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傳安創建文開書院的意義

書院是中國傳統時代自宋之後儒家道統和文教傳播生根的重要中心，有書院的地方就有儒家德教，當地人民才有倫常素養，才是禮俗敦篤之地。

康熙廿三年，清朝統治台灣，除承繼明鄭廟學之外，亦有其教育體制之開展，其中，以書院之建設和運作，補正式明倫堂儒教之不足。道光年間鹿港同知鄧傳安之新建文開書院，則又有一重要之典範新立創造的意義。

鄧傳安，江西浮梁人，進士出身，他於道光元年十一月任「北路理番同知兼鹿港海防」官職，後離職改任，又於四年四月回任，並陞為台灣府，署台灣道兼理學政。

《彰化縣志‧書院》載：「文開書院，在鹿港新興街外左畔，與文武廟毗連，道光四年，同知鄧傳安倡建，中祀徽國朱子文公。兩旁以海外寓賢八人配享。」由此知台灣中部大海港鹿港的文開書院，是於1824年由鄧傳安興建的，距今正好兩百年。

鄧傳安撰有一文以紀念文開書院之創建的人文和道統上的意義，其題為《新建鹿港文開書院記》，文曰：

據此，文開書院以朱子為先師而主祀之，而以寓賢明太僕浙江鄞縣人沈斯菴名光文的這位前明遺老之字文開命名書院。

沈斯菴是何許人？而能以其字文開來命名鹿港的新建書院？連雅堂的《台灣通史‧諸老列傳》表彰沈文開，說到他本來支持福王弘光帝抗清，但弘光敗死，聞桂王立於粵西之肇慶，於是前往追隨抗清，累遷太僕少卿，永曆三年，光文從潮搭船返金門，思卜居泉州海口，浮家泛宅，卻遭颶風漂到台灣。延平王復台，悉沈光文在台灣，大喜，以客禮見，鄭經時，光文居羅漢門的山中，教目加溜灣社的生童以漢學，清入台後，諸羅知縣季麒光，特別尊敬光文，為粟肉之繼，且旬日一候門下，有不少寓賢聚於光文處而結詩社，稱「福台新詠」。史稱沈光文是「海東初祖」。

鄧傳安又於其文《文開書院從祀議》中曰：

鄧氏於此段文章中提到晚明「幾社」的儒仕徐孚遠以及盧若騰、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薦、郭貞一等儒家型官員，他們之同一人格就是忠孝於大明而堅貞抗清，因為心懷義不帝清的志節，皆追隨鄭延平王渡海來台作明朝遺民。而在台灣設帳授徒，傳播儒家德教。這幾位賢君子皆入祀於文開書院。由此可見，道光初年一位奉清朝誥命治台之主官居然在鹿港新建的書院中，敬祀數位反清的明朝遺老以配朱文公，於此顯見，清朝已經敬重前明的儒家政教倫理之禮規之下的士君子，承認了他們的春秋大節，而不再以其為「逆臣」或「叛民」或「海寇」，再者，鄧傳安又以清康熙末年隨軍來台平定朱一貴之變的漳浦名儒藍鼎元陪祀，此則是肯定清朝有功於台灣的儒者之德。換言之，來台之前明遺老和清初儒士，皆表現和實現了孔孟春秋志氣和仁政德業，皆是合於《禮記‧祭法》規定之國家祀典。鄧傳安於文開書院奉祀了明清兩朝之儒者，並非以清或明之政權為考量，而是立乎華夏孔孟道統而彰著的政治、教育以及文化的精神。

鄧氏的弟子黃銓繼述其師鄧傳安創建文開書院的主旨提到：

黃氏此文指出明朝遺老是心繫故國而寧可遁隱於台灣或投筆從戎抗清無成而泛海來台，皆是賢君子，鄧傳安奉祀這些明朝賢士於書院，其功德甚著；另外則是特別表彰藍鼎元其在台灣之功業，幾乎已被人們遺忘，幸賴鄧傳安將其入祀文開書院，而得到表揚，台人乃能尊奉之。所以，文開書院的配祀明遺老諸賢和清初來台平亂的君子儒藍鼎元，是台灣儒政和儒教的典範之新創，黃氏闡明，當諸生進書院參拜朱文公而及於太僕沈光文等晚明反清志士，就會感悟於他們是「勝國之遺老」，他們百折不回地忠貞於大明，是忠臣，應該尊敬、效法；而他們也參拜藍鼎元，就會敬佩於藍氏是大清的有學有品之儒者，他以其深造有得的儒家之道而大有功德於台灣。在這樣的書院之中，一方面學習朱子理學，一方面也學習了春秋大義和護民愛民之政治觀念。

文開書院如同清朝台灣其他書院，皆是推展朱子理學為主的儒教之教化場所，所以主祀朱文公，但鄧傳安在文開書院注入的文化意志之主體，卻是有其特殊的內容，那是以奉祀明朝遺老而來表彰儒家最重視的春秋正氣和大義，這就是知識分子忠誠於國族的奉獻和犧牲之精神。相同之意義，連雅堂曰：

連氏特別為明末的拒清抗清諸老立傳，其中有殉大節之忠烈，亦有浮海台島之隱儒。而其文中表彰的沈光文、徐孚遠、王忠孝、辜朝薦、沈佺期、盧若騰、郭貞一等儒士，也就是鄧傳安特予以尊奉於文開書院而使後起之儒生可以日夕焚香頂禮敬祀者也。

從鄧傳安新建「文開書院」到連雅堂撰《諸老列傳》，他們一以貫之的一致性質就是闡揚鄭延平復台之後的台灣，近四百年來，具有一種精神，那就是台灣的知識分子具有《春秋經》表彰的高貞亮節的華夏民族之浩然正氣，此一聖潔光輝才是台灣史中最重要的仁義。相對於此，台獨亂臣賊子，「客帝移權」，「恬不知恥」，「奔走疏附」於山姆大叔膝下而陷青年學子於戰火，其罪當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