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見到的蘇維埃巨頭周恩來

1936年斯諾懷著對中國革命的「無數問題」輾轉進入陝北蘇區，在這些無數大小問題中，「人」的問題無疑地有決定性意義與作用，換句話說，斯諾對陝北蘇區的「蘇維埃巨頭」十分重視。這些「巨頭」指的是在陝甘寧蘇區實行蘇維埃政治體制下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中共政、軍領導人與菁英分子。這些蘇維埃巨頭們在政治智慧上的「主觀能動性」能將客觀存在的共產主義理論問題、中國共產黨基本政策問題、蘇維埃政治制度問題、紅軍軍事戰略與戰術問題、紅色蘇區的社會生產與分配問題，乃至如何運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邏輯地結合並打造成一個有機體，最後藉這樣的有機體保住並鞏固了陝甘寧紅色蘇區，不但讓中共在國民黨蔣介石軍隊進行五次「圍剿」後起死回生，而且還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南京、重慶國民黨政府取得戰略上的和平共存，共同抗日。不用說以後的「國共內戰」與取得政權建立「新中國」一事，就憑前面那些在陝北蘇區的高難度政治、軍事作為而言，稱這些人物是「蘇維埃巨頭」也是合理的。凡此種種，從《紅星照耀中國》的章節安排和落筆重點看來，斯諾對「紅色中國」中「蘇維埃巨頭」特別焦點式地注目與剖析也是合理的。

這些蘇維埃巨頭中，斯諾認為最重要的當屬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其他如彭德懷、林伯渠、徐特立、 蕭勁光、蕭克、博古（秦邦憲）、賀龍、蔡暢、林彪等人，斯諾也有深入觀察與素描。

斯諾與毛、周、朱談得最多，尤其對毛澤東，他親自訪問幾天幾夜，開出系列問題給毛作答，兩人一來一往的詢答既真實又精彩，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確為中共延安時期黨政軍最大巨頭，不論智慧、心志與能力都超凡異特。

上述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談到的巨頭都是中共黨史中出現過的重要人物。毛、周、朱三人更與中國紅色革命與紅軍息息相關。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提到上述諸蘇維埃巨頭們，讓我回想到半個世紀前修讀「中共黨史」課時我習慣性地對重要中共早期人物做詳實資料索引卡片，對斯諾所談上述蘇維埃巨頭並不陌生，以我的卡片資料作背景索引，用「比較」＋「評述」的方式看看斯諾所談這些蘇維埃巨頭們是否「名」符其「實」，最後發現斯諾的描述完全正確，讓人不能不佩服他的客觀觀察與理性洞見。

本文只談斯諾在陝北蘇區首先見到的「蘇維埃巨頭」周恩來，毛澤東、朱德下次再談。

斯諾離開西安向北途中，一路看到的是民團與紅色游擊隊的對抗。他突破國民黨（白區）封鎖，沿著黃土山谷河床進入中共蘇區（紅區），第一眼見到的是一個青年「紅色戰士」，這個「戰士」身穿藍色褂子，頭綁白色頭巾，頭巾上有一顆紅星，腰際還掛著一隻毛瑟槍。「紅色戰士」手按住槍走向斯諾：「你是誰？來幹甚麼？有無通行證？」陪斯諾來的「護導」說：「我們是來見毛澤東的，我們知道他在安塞。」「紅色戰士」說：「毛主席嗎？不，他不在安塞。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們一塊到縣政府去。」

這個年輕、外貌誠實的「紅色戰士」其實是中共陝北蘇區政治保衛局派來的前線偵察人員，周恩來是負責保衛蘇區的中共中央最高負責人，可見在西安的中共地下黨工作人員早已向周報告斯諾要來蘇區安塞。安塞是個戰略據點（位於黃河支流延水對面的一個小縣城），周恩來就駐紮在安塞。斯諾前往安塞的路上到處都有「紅小鬼」（少年先鋒隊），他的行蹤居然被一個「紅小鬼」打報告說「看見一個白區土匪和一個洋鬼子」。果然斯諾到達安塞時一個紅軍保衛團的指揮人員前來接觸斯諾。斯諾以為這人是要以「民團土匪」罪名前來捉拿自己去法辦的蘇區司法人員。正疑惑中，斯諾不經意地看見「一個青瘦的青年長官」朝他走來，這個「長官」臉上蓄著「濃密的黑髯」，以英文用溫和文雅的口氣向斯諾打招呼，斯諾一眼認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紅色領袖」周恩來。這是斯諾在陝北蘇區第一個見到的「蘇維埃巨頭」。

斯諾和周恩來用英文交談並向周解釋自己的履歷後，周就替斯諾安排在百家坪過夜，並叫斯諾次日到附近小村莊他的司令部見面。第二天一早少年先鋒隊一個「小鬼」護送斯諾去周的司令部。斯諾說，司令部是一個有防禦轟炸設備的茅屋，四周有農民住的茅屋圍繞，裡面住的是蔣介石懸賞八萬銀元的「赤匪頭目」周恩來，斯諾特別聲明司令部門前「只有一個衛兵」站崗。走進司令部，「屋子裡很乾淨，陳設也非常簡單，土炕上有一頂蚊帳，是唯一的奢侈品，炕邊擺放兩隻鐵製文件箱，一張木製小方檯當作辦公用的桌子」。衛兵向周報告的時候，斯諾發現周正伏在桌子上看電報。

周恩來抬起頭來對斯諾說：「我接到一個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表示同情，並且說你能夠不抹殺真理和事實，我們知道這一些就夠了。你是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我們歡迎訪問蘇區的任何新聞記者。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所見到的一切，可盡量向外發表，你考察蘇維埃區域的情形時，我們將給你種種幫助。」接著，周把許多電報擱在一邊，立刻替斯諾開立一個需時92天的「參訪旅程」，並說「這是我個人的建議，你是否願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斯諾聽完周對他的這段談話後又驚又喜，因為他在上海、北平「白區」聽到的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蘇區」，社會上「對外封閉」，政治上「對內監控」，聽完周恩來這個蘇維埃巨頭談話後才恍然大悟：主張對外開放的反倒是中共。

至於周所提三個月零二天的參訪旅程，斯諾當時心裡有點懷疑：陝北黃土高原崎嶇難行，有一半的日子要消耗在趕路上，剩下還能看到甚麼？難道「紅區」有這樣遼闊？斯諾雖心有疑惑，但未說出，次日便按照周建議的旅程，騎上中共保衛局給他預備的馬前往保安（遷往延安前的紅色首都，後中共為紀念陝北革命根據地奠基人劉志丹更名志丹縣）。

斯諾在安塞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時就對這個「蘇維埃巨頭」產生濃厚興趣，並打定主意要「研究他」。斯諾認為周在中國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半個多世紀後季辛吉在《論中國》談到在北京首度見到周恩來總理時，也「傳奇式的人物」述說他的第一印象。

斯諾描述1936年的周恩來：「他是瘦個子，中等身材，骨骼細小而堅韌，眼睛大又深，極富熱情，儘管有長而黑的鬍鬚，外表不脫孩子氣，確乎有一種吸引力，那一種吸引力是羞澀、個性的魅力和領導的堅決，徹底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斯諾與周恩來見面後對他面前這個「傳奇式的人物」，「中國一切人物中最稀罕的一個」真的進行了「研究」。

少年周恩來

斯諾說，周恩來是一個世家子弟，祖父在清朝為官，父親是聲望卓著的學者，母親也非常「奇特」（不是中國俗說「女子無才便是德」），讀書很多，還喜歡現代文學，整個周家屬於「士的階級」，但周恩來出生時（1898）周家已經沒落，生母過世後10歲的周恩來便自做家事兼照顧年幼弟弟，磨練出獨立性格與治家處事能力。「士的階級」家庭出身的周恩來，一如「士的階級」出身的瞿秋白，從小就表現出「驚人的文學天才」。這樣的基因遺傳，斯諾說，按理「注定要做一個學者」，斯諾觀察周恩來，把重點放在歷史時代中：「像他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他在民族意識覺醒的大時代中，對於文學的興趣轉變了。經過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國新文化運動開始萌芽，周恩來也就被捲入了搖撼中國的社會革命運動中去。」

求學方面，斯諾只談少年周恩來先入天津南開中學，後進南開大學，過於簡略，我補充如下：周恩來小時候讀過私塾，有基本國學底蘊，讀中學時民國已建立，新文化進入中國，周在南開受的是西式教育，在校除用功讀書，成為免費生外，還多才多藝，參加文藝社，演話劇時反串過女主角。隨著西風東入，1917年秋，19歲的周恩來和當時有理想的中國年輕人一樣，熱衷去東洋日本留學。他到日本先學日文，克服語言障礙後，準備進入京都帝大學習。少年周恩來到語文學校學習日語、日文時便接觸到日本知識界正在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思潮，此對周恩來以後留學法國，進一步研究社會主義有相當影響。

青年周恩來

1918年周恩來在日本獲悉南開即將創辦大學，決定返進入母校辦的大學。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巴黎和會」將戰敗的德國在山東半島權益讓與日本，消息傳來，立刻引發國內政治大風暴，周恩來立即投入1919年「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五四運動」。這年9月他進入南開大學文科就讀。

1920年1月周在天津以學生領袖身分號召成千學生示威遊行，抗議北洋政府「無能」、「軟弱」、「賣國」而遭逮捕，和他同時入獄的愛國青年中有位天津女子師範學生鄧穎超，後來與周恩來結為革命終生伴侶。

天津南開是教會大學，在這裡周受過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洗禮，同時接受了良好的英文教育，但周出獄後遭南開大學開除，逼得他在1920年11月以「勤工儉學」赴歐留學。到法國巴黎後，周先到語言學校學法文，1921年初周去英國，想進愛丁堡大學，不久返回巴黎，在此遇見也以「勤工儉學」來法留學的鄧小平，從此建立起兩人一生的革命友誼。1922年3月周從法國巴黎移居德國柏林，在那結識陳寅恪，這位大學者在「文革」被紅衛兵造反派批鬥時，周恩來曾盡力保護過他。

斯諾注意到周恩來去歐洲留學後一面勤工儉學，一面對革命進行理論研修與實踐。他說周目睹一戰後的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先在巴黎組織中國旅法共產主義小組。筆者在此要補充說，1921年3月周是經張申府介紹加入中國旅歐共產主義小組，次年6月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之後才在巴黎建立中國旅法共產主義小組，這些組織的建立比中共建黨並在上海召開一大略早，但在中共黨史上都算是中共海外最早小組、支部之一，周恩來也算是中共最早黨員之一。周將社會革命、民族復興與求知為學有機結合，在20世紀初葉的中國是少見的，難怪斯諾說周是「中國一切人物中最稀罕的一個。

革命時期周恩來

1924年周恩來在歐洲已是中國留學生中著名革命組織者，他響應「努力讀書，早日回國」政治號召，結束留學回國。此時孫中山正「聯俄容共」，一抵國門，「他馬上到廣東去贊助孫中山」。具體行動是進入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幫助校長蔣介石積極準備「北伐」，成為加倫將軍（時為黃埔軍校總顧問，後為國民革命軍總顧問）親信，24歲的周恩來不僅年輕有為，而且反殖反帝，將社會主義與國民革命合二為一，為打倒軍閥、解放中國而努力。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在廣州誓師北伐，在「國共合作」下周恩來奉命到上海組織工人大罷工，以便配合北伐中的國民革命軍奪取上海。斯諾說：「那時他還不過28歲，既未受過正式的軍事訓練，也沒有和勞工階級接觸的經驗」，「他赤手空拳到上海，帶來的只是革命的決心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這樣 ，周居然組織了60萬工人，發動了一次「總罷工」，可是，斯諾說，「暴動並未實現，工人既無武裝，又沒有受過訓練，不懂得怎樣去『奪取城市』」。然而，周善於在革命失敗中「總結經驗」，他馬上和上海的趙世炎、羅亦農組成五萬人的「工人糾察隊」，在法租界召集二千積極分子和三百射擊手進行軍事訓練，一切就緒後，1927年3月21日周再次發動上海工人大罷工，這次成功佔領警察局、兵工廠、警備司令部，不但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還同時組成分成六個營隊的五千人工人武裝力量。斯諾說，「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聲有色的一次『造反』」。

「3‧21」工人大暴動幾天後，北伐軍便攻入上海，蔣介石收穫「聯俄容共」下的「3‧21」革命果實，開始認識到「周恩來固然能夠給予他以勝利，卻也能夠使他失敗」，隨後立即決定「清黨」，名單上第一個便是「有危險性的青年」周恩來。在「清黨」下，周恩來被國民革命軍第二師捉獲，由白崇禧下令槍決，「不料，第二師師長的兄弟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他設法使周恩來脫離險境」，於是周恩來迅速逃離上海，開始過「逃亡生活」，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陳獨秀之子）以及周恩來在上海的許多革命同志都被槍決，是為有名的「4‧12事件」。

周恩來脫險後，先到武漢，看到汪精衛在武漢分共，旋即離開武漢前往南昌，與張國燾、李立三策畫「南昌暴動」，時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集結葉挺、賀龍、朱德武裝力量，1927年8月1日展開軍事行動。這是中共以武裝力量反抗國民黨並奪取政權的開始，是中共「紅軍」正式誕生的日子，也是第一次國共內戰的起始。暴動雖然失敗，政軍意義重大，中共黨史稱為「南昌起義」，新中國成立後訂這一天為「八一建軍節」，人民解放軍紅星軍徽上的「八一」兩字也由此而來。

1930年代的中國是政治狂飆時期，共產國際在斯大林主導下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第二階段，下令中共要「從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轉變為千百萬工農群眾的革命」，於是中共在遵循共產國際指令下以城市工人罷工、示威、暴動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中共黨史上稱此一時期是「左傾盲動冒險主義」，主要是指斥共產國際錯估中國革命情勢，造成「中國革命的失敗」。當時中國城市無產階級工人力量薄弱，共產國際下令中共到處「暴動」當然是戰略錯誤，從「兩湖秋收暴動」到「南昌暴動」，再到「廣州暴動，乃至其他各地的大小暴動（如「海陸豐暴動」等），失敗責任應由共產國際承擔，當時中共總書記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舉行的中共六大下台，成了「替罪羔羊」，周恩來等到各地進行「暴動」的革命家是「奉命行事」。不能以「暴動」失敗而說他們不是「英雄」，更不能說這些共產黨人是「無知的強盜」。

關於後來周恩來前往中共中央蘇區（華南「江西蘇區」），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身分成為中共中央工作實際負責人之一，並與朱德一起領導指揮第四次「反圍剿」，最後參加有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等事，斯諾因忙於在「陝北蘇區」採訪就暫時停筆了。

斯諾在書中最後說，他所見所認識的周恩來是「具有冷靜的、合理的和實際的頭腦」、是「文雅談吐」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斯諾還強調，「任何關於『紅色土匪』的稱呼，都不適合用在他的身上」。

從斯諾在「陝北蘇區」先見到周恩來，再用文學與歷史回溯追蹤途徑剖析周恩來的早年生命旅程與革命過程，說周恩來是「蘇維埃巨頭」之一。沒錯，周恩來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