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晉察冀的台中梧棲港人文英

文英，原名陳定瀾，台中縣梧棲港人，1924年出生。早年間父親就去了北平謀生。1934年，父親從北平回來，說讓孩子在台灣讀書沒有出路，於是，帶著一家五口到了北平。當時，陳定瀾他們三個孩子只會說閩南話和日語，也沒有學過中國的地理歷史，父親特意僱請家庭教師教他們國語。

1936年，陳定瀾在城南梁家園小學上五年級，有這樣一篇課文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課講的是南京的一所小學來了一個台灣插班生的故事，文章的一開頭寫道：「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老師滿懷深情地說道：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現在淪喪在日本帝國主義手裡；同學們要記住這個仇恨，要收復土地，洗雪國恥！同學們睜大了雙眼，似懂非懂又難以理解，而陳定瀾卻有著切身的體會－－因為他也是從台灣來的。

1942年，陳定瀾在北平市立三中念高中二年級，老師讓同學們作好報考大學的準備。他很想為台灣掙脫日寇的統治、歸還祖國而努力，便準備報考大學的政治系。這之後，便常常去北平圖書館和第二民眾教育館，閱覽政治學概要等書籍。1943年夏，他受進步思潮影響，參加了中共北平地下黨的一個外圍組織「海燕社」，接觸了許多進步人士，讀了一些進步書籍，懂得了許多從未接觸過的道理。

1944年，他結識了何標等四位同學。何標原名張光正，那時還未改名，是台灣著名文學家張我軍之子。因台灣同鄉的關係，加上志同道合，陳定瀾把四位同學引為同道，接受了他們推薦的一些進步書籍，通過如飢似渴的閱讀，更加堅定了投身民族解放運動的決心。

1945年1月，已經在北大政治系就讀的陳定瀾決定到解放區去。本來約好與一位姓瞿的同學一起走，那天一早，他按照約好的時間到了火車站，但左等右等也沒等來那位同學。他在月台徘徊許久，火車馬上就要開了，想到自己是瞞過家人跑出來的，這時如果回家，再出來就難了。路是人走出來的，既然自己認定要走抗日這條路，還怕什麼挫折和犧牲！於是，橫下一條心，戴上口罩，上了火車。在車上，他找了個離火爐近的地方坐下，假作輕鬆地翻看著雜誌，警惕地觀察著周圍的動靜。

車到保定，按照原定的路線，他下了車，用事先準備好的一套說辭騙過軍警的盤查，出了車站，然後打聽著路，步行去江城。一個穿著學生裝的學生，走在鄉野的土路上，一路上免不了經歷種種曲折，所幸得到了中共交通員、基本群眾和民兵的幫助、指路，中間還巧遇八路軍一位團長，騎著團長的馬走了一程。就這樣，他穿過滿城縣、完縣、曲陽縣境，隻身走了四天，約計走了180多里，才抵達阜平縣西板峪店中共晉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

一路上，陳定瀾見到了許多燒毀的房屋，燒焦的房樑、倒塌的磚牆、逃難的人群……日寇的三光政策和野蠻暴行他早有耳聞，這次算是親眼目睹了。祖國的大好河山竟這樣被日本人踐踏，他的心裡很不是滋味；同時也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動員全民抗日規模之大之深，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到了解放區，陳定瀾像大多數當時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一樣，為自己改名文英，主要也是怕給家裡添麻煩。他參加了城工部組織的「海燕社」成員學習班，學習革命理論，聽形勢報告，學習中國革命問題，還練習射擊、投手榴彈，從此，一個叫文英的八路軍戰士，懷著滿腔抗日報國熱情融入到一個全新的環境中。

那是文英在解放區過的第一個大年。除夕晚上，他們15個人開晚會，其中有一個來自東北的女同學深情地唱起那首《松花江上》，歌沒唱完就泣不成聲，引得大家都哭開了。文英在回憶錄中寫道：「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著廣大的中國國土，廣大同胞正在被蹂躪，他們在呻吟、流血，同學們的心中充滿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

學習班1945年2月底結束後，組織送文英到華北聯大政治班學習，大約也正是這時，他來到了人稱「第二延安」的塞外山城張家口。在學習期間，他的班裡來了另一位台胞楊太山，後來他們一起慶祝抗日戰爭的勝利。他還認識了其他幾位鄉親：蘇子蘅、甘瑩、李子秀、黃仁和、楊兆安、白風洋、劉世英、周明……。文英說：「廣大抗日戰士為爭取抗戰勝利而英勇獻身的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奮發向上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深入群眾、聯繫群眾的好作風，對敵人同仇敵愾，對朋友團結、友愛、互助的優良傳統……這些都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裡，鼓舞我繼續前進。」

全國解放後，文英一直在社科院工作，擔任圖書館館長。1998年，由全國台聯編寫的 《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一書出版發行，7月6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出版座談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出席座談會。到會的有當年在島內或大陸親身參加過抗日鬥爭的老台胞：鄭堅、周青、林雲、高仲明、陳炳基、陳弘、康大川、楊美華、何標等，文英也應邀參加，並在座談會上發言，回憶了當年的戰鬥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