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與交往

日本防衛大臣木原稔7月7日訪問菲律賓，出席「外交及防衛部長級會議」（2+2會談）及簽署日菲《互惠準入協定》（RAA），以利雙方更易實施軍隊間的聯合訓練，日本自衛隊將據以加入美菲「肩並肩演習」。2023年6月的美、日、菲三國國安首長會議共識及今年4月的美、日、菲首腦會談的聯合聲明先後將「肩並肩」在內的多邊聯合演習視為鞏固東亞「第一島鏈」的重要機制。

日本繼澳洲、英國RAA後，持續擴大安全合作對象，但澳、英RAA著眼於日本與「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UKUS）的合作，日菲RAA則意在介入緊張升高的南海及台海周邊，聯合美、菲在南海巡邏。日本正另與法國洽簽RAA，未來日本在防衛合作上除「美日同盟」外，共有四個RAA，以求日本戰略安全架構多邊化，並從印太延伸至「北約」（NATO）。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出，簽署RAA不僅有助推動日本與簽約國防衛及安全合作，亦可望為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做出具體貢獻。面對中國對日本構成的戰略安全挑戰及美日同盟分工型態的調整，日本須建構多邊安全網絡並加入美國主導的多國聯合演訓，拉大日本的安全縱深。

日菲RAA將可在對方領土暫時性派駐部隊，形同「準同盟」關係，此不僅助益菲律賓在南海對抗中國，亦有利日本固守西南群島。日本駐菲律賓大使遠藤和也4日表達對印太局勢的關切，表示日本對一再發生的妨礙航行自由及區域局勢緊張加劇的行為深感憂慮，若中國在南海的行為是危險及「侵略性」的，日本表示嚴重關切是理所當然的。

在南海爭端中，日本無疑力挺菲律賓。專研東南亞問題的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準教授高木佑輔認為，儘管日、菲簽署RAA不會立即改變什麼，但此舉將發出外交信號，即「日本支援菲律賓正在做的事情」。日菲RAA落實美日菲峰會達成的共識，美國雖澄清三方合作「不針對中國」，但RAA試圖將中、菲南海爭端「國際化」，牽制北京在南海的行為。

菲律賓駐美大使羅慕德斯（Jose Romualdez）表示，菲日RAA使日本自衛隊與菲律賓軍隊可在對方國家訓練與演習，甚至以類似美國在菲律賓維持軍力的方式，在輪換基礎上於菲國境內派駐自衛隊。然而，礙於「和平憲法」及日本安保相關法制，日本難以在菲國開設基地常態性部署自衛隊。英國《金融時報》認為，派遣自衛隊赴菲律賓在日本將極具爭議，可能引發聯合執政的公明黨強力反對。日、菲對RAA的認知存在落差。

日本國會5月10日通過《防衛省設置法》修正案，增修「統合作戰司令部」的法源，以期在2025年3月前設立「統合作戰司令部」，增設「統合作戰司令官」，統一指揮陸、海、空自衛隊，進一步將自衛隊轉型為「軍隊」。目前日本自衛隊作戰指揮權是在統合幕僚長手中，未來設立上將編階的「統合作戰司令官」後，統合幕僚長仍是自衛隊最高首長，但主要任務將是協助首相與防衛大臣下達決策，在作戰指揮部分，將交由「統合作戰司令官」執行，藉此分擔統合幕僚長的職責。而美國在明年初亦將同步升級駐日美軍的司令部功能，調整美、日的指揮管制，落實自衛隊與美軍的一體化。

木原稔表示，陸海空三支自衛隊須開展聯合行動，實現與盟國及志同道合國家司令部的集中情報共享與行動合作，以應對新的安全挑戰。然而，在「有事」（戰爭或衝突）時，美軍與自衛隊如何投入戰場，此為美日同盟的深水區，不僅受「和平憲法」制約，更須說服日本的「反戰」民意，此為高難度的日本國內政治工程，考驗美日同盟在「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中能划多遠，這不是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尾巴搖狗」所能左右。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國際報導官溝渕將史表示，日菲RAA實施，雖增強兩國部隊互通性，但雙方討論在菲律賓部署自衛隊不是事實。何況此舉將被北京解讀為針對中國，使中日關係遭到結構性破壞，造成區域緊張升溫，此為東協國家所不樂見，對日本戰略安全亦非正面。

RAA旨在規範聯合演訓的武器彈藥安排及意外發生時的責任歸屬，而非「共同防禦條約」。日本視南海為海上生命線，強化與菲律賓的安全合作並聯結美日同盟符合日本的安全戰略利益，但日本無意為菲律賓在南海與中國的可能軍事衝突背書，亦即日本不願受「菲律賓有事」牽連，造成「日本有事」。

俄軍重返遠東地區，日本保持警戒，美日同盟著手回防本州北部與北海道。美國五角大廈7月3日表示，計劃將部署在青森縣三澤基地的36架F-16戰機，替換為48架F-35A隱形戰機，強化美日同盟對日本北面的威懾力，應對突發事態。木原稔指出，強化西南群島的防衛力之餘，亦應確保自衛隊在北海道的防空及海岸警戒任務。但此為兵源短缺的自衛隊一大挑戰，放任日中關係惡化將造成日本南北兩端受敵，非明智之舉。

日本眾議院副議長海江田萬里7月22日將率朝野國會議員訪問北京，拜會大陸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重啟2020年1月中斷至今的「日中議會交流委員會」會議，進一步恢復中日人員交流機制，緩解民族主義情緒對交流的負面影響。日本媒體大量報導中國負面消息，此種負面報導影響從未到過中國的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海江田萬里認為，政治的齟齬斷不開文化的紐帶，日中關係不能僅僅局限於「求大同存小異」，而是要「求大同棄小異」，成為走出逆境的力量，日中「國會外交」續為中日關係融冰添柴火，縮減雙方的「信任赤字」，以期建立不受其他國家左右的中日關係。

日本外相上川陽子6月28日對於在蘇州發生的等候校車的日籍母子遇襲事件中，奮力阻止持刀男子的日人學校女導護胡友平離世表示，「無法抑制深切的悲痛。對她勇敢的行動表示深深的感謝與敬意，並由衷致以哀悼」，日本駐北京大使館更為胡友平降半旗致哀。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母子蘇州遇襲案歹徒或為無差別攻擊，非針對日本人。

其實，在2012年中國各地因「釣魚台國有化」激起的反日運動亦未發生傷害日本婦孺事件，此事應無關「反日」。事件發生後，「仇日」、鼓動民族主義的網路留言一度湧現，藉故煽動極端民族主義，試圖將涉及在華日人的社會案件上升為中、日間的外交事件。

網易、抖音等社群平台接連發出公告，整治蓄意造謠重傷中日關係的「仇日」言論，避免激化為「反日」行動，影響在華日人的正常生活步調，尤其毗鄰上海的蘇州，日資企業群聚，日僑的安全不容蓄意破壞，以免升高在華日人的不安感。《環球時報》前主編胡錫進認為，此無疑反映中國官方的意志。日本母子蘇州遇襲案，中、日皆理性以對，無意雙邊關係再度惡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亦對胡友平的犧牲表示哀悼，並說其體現中國人的善良及勇敢，追授「蘇州市見義勇為模範」。北京避免此社會事件造成日人對中國的心理門檻進一步提高，影響雙方正常的旅遊及訪問，此為維繫關係的根本所在。日本駐北京大使金杉憲治認為，中國治安向來良好，目前未構成問題，但圍繞中國的形勢認知，日本需要與主要國家進行資訊交流，滾動式調整。日本外務省未因之升高對中國的旅遊警示，持續恢復雙邊人員往來。

2022年6月，前中共中聯部副部長于洪君在全球化智庫（CCG）的《中國與全球化論壇》上表示，網路上有人將中國與西方、美國的對話溝通的主張視為「恐美親西」，此種情緒嚴重影響開展理性的對外交流，特別是與美國及西方國家的交流對話。大陸網民仇外、排外意識的激進民族主義對中國外交構成負面影響，更有違「和平發展」的改革開放戰略。

近年來，受中日關係緊張及日系企業在中國的業務調整影響，在華日僑持續減少，但中國仍是除美國外有最多日人僑居的國家，且從日商的海外網點數字來看，中國仍高居首位，遠超過居次的美國，此數據反映中日經貿關係緊密，未在美、中貿易戰中脫鉤。

在華日商與日本留學生對中國人的認識逐漸擺脫刻板印象，在長年與中國人交往過程中，體會到中國式的質樸溫情，彼此不再有日本人、中國人的政治藩籬。中國人的坦率使在華日人不再糾葛於日式溝通的「本音」（真心話）與「建前」（場面話），而多了份自在。《日本經濟新聞》直言，在華日人從數量多轉向品質高，更深的紮根於中國，能適應在地環境的人才亦逐步增加。

日本笹川和平財團推動的中日青年交流即希望年輕世代莫僅關注歷史等過往問題，更要著眼未來。中日透過人的交流深化認識，瞭解中日關係背景及雙方國情，理性以對，而非一味反對。

近代的戰爭歷史為中國人「仇日」的癥結，制約中日友好的推進，但二戰後被遺棄在中國的日本孤兒與中國養父母的故事為中日的歷史和解留下餘地。「中國歸國者‧日中友好會」、「中國養父母謝恩會」等日本NPO在中、日的官制歷史之外，寫下令人動容的庶民中日關係史篇章。在中日戰爭結束後的赤貧狀況下，收留及養育日本孤兒的有慘遭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人，其中更見為保全收養日本孤兒極犧牲親生兒女或自己的中國人。

胡友平為遇襲的日本母子犧牲喚起遺華日本戰爭孤兒的歷史記憶。日本文學家山崎豐子以遺留中國孤兒為主角創作的《大地之子》刻劃在苦難的時代中，人性的至善與至惡，娓娓道出無辜的日本戰爭孤兒在中國為軍閥背負「仇日」的血債。山崎豐子在《大地之子》後記寫下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與他的一席對話，「不必把中國描寫得多美麗，把中國的缺點和黑暗面全寫出來也沒關係。如果那就是真實，就能為真正的中日友好做出貢獻」。

胡友平與網路社群皆為中國的真實，其間的光與影交織出中日關係的恩怨情仇，但仇恨難以超克歷史的原罪。戴季陶在《日本論》曾言，「中國能刻苦奮發，自致富強，為亞洲作盟主，為世界進文明，則日本為中國之妃，不然，則為中國之仇，而非中國之敵也。」

發動侵華戰爭的裕仁及其軍閥不代表當下絕大多數日本人民。中日兩國人民有共通的大唐文化，即使近世為「仇」，將來亦可化解重為「友」。胡友平與遺華日本孤兒故事折射出中國人的厚德載物及大愛無疆，可以化為推進中日友好的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