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治台賢仕周鍾瑄

台獨分子不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卻又無法抹去台灣屬於中國的史實，所以只好在台獨的台灣史中，以貶抑、刪改的方式來抵制和否定台灣史就是中國整體史之中的一個組成的事實。他們對清朝台灣的兩百多年中的人、事、物多所扭曲，但卻將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人、事、物極盡誇張地、諂媚地予以謳歌稱頌，使台灣青少年多已忘記台灣是中國之台灣、台灣人是中國人。如長期以來台獨極力將八田與一塑造為建設台灣的大仁德之聖賢，以嘉南大圳和烏山頭水庫的現代科技性的水利工程來炫耀，恥笑清康熙五○年代治理諸羅縣之賢仕周鍾瑄的經世濟民的努力和成就；八田在日據南台灣水利工程之目的，完全是為了效忠奉獻於日本軍國主義者，是典型的殖民帝國盤剝壓榨被殖民統治，台獨分子在國民教育上完全出賣國家、民族而去奴事、歌頌殖民帝國，其惡甚大，罪不可逭。

本文特別依史彰明清代賢仕周鍾瑄之治台功勳德業；我們有責任表彰台灣先聖先賢的功德，並讓他們的生命在台灣人民的心中重新復活，恢復華夏正史以喚醒、教啟台人。

連雅堂先生《台灣通史》的《列傳第六》，敘述治台的重要官吏，其中列有〈周鍾瑄傳〉。其文曰：

連雅堂先生撰述的《周鍾瑄傳》甚簡短，但將其治台功業的大端敘說出來了。周氏在清代科舉和官場上只是最基層的儒士而入仕為吏者，此在中國治道史上，稱此類人物為「循吏」，而其依儒家仁義之道和愛民精神在地方的治理上勤政護民者，就是「賢吏」；周氏之治台，表現、實踐了一位儒士在出任地方主官的行政時的賢良優秀作風。

依連氏所述，周鍾瑄的治台功業有兩大方面，一是在其轄區的諸羅縣（即今嘉義縣為始以北的北台。）躬親並捐俸來鼓舞、領導當地吏民一起興修水利，鑿圳築陂，以此來發展其時廣闊的北台區域而主要是在今嘉義縣一帶之漢式水稻農業；一是弘揚當地文教，特別禮聘漳浦名儒陳夢林渡海來諸羅縣主持纂修《諸羅縣志》，而周氏自己也全心認真地參與修志的文史工作。依台灣史家陳捷先的研究，在清代一系列的台灣志書中，《諸羅縣志》是最優秀的史著，那是因為陳夢林和周鍾瑄兩人的儒學素養皆深厚之故，且又以此條件而能招來當時水準充足的台儒共同參與編纂，乃有此本豐厚敦實的最佳台灣之地方史志之問世。

在中國傳統朝代，治理地方的官吏的主要治道有兩大項，一是關心地方經濟生產，那就是水利和農業；一是地方文化和教育，所以一定關心是否建有文廟？官學是否順暢？書院有否興辦？地方家族的經濟和文教如何？再者則是地方的文藝、志書等是否有所創述？

連雅堂點出周鍾瑄為諸羅縣知縣期間，實踐了賢儒良仕的治績是建水利興農業以及聘名儒纂修諸羅縣的志書。此兩者均證明了昔年台灣諸羅縣地區的初闢，周鍾瑄有其深厚的貢獻。

《諸羅縣志》敘述周鍾瑄的功業更為詳實。關於水利興修，周氏自己撰文有曰：

周氏此文所說的水利工程，是指修築陂而言，何為陂？就是埤（陂或埤音唸皮，不唸卑），在水利建設上，多是「陂圳」（「埤圳」）連詞，換言之，就是陂與圳是一體的築造，陂是蓄水的水塘或水庫，而圳就是引水進陂以及引水出陂的渠道。周氏所云啟閉的「斗門」，就是讓水流進來或阻止水流進來以及讓水流出去或阻止水流出去的一種構造。在周氏來台治理諸羅縣之時，是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不可能如日據時期現代化的日本在台灣發展的現代型水利工程，但其施作之規模和技術，已經甚為精到，在清代台灣史中，有專門興築陂圳的專家，稱為「水戶」，類似現代的水利工程師，周氏必也聘有這類的「水戶專家」來主修諸羅縣的大小陂圳，否則憑他一介儒仕和當地士子、父老，是不可能完成的。此例多有，舉一例加以旁證，彰化大業戶施世榜於1709-1719年欲築鑿陂圳引濁水溪之水來灌溉今彰化平原八個保的農田，但一直失敗，後來得到一位自稱林先生的指導，才終能修竣這個台灣最早的水利系統，稱為「八保圳」（或「施厝圳」，又稱「濁水圳」），此林先生就是不欲具名也已隱居的「水戶」。

《諸羅縣志》有記載，從康熙五十四年開始，由周鍾瑄率領並捐穀且又發倉穀借貸予莊民共同築造的陂，共有十六個，而其時諸羅縣的陂共計三十五個，其中有十三個是周氏來任諸羅縣知縣之前，莊民自己就已修造好的，所以，周氏來任後新築的十九個陂可以說絕大多數是他出面捐獻且領導而築造的。所以說，周鍾瑄是一位非常重視水利建設和水稻業發展的賢仕，乃是史實。

再者，清朝時代還有一種沒有圳渠導引水流的純粹蓄水的池塘，謂之「涸死陂」，共有三十五個，其中有十六個是周氏捐穀來支持莊民一起築造的，其他十九個由莊民自己築造，其中有十八個是周氏來任之前就已建好，只有一個是周氏在任時，莊民自己建成。

依據上述從《諸羅縣志》的記載整理而得的「活水陂」和「涸死陂」之數目，可以證實周鍾瑄是諸羅縣亦即今之嘉義縣的水利建設和水稻業開發的了不起之為政者。

傳統時代的中國地方賢吏之勤政，一是水利和農業之經濟建設，一是縣學和書院之文教建設。周鍾瑄治理諸羅縣，在文教方面也甚重視而予以實踐。據《諸羅縣志‧學宮》：「諸羅縣，初未有學。康熙二十五年，台廈道周昌請於三縣各建儒學，始為茅茨數椽於善化里之西保。三十四年，台廈道高拱乾有建學之議，〔……〕粗成棟宇，〔……〕基址不固，〔……〕止留殿屋一間棲先師之神。」由此可知康熙收台之初，諸羅縣的儒學基本上是缺如或潦草的。四十三年，鳳山縣知縣宋永清兼理諸羅縣，奉文將縣治從善化（目加溜灣，今之台南市善化區）移歸諸羅山（今嘉義市），乃有擇地建學宮之規畫，但又牽延而不果，《縣志》又曰：「四十五年，海防同知孫元衡攝縣，乃興工建大成殿櫺星門。台廈道王敏政，知府衛台揆，北路參將張國，教諭孫襄各捐俸為助，不足者，元衡肩為己任焉。〔……〕四十七年，宋永清再署縣事，建啟聖祠於大成殿之後及東西兩廡。歲久漸圯。五十四年九月，颶風發屋，榱棟朽折，傾倒殆盡。」依此所述，周鍾瑄在任之前的幾位主官興建的位於諸羅山的諸羅縣學之文廟學宮實已傾頹毀壞。於是：

由此記述可以知悉諸羅縣文廟學宮的完整的體制之最終建設，是周鍾瑄在其任內獨立出錢出力建造完成的，他亦特為重文教而助興學的北路參將阮蔡文載記其德。

清康熙年間來台治理諸羅縣的周鍾瑄，是儒者亦是循吏，如上所述，他是典型的德性和知識雙修的傳統儒仕。而他只是一個代表，清代來台擔任地方文武大吏的人物，多有如周鍾瑄之士。他們在台灣為人民而推行實踐的濟民、教民之政，就是使台灣從野入於文的創發力，若將清代治台賢仕的德業抽掉，台灣乃是荒野草莽之島。台獨抹殺、貶抑清代儒仕對台灣的文明貢獻，說明台獨的心靈的虛無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