗，將美國對越政策做了一次大轉變。此後，越戰就是季辛吉一個人的戰爭。

國內反戰怒火迫使尼克森政府決定終止戰爭，最後終於在1973年單方面撤軍，不光彩地結束了長達10年的捲入。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亞洲再度戰敗。美國「打不贏就開溜」的戰略，是一種對盟友不負責任的「典型轉變」，也驗證了一個有權力的強國，一夕之間也會變成無力者。時至今日，美國國力大不如前，卻時或仍有 「虛假式控制感」，以為仍是世界唯一的老大。越戰結束迄今已有50年（美軍於1973年撤退），美國並未得到教訓。

血腥的越戰導致美國大兵死亡58,000多人，越南軍民死亡逾300萬人。1969年4月，美軍在越南人數曾高達543,000人，這是一場耗盡雙方資源的持久戰爭，美國應勝未勝，反倒使國內動盪不安，民意分歧，傳統價值觀念面臨解體，美國社會受到的創傷不易癒合。

南北戰爭後最嚴肅的社會分歧發生在1960及1970年代，嚴格來說，就是反越戰引起的思想對立。人們看不到陽光，看不到未來，年輕的朋友寄情詩歌、散文及民謠。這其中以民謠最引人注意，因為這些反戰歌曲絕非無病呻吟。這些曲子不是鄉村歌曲，也不是爵士樂，更不僅是R&B（Rhythm & Blue，節奏布魯斯），而是一首首的「生命」之歌。這些反戰歌曲均談及生命與死亡，竊以「生命」之歌稱之。

著名樂隊「深紅之王」 （King Crimson）在1969年專輯中，清楚的請求山姆大叔放年輕人「回家」，但這些訴求為某些人誤用，爭先恐後的或做逃兵（如克林頓、波頓等人選擇當逃兵，或如小布希選擇當「國民兵」 〔National Guard〕，週末大兵），或如拜登以骨刺為藉口逃避兵役。有辦法的人，都可以不當兵。

「怪物」（Monster）樂隊清楚的唱著「在政府嚴控下，人們的頭進入絞索」。巴里．麥圭爾（Barry McGuiru）則在其歌曲中清楚地唱道「自由的代價就是在地下」。菲爾．奧克斯（Phil Ochs）清楚的在歌中訴求一個年輕人「在盒子（棺材）中回故鄉」。而歌謠大咖鮑勃．迪倫（Bob Dylan）在《自由放任》（Free Wheeling）曲中，明白唱出「戰爭不會賜予生命，只能把命帶走」。

另外如《風中尋答案》（Blowing in the wind）更是紅遍全球，為世人所傳唱。這首歌極為悅耳，也同時清楚地道出反戰的心聲，曲子中有一金句不可不記，是為「到底要有多少死亡，才能讓他知道好多人已死去」（...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最令人感傷的曲子是平克．佛洛伊德（Pink Floyd）的《迷牆中的又一塊磚》（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曲子描述兒子在爸爸出征後，留給兒子的「只是牆上的一塊磚「（just brick in the wall），聽後令人不安與悲憤，在如此情緒下，人們反戰意識更是高漲。

反戰電影也受到重視。人們也因看過這些令人柔腸寸斷的電影之後，對戰爭更有一種反對之意。最令人記憶深刻的是《越戰獵鹿人》（Deer Hunter）。這部片子氣勢宏大，演出時間為三小時，敘述三位男主角參戰之淒涼故事。他們身體受傷、精神受創，一句話，就是三位主角均為參戰而再無天日，為戰爭而犧牲，令人浩歎。

另外如《越戰啟示錄》（Apocalypse Now），更看到美軍在越南施諸當地人之暴行與屠殺。影帝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 飾演一個看夠了美軍在越南之無法無天，結果有一天，自己忽然成為反美象徵。每一部影片均令觀眾看得喘不過氣，也認識到越戰之可怕與黑暗。

美國大軍在越南戰死近六萬人，一度曾有50萬美軍駐紮越南，終於不敵北越軍，而在1973年撤退，又一美軍在亞洲慘敗之紀錄。1975年北越軍進入西貢，兩越統一，美國也終結了一場大惡夢。

這場戰爭之主導者之一，就是當時的國防部長麥納瑪拉，他是研究越戰者之主要對象，也是瞭解為何越戰成為一個社會分裂、民心崩解之關鍵，並且看到美國政府之行政部門是無能的。而由於對越戰各界看法不一，於是，社會分歧乃成為迄今美國根深柢固之現象。

麥氏在長達414頁的回憶錄中，用極大的篇幅（約15頁）詳細列舉美方在越戰上的所有錯誤舉措，認為政府領導者犯下11條大錯。然而他的自責仍不為部分人士所接受。麥氏最為人詬病的是，明知越戰師出無名，而仍附和總統意旨；明知贏不了，還要增兵出征，成了以總統為首的騙子集團中的一員。他的政敵固然是共和黨，然而他更是自由派民主黨的第一號敵人，在如此一個無法再主持五角大廈業務情況下，只能掛冠而去。

對麥氏而言，他的坦白自責真正達到了「真相必將予你自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