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探蘇區博命行

上一篇文章我曾引用布萊伯利說的話指出書中被寫到過的一些「東西」比書本身來得重要。現在讓我們倒過來看這句話，如果這位作者名叫斯諾，在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寫的是和以後創立的「新中國」直接有關並有重大影響的「一些東西」的話，則這本書就需要讓關心社會主義中國的人士（不論是兩岸中國人、世界華人、歐美人士）拿來細讀，如果這本書已成為名著，那就更需要找來閱讀不可。我再次細讀這本名著時，想起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圖舍（L. Althusser）寫《閱讀資本論》時說過的一句話：只有細讀，才能發現《資本論》對現代資本主義評析的深層結構。同理，只有詳讀《紅星照耀中國》，而不是只品味它的文筆敘事，才能發現「陝甘寧蘇區」、「紅色中國」與新中國、社會主義中國的邏輯關係，亦即，沒有「延安經驗」，便沒有以後的「新中國」。

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雖然以第一人稱用「漫記」手法寫成，但他1936年初夏到深秋的四個月「西行」，不是毫無步驟，胡亂走訪，而是前後有序，深入瞭解。他瞭解當時的時空環境，要進入陝甘寧蘇區，須向西行，先由北平（北京）搭火車西南走，再轉隴海鐵路向西行，越黃河，過潼關，到《西行漫記》中他說的第一站－－西安，才能設法去陝北延安。

1936年6月的西安是國民黨蔣介石派大軍在西北「圍剿」中共的重要戰略基地，也是全民要抗戰，唯獨蔣介石「先安內再攘外」，最後逼迫張學良在該年底發動「西安事變」的政治場域。為了「剿共」，蔣介石派任張學良為剿共副總司令，張少帥帶領著他的「東北軍」駐紮在陝西，另外任命國民黨邵力子為陝西省主席，並派楊虎城為西北綏靖主任，以求在政治軍事上既謀定西北，又能剿共成功。

雖然此時的西安完全在國民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但「停止內戰、一致抗戰」的政治氣氛瀰漫著西安城並影響了張學良，為此這位少帥曾飛到延安會見周恩來，並認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剿共」當時仍是國民黨當局交給張少帥的當務之急，張學良內心意識與外在行動的矛盾此時已經孕育出半年之後的「西安事變」。

斯諾一到西安便先拜訪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可惜楊不願跟斯諾談政治問題，斯諾轉而拜訪陝西省主席邵力子。邵告訴他，「在延安的紅軍是中共的殘餘，陝北已無戰事」，這讓斯諾覺得北上延安應無困難。其實，這是邵力子對延安毛共的誤判，用假消息唬弄斯諾。實情是，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共朱毛的「最後圍剿」正在積極進行中，蔣派任的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下令封鎖陝北，在西安實行軍事戒嚴，層層關卡，進出盤查，便是證據。斯諾在這種嚴控密察困局下，居然趁出城訪遊茂陵（漢武帝陵墓）之際，由穿著「中山裝」的鄧發（中共特工隊長）親自一路護陪，然後突破封鎖險阻，乘汽車北上洛川，進入延安，可以看出，當時國共的地下鬥爭在西安這個地方異常隱密、詭譎且熾烈。

斯諾知道這次前往「紅色中國」、陝甘寧蘇區不是單純地新聞採訪與報導，而是要解開他心中久藏難解的疑惑問題。因此他在書中開宗明義第一章便提出下列諸問題，準備以實證途徑，採Q & A方式給予解答：

一、揭開「紅色中國」之「神秘」：這是斯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他說，在世界各民族之間，沒有比「紅色中國」有更大的「神秘」。「神秘」在那裡？在「中華天朝的紅軍在那裡戰鬥，九年來被封鎖，和外界完全隔斷，其封鎖之緊在於一堵由幾萬敵軍造成的活動長城團團地圍繞著他們，他們的區域是比西藏還要難以進入的。」這個「紅色中國」的「神秘」，斯諾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跑到那裡走一趟」。斯諾心中要揭開這個「神秘」，但當時人們都以為「沒有人進得紅區裡去還能夠活著出來」，斯諾知道這是多年來南京的「反共宣傳」，自然不會輕易相信。但是，從《紅星照耀中國》整本書的內容看來，斯諾真的進入陝甘寧蘇區，並對「紅色中國」的「神秘」揭露得相當深入。

二、揭開神秘「紅色中國」的第一個問題，斯諾提出的是「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中國農民支持它嗎？中共在陝甘寧蘇區將「社會主義」推行到何種地步？為什麼紅軍不曾佔有大城市？這說明中共紅軍並不是一種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運動或者根本上是一種農民造反。

斯諾知道中國80%以上人口是農民，他也知道「工業化」在中國剛初始階段，質疑要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如何可能？此處斯諾似乎由馬克思歷史公式看近代中國問題，才會有此疑惑，他進入陝甘寧蘇區實地瞭解後，已經知道「蘇維埃民主」不是農民烏托邦，而是如萊謝克‧柯拉柯斯基（L. Kolakowski）在《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名著中所說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脫離城市工人無產階級運動後改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有激進的農民馬克思主義跡象。低度發展國家、地區能否實行社會主義？馬克思晚年有此意見：可以跳躍卡夫丁峽谷，實行社會主義。意味即使「農民馬克思主義」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

除大問題外，斯諾連小問題也不放過，如他說在紅色蘇區，紅軍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遊戲？怎樣戀愛？怎樣工作？蘇區的婚姻法律是怎樣的？蘇區的婦女真如國民黨所宣傳的那樣「共產公妻」？蘇區紅色工廠是怎樣的？紅色蘇區的社會經濟是如何建構的？它的「紅色文化」、「紅色劇團」，乃至公共衛生、娛樂、教育又是怎樣的？

這些大小問題，對有興趣研究社會主義及蘇維埃的人們或可從書本上得知，然而斯諾是新聞記者，實地觀察瞭解對他是最佳檢證途徑。

三、斯諾最關心的是「人」在政治運動中的作用。斯諾自問：中共在陝甘寧蘇區的政治軍事領導者是何許人物？他們是不是受過教育的人？對於一種理論、一種意識型態、一種學說具有熱烈地信仰嗎？他們是一種社會先知，或只是一種無知的農民？像毛澤東，斯諾指出，他是南京名冊上第一號的「赤匪」，蔣介石曾經懸賞25萬銀元取他首級或活捉他，他到底是怎樣一種人呢？那個值得那麼大賞格的腦袋裡面究竟裝著一些什麼東西呢？或者正如南京官方公佈的，毛澤東「確實已經死了」嗎？又如做為紅軍總司令的朱德，他的性命對南京也有同樣的價格，他又是怎樣一種人呢？還有林彪，那個只有28歲的軍事天才，據說他那著名的紅一軍團從來不曾吃過敗仗，他又是何等人呢？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紅軍領袖，南京屢次報告「他們已經死了」，可是不久他們又在報上重新出現，指揮著新的紅軍在和國民黨軍隊作戰。南京的政治宣傳與現實相互矛盾，益發激勵斯諾北上延安以解除他心中久存的疑惑。

四、透視「紅軍」：當年國民黨、國民政府不承認有「紅軍」，只說那是「赤匪」、「共匪」，斯諾反思，如果這是一群「飢餓的土匪」，老早就被國民黨政府軍剿滅。斯諾提出了問題：中國的紅軍是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集團？如果是，中國共產黨自命其鬥爭目標為土地革命、反帝國主義、實行蘇維埃民主、堅持民族解放等便屬合理、正當。而南京方面，卻說紅軍不過是由「知識匪徒」所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和「匪兵」。究竟誰是誰非？或者兩者皆對？這更驅使斯諾北上延安，親自認識「紅軍」，解開心中迷惑。 斯諾在陝甘寧蘇區雖只四個月，但與紅軍已建立深厚關係，上自紅軍總司令朱德，下到紅小兵，斯諾實地頻繁深入接觸，最後答案揭曉：「他們（紅軍）頑強到難以置信。」證據如下：南京對紅軍作戰，可以利用大工業基地、大砲、毒瓦斯、飛機、金錢，乃至近代技術，紅軍則無一可以利用，但卻沒有被「剿滅」，反而勢力逐漸膨脹起來。

斯諾發現並質疑：紅軍的謀略，不但勝過所有國民黨派去「征剿」他們的那些司令，如據蔣介石將軍1935年的說法，南京已經「剿滅了共匪的威脅」，那麼1937年時紅軍在軍事上最有利的西北佔到一整塊比以前江西蘇區更大的土地，又怎樣解釋呢？

斯諾最後的認知是：「紅軍身經百戰，受過無數次封鎖，遭受過鹽荒、飢饉、疾病。尤其是衝過幾千重國民黨軍隊的阻攔，經過十二個省，路途長達兩萬五千里的『長征』，這已充分說明對付紅軍，『無法戰勝』，紅軍『頑強到難以置信』。」 五、斯諾進一步給自己出個大題目：「中國的共產黨究竟是什麼樣子？他們跟別的地方的共產黨或社會主義者有何異同？」這是個碩大而且艱深的題目。他不認為用觀光視角加以對待中共就可以回答；相反，他認為要以較嚴謹態度看待何謂「中國共產黨」？例如中共是「正統」（Orthodox）馬克思主義者抑或「真正」（Authentic）馬克思主義者？中共黨人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著作（如《帝國主義論》、《進一步、退二步》）嗎？他們有無一套徹底社會主義經濟計劃？他們是斯達林派抑或托洛斯基派？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有機部分嗎？中共黨人是真正國際主義者抑或「不過是莫斯科的工具」？抑或是「為中國獨立而鬥爭的民族主義者」？

說實在話，我研究社會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已逾半個世紀，我也無法對斯諾出的這項考題回答至滿分地步。其實理論研究，既可走思辯途徑，也可用實證途徑加以檢證，能同時將思辯和實證辯證統一起來去認識、理解事務就更接近「真理」與「實在」。不論如何，斯諾能在書中提出這樣宏觀且深澳的「問題』，想必他早年在密蘇里大學讀書時就涉獵過社會主義著作（我在美國留學時仍可在紐約舊書店買到1930年代英美出版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專著，可佐證斯諾大學時閱讀社會主義書籍不難）。新聞記者一般多是通才，斯諾除了新聞專業，居然有此社會主義素養理論，等到他進入陝北蘇區後，他就知道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其體質是什麼了。

六、最後斯諾提出當時最時髦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議在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以此謀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有何意義？他認為在「非共」的政治觀察家中無人能夠給予可靠、正確答案，對斯諾來說，他認為這是當時「中國唯一的故事」，要解說這個「故事」，他認為除了研究，就要實地進入「紅色中國」去觀察瞭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何運作。

從斯諾提出以上這些大小問題，他的「西行」意旨如下：「要想對紅色中國有所瞭解，唯一的辦法就是跑到那裡走一趟。」然而當時許多人對他說，「沒有法子去」，甚至「沒有人進得紅區裡去還能活著出來」。因此，這趟「西行」對斯諾而言，確實是危險重重，但他知曉多年來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戰爭中，已不知犧牲了多少萬人的性命，他說，今天「一個外國人冒掉腦袋的危險去探究事情的所以然，還有比這更值得冒險的嗎？」斯諾不諱言：「我也覺得這樁事情是和掉腦袋有關的，但是我考慮的結論是，這個代價並不算太高。」好一個睿智而英雄的斯諾，在此向你敬禮！

於是，斯諾就這樣冒著「掉腦袋」的危險，懷著興奮尋奇和勇猛奮進的心境出發，他離開西安，北上陝甘寧蘇區，一探「紅色中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