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攜手　日本「和中」

俄羅斯總統普京5月16日到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此為普京五任總統後的首次外訪，突顯中俄友好。普京訪中，發表《中俄聯合聲明》（簡稱「聯合聲明」）指出：「兩國將遵循睦鄰友好、尊重國家主權的原則共同開發黑瞎子島。加快協商《中俄船隻在黑瞎子島地區周圍水域航行的政府間協定》文本。雙方將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就中國船隻經圖們江下游出海航行事宜開展建設性對話。」

中國恢復清末以來被阻斷的圖們江出海口，將可直入日本海，在經濟及軍事上，具重大戰略意義，牽動東北亞地緣政治，日本更首當其衝。近年，美國的戰略壓力，驅動中、俄雙方戰略接近，「聯合聲明」直指美國將「小集團」安全凌駕於區域安全穩定之上，危害域內所有國家安全。然而，中、俄合作開發圖們江三角洲，意在突破美國的圍堵，而非聯手對抗美國，將東北亞推回「冷戰」的兩極對抗。

中、美競爭下，美國總統拜登對中築起「小院高牆」，在先進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卡中國脖子，遲滯中國的經濟發展，使美國在競爭中保持領先的優勢。拜登政府對中接連祭出高關稅、投資限制及供應鏈「友岸外包化」等策略，全球高科技產業鏈出現圈地劃界的「巴爾幹化」，對國際政治體系的穩定投下負面因素。AIT前處長包道格認為，此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損人不利己。中國大陸總理李強在「中日韓峰會」呼籲，推動世界多極化，反對集團對抗、陣營政治。全球「巴爾幹化」不利於維繫二戰結束至今的「長和平」。

因應美國針對中國構建的「小院高牆」，北京積極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區域多邊合作機制，除成員國包括中國、俄羅斯、蒙古及韓國的「大圖們倡議」（GTI）部長級會議外，「中日韓峰會」為另一重要對話平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對此次首爾峰會態度積極，意味日本不願疏遠中國，在重拾中日韓合作上與北京態度一致。

「中日韓峰會」的舉行，說明岸田在試圖亡羊補牢，但事事追隨美國，對「台灣有事」說三道四的岸田政府不僅難以結構性改善中日關係，更將面臨「朝鮮有事」。為緩解雙重「有事」的戰略困境，岸田需要努力的不是「和平主義」的揚棄，而是外交避險操作的智慧，日本對中外交過度依賴美日同盟的威懾，但在安全上，日本無法繞過中國，岸田須設法透過對話，在中美間儘量保持平衡。

日本不樂見俄、朝戰略接近，也不樂見中、俄強化在遠東地區的合作，此無疑是俄羅斯重返遠東的佈局，將大幅升高日本北面的戰略壓力，使日本陷入南北兩端受敵，而須回防日本北方，如此一來，自衛隊備多力分，西南群島防衛將更形困難。在俄烏戰爭及美、中博弈下，日本外交向美國傾斜，失去「安倍外交」創造出來的平衡，使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惡化，此為岸田外交最大的失策。日、韓憂心東亞緊張局勢升高，尤其是台海衝突的風險，此為日、韓改善對中關係的動因。

對日、韓而言，中國為占貿易總額兩成的最大貿易夥伴，若三方交惡勢將影響經濟發展。北京在產業補貼議題釋出善意，「中日韓峰會」同意恢復2019年後停滯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締約談判。峰會聚焦貿易，三國將強化相互投資，共促經濟成長，推動自由化程度高於《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未來導向的三邊FTA」，或可視為「RCEP Plus」。

韓國總統尹錫悅表示，三國領導人同意打造透明、可預測的貿易投資環境，並構建安全的供應鏈。換言之，「脫鉤」不是中日韓經濟關係的選項。峰會後，中日韓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深化三國合作有利各自的國家及國民，定位此為區域關係的基礎，未來將定期舉行首腦會談與部長級會議，實現中日韓合作的「制度化」，目標是達成中日韓互蒙其利、優質且共融的FTA。

從「中日韓峰會」的成果可窺見中俄朝雖同受美國的戰略壓力，但三者戰略訴求不盡相同，難以結成相互保證安全的同盟。何況，俄、朝戰略接近，對中國不全然有利，不論著眼於經濟或安全利益，中國的周邊外交皆存在與日、韓交往的需要，推動三國關係止跌企穩、回到合作正軌。

李強與岸田會談時表示，「中日作為搬不走的鄰居，這是雙方應該始終堅守的正確方向，妥善地管控我們之間的分歧。」「對話」為東北亞國際政治的主旋律，不重回「中俄朝」對抗「美日韓」的冷戰兩極構造，應是中日韓三方共同的戰略利益，峰會敲了定音槌，「中日韓FTA」談判進程，決定三國關係能走多遠。

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聯盟「日華議員懇談會」率31名議員出席觀禮賴清德的就職典禮，人數歷年之冠。民進黨藉此突顯台日友好，但駐日代表謝長廷不諱言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5月底在韓國首爾舉行，表明日本希望日中關係能恢復正常、穩定，台灣為日本著想，低調行事。不僅自民黨副總裁、前首相麻生太郎及黨幹事長茂木敏充未現身賴的就職典禮，日前傳出可能出席的日本自衛隊前統合幕僚長岩崎茂亦不在日本慶賀團中。日本擴大組團出席，但未提升成員的層級，試圖在兩岸間兩全其美，既可籠絡民進黨政府，又避免觸怒北京，為中日關係改善留下空間。

在賴清德就職的同時，北京駐日大使吳江浩邀請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社民黨黨魁福島瑞穗等政界人士、學者舉行座談會，譴責「日華議員懇談會」訪問團公然為「台獨」分裂勢力撐腰站台。在拜登口頭不停堅持一中政策，行動卻不斷鼓動民進黨政府踩「台獨」紅線之際，安倍前首相提出「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看來自民黨是有樣學樣，檯面上講「一中政策」，檯面下對主張「台獨」的賴清德派出龐大訪問團，岸田想發出什麼政治信號？

只是日本的慶賀賴清德團陣仗雖大，但層級未突破以往，安倍前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及安倍胞弟岸信夫的接班人新科眾議員岸信千世雖隨團來台，但兩人非日本政壇要人，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影響力有限，北京何須因之對日本拉高抗議？自民黨政治資金醜聞暴發後，「安倍派」的政治格局獨強不再，但民進黨政府的對日外交仍無法走出「安倍派」，擴大與日本朝野政黨交往，此可從日本慶賀賴清德就職團及出席駐日代表處舉辦之賴清德就職慶祝酒會的主要成員可見一斑。

賴清德在總統府接見前來祝賀的岸信千世，彰顯個人與安倍家族的特殊情誼，以此展現「親日」（媚日？）色彩，但此難掩民進黨熟諳日語的「知日派」不多，無法與日本政界全面交往的現實。台日關係存在難脫「安倍派」的困境，未有效建構新的對日人脈。

當前自民黨掌權的岸田、麻生及茂木等勢力，缺乏「安倍派」般的實力與外交手腕，更少聞見附和安倍的「台灣有事」說。內閣官防長官林芳正、外務大臣上川陽子及「清和研究會」（安倍派）另一支派福田達夫等自民黨等要角，對台日關係的發言並不積極。

「中日韓合作秘書處」秘書長李熙燮在三國峰會前表示，在中、美競爭下，身為美國盟國的日、韓仍須與中國展開合作，中、日、韓在東北亞相鄰，是共同生活的「經濟共同體」，此與作為「安全保障共同體」的美日韓框架互補，共同撐起東北亞的和平及繁榮，符合彼此的共同利益。經濟靠大陸，安全倚美軍，左右逢源的日子似成過去，從李熙燮的表態看，韓國似更重視眼前東北亞的和平與繁榮了。

李強與岸田5月26日藉中日韓峰會舉行兩人首度的會談。岸田表示，中日關係穩定「不僅有益於兩國，亦有利於區域及國際社會」。岸田提議擴大利用部長級的「日中經濟高層對話」及「日中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等，與中國共促中日關係止跌企穩，使中日間的重要課題及懸而未決事項取得進展。

其實，在新冠疫情封控及中美競爭雙重打擊下，中日雙方人員往來降溫，對中日關係改善帶來極為負面影響。相對於日本成為2024上半年中國觀光客最青睞出境目的地，日本人赴中人數仍處於低檔，中國解除防疫封控，重新開放邊境後，赴中國的日本旅客依舊冷清。岸田首相雖致力全面恢復日中對話，並重新以2019年之前的「戰略互惠關係」定位中日關係，但雙方民間的交流未能回到疫前水準，呈現官方熱、民間冷的異常情況，弱化中日友好的支持力量，使外交關係改善事倍功半。

《日本經濟新聞》調查指出，日本人「不喜歡」中國比例達74%，此數字連續六年超過七成，民調顯示更有87%的日本人認為中國具有「威脅」，日本社會對中國的負面情緒高漲。日本社會對中國認知情感持續惡化，不僅使政治關係不睦雪上加霜，中日經貿關係亦可能趨冷，使「政冷經熱」難再。

近年來，日本輿情充斥「仇中」、「恐中」的言論，中日官式對話難以促動日本人訪中的熱情，新修訂的《反間諜法》更加深日人對中國的疑慮，日本公民在中國因間諜罪被判刑的案例在日本發酵，人身安危的心理壓力成為中日民間交流在簽證問題外的另道障礙。東京大學專研中國的知名學者川島真表示，自研究中國史的岩谷將教授在中國遭逮捕後，從2019年後即不到中國進行訪問研究。

川島真的反應在日本學術界並非個案，若干日本學者指出，由於北京當局的法規規範不明，非常擔憂若赴中亦將遭遇同樣的問題。不僅學界，中國日本商會會長松岡鐵亦認為，因中國《反間諜法》等因素，從日人赴中出差有所停滯，此影響日本企業對中投資的判斷。

中國日本商會副會長、日中經濟協會北京事務所所長宮下正己直言，在華日商對中國的投資意願改善有限。中共中聯部長劉建超日前在東京的演講會上被問及在華日人接連遭拘的敏感問題。《反間諜法》等國安相關法律，引發日人的不安。每個國家都難免國安與間諜問題，中日自不會例外，但最終不能離開實事求是，依法行事，不能搞羅織入罪那一套。

中國不是沒有盡力扭轉日人對華的負面認知，劉建超年初會見新到任的駐北京大使金杉憲治時表示，中國願同日本朝野與各界加強交流，塑造相互客觀積極認知。金杉大使回應，期待儘快恢復兩國人員往來，增進瞭解互信與互利合作。中日執政黨就重啟交流達成共識，恢復2018年以後中斷的「中日執政黨定期對話框架」。

曾任日本駐北京外交官、前眾議院議員村上政俊認為，日本外交政策受民意左右，日本國民對中感情惡化制約下，岸田內閣對中關係改善成效有限。中日關係穩定的基礎在於「相互認識」，百聞不如一見，擴大人員交流，互派青年學子到對方國家學習是使「相互認識」由負轉正的重要途徑。在中日關係緩解緊張促動下，中日青年交流漸次重啟，日本公明黨的母體「創價學會」百名青年代表團5月下旬到訪北京、新疆等地，意味《關於加強青少年交流的備忘錄》項下的交流恢復，為中日民間交流注入活水。

由於歷史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中、日的相互認識處於「威脅」超過「合作」與「共贏」的狀態，導致政治上缺乏互信，經濟上互相掣肘，使雙邊互動中的諸多爭端難解，中日關係負面因子大於正面因子，陷入結構性的惡化。劉建超6月5日在「泛安全化」議題的研討會上表示，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和平穩定外部環境」。在境外投資萎縮的情況下，中國外交正尋求軟化自身在美、日、歐盟的形象，並改善與鄰國關係。其中，對日關係十分關鍵，須探求結構性改善的路徑，官方與民間缺一不可。

中、日官方全面恢復對話，雖得以鬥而不破，拉住彼此，避免衝突，但中日關係仍舉步維艱，難以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定位。

政經為華府牢牢掌控的日本，處境有類台灣的民進黨政府與烏克蘭的澤連斯基，只能從暢通民間交流，優化中日人民的相互認識，走出美日統治階層眼中傳統與非傳統的安全威脅，或始可言雙方關係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