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認識中共「兩會」（下）

所以「新質生產力」的「新」，是指「創新」，所「創」之「新」為何？即相對於鄧、江、胡的「工業科技」是一種新的現代化。受發展歷史為限，鄧、江、胡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追求，只是也只能是以西方「工業化科技」為基礎的生產力之「社會主義現代化」，而習的「新」質生產力為基礎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則是表現在生產力的「質」的不同，這個「質」是「數位化」（「數字化」），「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以「數位化」為生產力基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即「數位科技」的「現代化」。

所謂「質」一方面是「本質」，另一方面「本質」的不同則來自「品質」「質量」不同，工業化的現代化本質上是技術替代型的現代化，使得人可以從體力勞動中抽身，工業的自動化使得人可以從重覆的腦力勞動中抽身；而數位化時代則是以可以逐步取代人類複雜的腦力勞動，當前新一代數位技術迅猛發展，雲計算、大資料、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慧等數位技術獲得廣泛應用，催生出一系列新產業並向廣泛的產業部門全方位滲透、融合，區塊鏈、擴展現實、數字孿生、量子計算等新一批數位技術也在積蓄力量，有望在不遠的將來釋放出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數位技術的發展推動數位技術與產業技術、數位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予生產力數位化的時代屬性。資料進入生產函數，成為新的勞動對象，並通過與生產工具的高效結合，實現生產力的巨大躍進。同時，這也要求勞動者不斷提高數位素養、數位技能。此種以數位化為基礎的「新質生產力」，其形成和發展會全方位提升產業發展的品質，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立。此種「現代化」是人類正在開始初步經歷，尚未成型，更未定型，而以新質生產力為基礎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正是在此一未知領域進行探索。可以預期，新質生產力的推動將引發生產方式、生產關係的相應變化，從而帶動全社會的現代化。

（二）新質戰鬥力

「新質戰鬥力」並不是今年「兩會」才有的新詞，2012年10月解放軍報文章指出：胡主席站在世界軍事變革的前沿，向全軍官兵發出號令，提高基於資訊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三軍部隊以壯士斷腕之勇挺進資訊化戰場，邁開了建設集綜合感知、即時指控、精確打擊、全維防護、聚集保障於一體的新質戰鬥力的步伐，新質戰鬥力成為資訊制勝的拳頭力量。之後「新質戰鬥力」也是習對解放軍經常提及的要求，2015年《人民日報》以《新質戰鬥力》為題解釋「新質戰鬥力是基於資訊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又說「新質戰鬥力生成模式的核心，是以提高資訊能力為主線，遵循資訊作用原理，在戰鬥力生成各個領域注入資訊元素，打造適應資訊化戰場需要的新型戰鬥力體系。」2017年環球網刊文介紹解放軍建軍90年的朱日和閱兵時，介紹解放軍的「資訊作戰群作為與陸、海、空作戰群平等的九個作戰群之一在此次閱兵中亮相，充分說明了資訊作戰的重要性和我軍資訊化水準的提升。」並稱「解放軍已形成新質戰鬥力」。

2019年1月4日習近平出席中央軍委軍事工作會議更要求，「要加快推進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建設，提升聯合作戰指揮能力。要加強新型作戰力量建設，增加新質戰鬥力比重。」此後「新質戰鬥力」出現更為頻密。所謂「新質戰鬥力」，既然也以「新質」為名，其本質必定也是以「數位化」為核心內容，「新」有三大內容：一是新在結構性組合，就是綜合感知，實時指控，精確打擊，全維防護，聚焦保障這五個系統高度融合而產生的系統作戰能力；其次「新在武器裝備，人工智能已經走上戰場，軍用機器人和作戰無人機已經被大量運用於實踐，新質武器平台技術和智能彈藥技術層出不窮，作戰的複雜程度已經前所未有，第三新在維域拓展，各種新技術的突破，使得作戰可以在物理域、心理域和認知域同時展開，太空、深海、網絡和認知等等都是新質戰鬥力的拓展維域；如何全面提升新質戰鬥力？首先是要突出重點，經略海洋，航天佈局，網絡等等安全都是重點；第二是創新，要自主創新，原始創新，加強戰略性、前沿性、顛覆性技術孵化孕育；第三是改革，要以加快新質戰鬥力供給為牽引，重點突出新興領域的改革，加快提升新質戰鬥力既是建設一流軍隊的緊迫課題，也是打贏未來戰爭的時代要求。

而今年「兩會」習近平再次強調「新質戰鬥力」，其新的要求是「推動新質生產力同新質戰鬥力高效融合、雙向拉動」。為什麼強調兩者的「高效融合、雙向拉動」，因為人類自來就是用什麼技術製造工具，就用什麼技術製造武器；用怎樣的方式生產，就用怎樣的方式作戰。兩者原本相通，綜觀人類任何生產活動都離不開武力的保護，而任何武力行動的基礎就是經濟保障，所以兵法可以用於商戰，商道也通於兵道。時至今日，兩者的聯繫更加緊密，我們看「新質戰鬥力」的五個要素：綜合感知，實時指控，精確打擊，全維防護，聚焦保障，不是商場活動的要素？所以「打通新質生產力向新質戰鬥力轉化的路徑，有利於為鞏固提高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提供強勁動力、持久活力。」兩者的基礎都是「數位科技」。

習近平以政權的力量加快、加速兩者互通，互聯，精準融合，更顯出中國在因應百年變局，特別是應對中美博弈下的制度優勢。

四、解決台灣問題之戰略和戰術

在「兩會」議題上，中國的國家完全統一，當然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必然會關心的議題，但「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是中共的任務，而中共已制定了「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人大、政協及政府只在政策之下，扮演其適當的角色和功能，換言之，只負責對台工作，故而我們不可能在政協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中，聽到與黨的決策不同的政策表述，特別在習近平實施高度集中的黨領導制的時代，所以我們對政協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台工作的文本，進行文本詮釋時，必須採取整體戰略和局部戰術辯證對話的方法加以理解，採取政策指導工作，工作補充政策互相完成的原則加以詮釋。

今年兩會期間正逢金廈水域發生台灣公船撞翻大陸漁船，導致兩名大陸漁民死亡事件，事後台獨政客的表現令人髮指，終令大陸同胞群情激憤，在此氛圍下，政協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台工作作為的字眼有所調整，求取戰略與戰術的平衡，這是正常的反應，但是對付台獨官僚政客的流氓行政，並不適合以政治政策的改變去因應，因此以行政措施糾正，讓台獨政權付出沉重的行政代價，失去日後再錯的可能性，才是有效對策。所以我們大致可以推論出，中共在既定的「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指導下，大戰略依然是和平統一，具體的戰術作為是在國際上，逐步限縮台獨的空間，在中美博弈中以實力使美帝國主義打的台灣牌越來越力不從心，在兩岸之間，利用好每一次台獨政客犯錯的機會，從法理上沒收其行政權力。推進國家和平統一的進程，而北京之所以對和平統一具有高度的戰略自信和戰略定力是源自中國崛起，民族復興的事實，那麼只要美帝和台獨政客不對統一的政策底線公開挑釁，則和平統一的戰略機遇是對北京有利的。

準此，我們觀察中共的對台政策，應以黨大會的報告為準繩，政協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台部分視為年度對台的公告。應該是比較符合當前的現況。

五、若干感想

今年中國「兩會」共吸引海內外3,000多名中外記者報名採訪，其中境內記者2,000餘名，港澳台記者和外國記者1,000餘名，中外記者報名數量較前幾年並無明顯的增減。但在美帝和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媒體大肆醜化的情況下，特別其中來自發展中國家，或是來自南方國家的記者顯然並不相信西方的騙術，不相信西方的制度，他們不但親自來看，而且從「治理」的角度閱讀「兩會」的文本，去發現中國的政治，特別是他們發現中國的官方報告，並不隱晦自己的缺失，而且政府也承諾自我糾正，對這些記者而言，這樣的中國故事肯定敘述的是生動的、鮮活的、實實在在的中國。更不用說他們在中國生活一週的接觸、感受，相信會建構出完全不同於西方話語權所宣傳的中國。所以世界雖然在變化，真真實實的中國，依然是擊敗西方輿論中虛假的中國的強大利器。

202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政府直面中長期高品質發展所遇到的難題，將科教興國戰略列入當年工作任務的第二項，並且提出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三大戰略齊頭並進。這也是為培育新質生產力與新質戰鬥力的基礎工程，所以對世界而言下一個中國必然只能還是中國。而且從華為、比亞迪和高鐵等等例子來看，只要在中國能「捲」出來的，必然可以進軍世界，引領世界。

令人可笑的台灣竟然有人預言，中共政權存活不過十年，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真是第二個無知無恥的章家敦，真是台灣反中、仇中的「成績」，台灣有這樣無知的「官僚」，其未來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