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友誼努力

我第一次閱讀斯諾（Edgar Snow，1905-1972）寫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是55年前的事了，那時原來中文版的書名叫《西行漫記》（1938年上海復社出版）。當時東、西世界正在冷戰，台灣處在「反共」時代，一個30歲不到的「中國大陸問題」研究者的我，初次接觸「匪情研究」，說實在話，當時冷戰時代形構出來的「反共」意識影響我閱讀這本書的知識趣向，這對做為一個美國新聞記者的斯諾，冒著被「白區」（國民黨政府）「殺頭」的生命危險，前往中共新開闢的蘇維埃「紅色」根據地－－「陝甘寧邊區」，做深入採訪報導，然後以流利的文筆寫成Red Star over China向西方說明「真實的中國」是有失公允的。

1993年我第一次應邀學術訪問北京大學，在校園「臨湖軒」座談後，信步漫遊校內美麗風景「未名湖」。就在湖畔小徑坡邊上驚見鐫刻斯諾英文姓名的花崗石碑一座，頓時我停下腳步，回想起幾十年前讀過的《西行漫記》，那個可敬的著者斯諾的骨灰此刻正埋葬在美麗的北大未名湖畔。當時我心緒起伏，追思起這位了不起的「中國人民的朋友」，不由自主地向斯諾墓碑行一鞠躬禮。陪我導遊北大校園的社會發展所長徐雅民教授告訴我，「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剛在這年春天在北京大學成立。說來也巧，也是我的機遇，居然我訪問北大前幾個月北大成立了紀念斯諾的研究中心。我在未名湖畔拜祭了斯諾之墓，冥冥中似乎斯諾有託，要我寫文告諸世人：我斯諾躺在北大未名湖畔，《紅星》照耀中國已經化為現實。

打第一次閱讀斯諾《西行漫記》起，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人生已走入暮年，知識上勉強完成韋伯所提到的「解咒」，前些時候因為整理書房，翻閱了斯諾夫人海倫‧斯諾寫的《續西行慢記》（Inside Red China），心裡感觸、感動頗多，加上3月有大陸探親之行，路經上海時向孫女借閱新版《紅星照耀中國》，一路閱讀到北京，回程時再由北京高鐵上閱讀到上海，連回台灣飛機上也手不釋卷地閱讀。

該書重新吸引著我，在知識上經「解咒」形構出新的認知途徑後，心裡突然冒出哈伯瑪斯所謂的「知識趣向」，想為斯諾及其著作做一知識性評介，尤其如今的我已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有新的視域，重新理解斯諾及其《紅星照耀中國》，不論心境或是認知，都是開放與客觀的。公平地對待斯諾，客觀地評述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並由此論證「紅色中國」最終出現的政治必然，是本文撰寫的知識旨趣。

埃德加‧斯諾，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畢業，1928年來到中國上海，任職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次年他在寫給他父親的信函裡說：「中國目前處境悲涼，急需一名改革領袖，一名實事求是的理想家。他必須有能力領導中國人民擺脫一切腐朽桎梏，擺脫貧窮困苦及民族傷痛……」，可見斯諾是個政治觀察力很強的新聞媒體人，派駐中國不到一年便看出「中國問題」之所在。

1933-1935年間斯諾以《紐約時報》駐華記者身分被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聘為兼任講師，講授「新聞學概論」，修課同學中有一個名叫蕭乾的學生，斯諾見其用功，曾邀請他一起編譯《活的中國》（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斯諾授課認真，愛護學生，關切中國命運，曾建議燕大學生會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讓學生們直接向西方說明「12‧9」運動的政治意義。

1936年6月斯諾懷著對「中國革命」的問題解難心思輾轉進入陝北中共「陝甘寧蘇區」（「紅區」），他是第一個進入中國「紅區」採訪的西方新聞記者。斯諾自己形容，這是冒（被「白區」國民黨）「殺頭」（槍斃）的危險潛入陝甘寧「紅區」採訪中共事務的，可以想見他由西安北上延安的危險與困難。

他在陝北蘇區持續採訪了四個多月，通過實地觀察與訪談，全面本質地對中共、蘇區人民生活情況與精神面貌做了深入瞭解和多角度把握，呈現在斯諾眼前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樸實情懷以及為解放人民和追求中國未來的昂揚鬥志；留給中共黨人印象的是斯諾的細緻觀察以及友善情誼和客觀報導，其實對中共黨人更為重要的是，恰如1938年毛澤東在接受德國記者訪問時所說的一句話：「當我們被整個世界遺忘的時候，只有斯諾來到這裡認識我們，並把這裡的事情告訴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們將永遠記住斯諾對中國的巨大幫助。」

斯諾是瞭解中國的，因為魯迅、宋慶齡等人影響了斯諾在思想上對中國的理解。斯諾自己說：「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此外，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不只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使大批愛國青年前仆後繼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同時也吸引了像白求恩等這樣的許多國際反法西斯戰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支持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對華的侵略；更重要的是，他以此書向西方說明「真實的中國」，這個「真實」包括他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解讀是真實的，自然包括他對中共延安時期的黨政軍領導人的描述也是真實的。斯諾說：「那麼一個外國人冒掉腦袋的危險去探究這事的真相，還有比這更值得冒險的嗎？」可見斯諾採訪、報導的「真實」是「掉腦袋」「冒險」換來的，這分外使人信服、敬佩。

1936年夏秋之際，斯諾在陝甘寧蘇區持續採訪四個月之久，他通過實地觀察與訪談，本質的對中共及紅區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實況做了全面瞭解與報導，連對周恩來的印象斯諾都如此描述：「（他）具有冷靜的、合理的和實際的頭腦。九年來國民黨的宣傳以種種汙衊中傷加於中國共產黨，把它們形容為『盜寇』、『匪徒』，然而，周的溫文談吐卻和國民黨的宣傳完全相反。」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多年來在「反共」時代中仍然稱中共為「共匪」，可見這恰如斯諾所說的是國民黨的政治宣傳與汙衊中傷。斯賓諾莎說過「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國民黨就是因為只知汙衊中傷，不知理解中共，才落到敗退海島一隅台灣之境地，直到70年後的今天都翻不過身來，可見讀歷史性書籍，不論何種文體、言說、敘事，都可以鑑往而知來，並有其重要性。

斯諾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解讀，來源於中國共產黨人樸實的情懷以及斯諾對其做細緻深入的觀察，如他對毛澤東提出了80個問題，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斯諾曾將這一部分用英文單獨先在美國《亞洲》（Asia）週刊以《毛澤東自傳》為題發表，讓歐美人士知道毛澤東的歷史生平是整整中國一代人的一個歷史橫切面，也是探索現代中國共產革命運動泉源中「人」的因素、作用的指針。

斯諾因為深入採訪和忠實報導中國「紅區」，成為西方媒體搶先發表獨家報導的新聞記者，他也因此一炮而紅，也因為如此，美國媒體對斯諾及他的《紅星照耀中國》給予高度評價，如《紐約時報》就指出：「《紅星照耀中國》是首次對共產主義的深刻報導，他對中國的報導是具有預見性的。」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專門有一章寫可歌可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寫著寫著他如此嘆息：「在華南江西蘇維埃存在的整個歷史中，竟沒有一個外國記者進入過這個紅色區域，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之事。」此語意味著他嘆息自己來到中國晚了些，不然他會先去江西「紅區」（中共中央蘇區）採訪，會寫出更為完整的中共早期革命運動的發展實況，會更早地向西方報導紅色中國的「前世今生」是如何建構出來的。雖然斯諾只到了延安陝甘寧蘇區，但由「長征」一路寫下來，筆者讀後，仍然可以確信斯諾這本著作促進了世界各國對中共的真實理解，也為世界各國人民瞭解中國提供了第一手的直接素材。

1936年10月下旬，斯諾從陝甘寧蘇區回到了北京（當時叫北平），以熱情地心思向北大、清華、燕大的學生們真實地介紹他的陝北見聞，還在臨湖軒（當時是燕大校園一景）放映「陝北蘇區」生活影片、幻燈片，並展示親手拍下的照片，讓三所大學青年學生們認識到中共紅軍重要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朱德等的純樸形象，看到了「紅旗下的中國」的真實情狀。

在燕大「燕園」，斯諾寫成了驚動世界的Red Star over China，先在歐美以英文版問世，接著在上海以《西行慢記》中文本與中國讀者見面，不論英文版或中文版，都深受中西讀者的喜閱，一時洛陽紙貴，此書對理解中共因客觀實在而顯得特別重要。

新中國成立後，斯諾於1960年6月由美國來到北京，在北京與毛澤東主席見了面，並在北京大學（1952年中共以校際調整之名將燕京大學併入北大）會見師生和早年友人歡聚暢談在華往事。斯諾此次來華前後參訪了五個月，對新中國印象深刻，回美後曾發表多篇文章談論新中國實況。1964年斯諾再次回到中國，重返燕園與北大（燕大）師生歡聚。正因為斯諾與老燕大的特殊教學關係，讓他與遷到燕園的北大師生建立起深厚的情誼，1970年6月，毛主席特邀斯諾夫婦再次訪問中國，遍訪中國東北、華北、華中、華南，親自觀察新中國發展實況。

中共是敬重斯諾的，1993年北大創立「中國斯諾研究中心」，除了研究他「讓世界瞭解中國」的知識意涵，還有紀念他對促進中美人民的相互瞭解的雅意。當他1970年初夏重新漫遊原燕大美麗校園「未名湖」時，柳蔭深處的鳥語花香、湖光倒映著優美塔影深深地吸引著他，往事一幕幕地湧向他心頭，隨即脫口而出：「我愛中國，我願在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駐在這裡，就像我活著的時候那樣。」晚年斯諾移居瑞士日內瓦，1972年過世，次年10月19日，斯諾的一部分骨灰隨著刻有他英文名字的素樸花崗石碑安厝在北大「未名湖」畔，留給世人，尤其給中國人民，永遠的懷念與追思。

一個美國年輕記者，80多年前冒著生命危險，隻身進入陝北紅區，採訪報導中國現代革命，這樣的人物是值得世人敬佩與瞭解的。他的《紅星照耀中國》讓世界瞭解中國，尤其令中國人尊敬與懷念。

毛澤東曾經如此說過：「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並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這樣可敬的人物，筆者認為有必要並樂意寫幾篇文章評述他及其《紅星照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