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繼承了台灣同胞的愛國主義傳統

一、因保釣結緣

2012年9月11日，日本野田內閣宣佈將釣魚島「國有化」。一時之間，中國民間對日本由來已久的激憤情緒一觸即發，各地接連發生反對日本所謂「國有化」釣魚島的遊行示威活動。彼時，我還是一名高中生，電視新聞播放的遊行畫面在我內心掀起層層波瀾。儘管我很久之後認識到，所謂「國有化」本質上是日本右翼政客企圖以此挑撥兩國民族情緒進而達成自身政治目的而掀起的鬧劇。然而這個事件對當時的我來說，所牽動的是我樸素的愛國情感，所使我想起的是上個世紀我國族同胞走過的苦難而屈辱的歷史－－我若非需要在學校完成學業，大抵也是出現在街頭了吧。那是我初次較為真切地觸及到日本這個鄰居之複雜性的時刻，也是少有的能直接讓人想起「國仇家恨」的時刻。

我們生於改革春風吹滿地的時代，長於國家和平穩定發展的時代；在我們青少年時期，祖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我們弱冠而立之間，祖國在脫貧攻堅戰上取得了全面勝利。我們通過歷史課本、博物館、紀實資料甚至文學影視知曉世紀前的苦難屈辱，認識到我們曾幾近亡國滅種，億萬同胞身在自己的土地卻備受折磨，這些我們都知道。我們知道和平來之不易，知道今日之一粥一飯來之不易；但這種「知道」，於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卻似乎是有些抽象的，需要靠想像的。我們離苦難的歲月已經比較遠了。

然而對於我們的先輩而言，「苦難」卻是他們的生存現實。去年秋季，我有幸能到學校圖書館保釣資料中心協助工作，得以親手接觸那些沈甸甸的史料，親身走近那沈重的歷史事實。在我所整理的資料中，最令我無法釋懷的是王曉波先生捐贈的資料。

在那之前，我雖知曉保釣運動並非只有2012年我所經歷的那一次，運動主體也非僅有大陸同胞。但當我親手接觸到資料後，我才知道上世紀70年代初期曾在台灣地區發生的保釣運動亦是何等轟轟烈烈。王曉波先生即是當時台灣保釣運動的發起人之一。當時，美國擅自擴大所謂「托管」範圍將釣魚島非法納入其中，並欲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施政權」所謂「歸還」給日本。茅漢（王曉波先生筆名）與同儕王順（曹永洋先生筆名）在《中華雜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保衛釣魚台！》。其文開篇引用「五四運動」宣言曰：「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末尾宣示：「我們要用力量和行動來證明，這一代的青年同樣具有保衛國土的能力和決心！」該文發出後引起極大反響，也成為美國留學生群體保釣運動的重要推動因素。確實如其所引用「五四運動」宣言那般，我們在其文其行動中也看見了如「五四運動」的青年那般的氣勢與決心。

二、從嘗盡苦難到做苦難的良心

我一方面為此氣魄動容感佩，另一方面亦產生一種好奇：是怎樣的因素成為王曉波先生如此振臂疾呼不竭的動力？在進一步的瞭解中，我走近了那令人不忍卒讀的王曉波先生家族的歷史。

王曉波先生1943年生於抗戰時期的中國，1949年隨父遷往台灣。他的母親章麗曼，在1953年被國民黨當局判斷為所謂「匪諜」而殺害，其父則因「知匪不報」而判刑七年，唯留王曉波兄妹四人與外婆艱難度日。如果說抗戰時期顛沛的苦難中還有家人溫存聊以慰藉，此後王曉波兄妹的生活則連那份慰藉都少得可憐。那一段生活，如其回憶母親的文章所說：「婆要我們到市場去撿一些菜葉子回來，好一點的曬成乾鹹菜，差的就餵幾隻雞鴨」，雖然「仍有些人和我們往來，但都是些一無所有的」。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若與「匪」字沾有半點關係，則處處低人一等。王曉波中小學在這一陰影籠罩下受盡欺辱，連老師也要拿「匪諜兒子」來做文章，而這也成為王曉波早年未能一心向學的主要原因。直到高中，因有感於父親為其轉學奔波勞苦，他才立志向學，最終考取了台大。如此命運的王曉波，他的大妹、二妹卻比他還要苦。他的大妹於1971年20多歲因病纏身自殺身亡；二妹因家庭需負擔其上台大而輟學打工，1987年因病生命停留在40幾歲。

這便是王曉波先生的來路。原來那保釣運動中慷慨激昂的青年，便是往日飽嘗家國苦難的少年。我翻閱著記述這些事件的史料－－不是誰的轉述文章，正是由王曉波先生捐贈的或由他親手撰寫或由他蒐集整理而成的一手材料－－我彷彿借到了王曉波先生的雙眼，靠著那雙眼睛，我見證了他與同胞先輩在艱難歲月靠著不朽意志蹣跚而來的過往。而誠如王曉波先生所說，這不是哪一個人的特例，近代中國人，沒有人可以免於這樣悲慘的命運。1990年，他同父親返鄉探親，目見家鄉日新月異，父親問：「家鄉已經脫胎換骨，為什麼我們王家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王曉波先生則說：「就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個王家，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才有今天家鄉的脫胎換骨。」是的，我們今日的和平安定，是無數先輩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

王曉波先生如此走來，在大學畢業時寫下「我願終身做真理的僕人，永遠為中國苦難的良心」 作為終身自我警惕的話語。如此志業，其內含一是追尋真理，此即他傾注一生的對於中國哲學和台灣史的學術研究；二是致力於國族崛起和復興，目光所向是國家與民族；三是如其所說「來自貧賤，回到貧賤」，心懷廣大的人民群眾。而這也恰是王曉波先生深受徐復觀先生所說「中國文化的母親是勤勞的中國農民」感召的原因。除了徐先生之外，王曉波先生還深受殷海光先生、胡秋原先生等老先生的影響。殷先生以其振聾發聵之言－－「他們禁錮得了我的身體，卻禁錮不了我傳播的思想」立於國民黨高壓統治白色恐怖時期之台灣；胡先生則親自投身到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祖國統一的行動之中，聯合各界愛國人士創立中國統一聯盟。彼此諸家，莫不也都在王曉波先生身上看得見投影。

三、複雜的現實背景

王曉波先生終其一生都在為民族復興、國家統一而奔忙，保釣運動中搖旗吶喊的不過是他諸多赤誠身影中的一個。發起成立台灣史研究會填補台灣抗日史的是他，發起推動台灣老兵返鄉探親運動的有他，在馬英九時期糾正李扁時期扭曲的台灣歷史教科書、將台灣人民抗日和參與祖國革命的歷史編入課綱的也有他，創辦《海峽評論》成為台灣地區主要愛國輿論陣地的還是他……王曉波先生如此東奔西走，回望一生卻不少憾事，70年代保釣運動沒能徹底成功也算是其中一件。

他在後來的省思中說：「在釣魚台（島）問題上，有左右的分裂，還有統獨的分裂」，「當時，釣魚台（島）並不在日本手中，仍然為台灣漁民的漁場及風雨的憩居之地。如果不是國民黨為反共而勾結日本右派，不是台獨為獨立而巴結日本政府，而是海內外華人一條心，並以大陸為後盾，台灣一舉拿下釣魚台（島），今天的釣魚台（島）也未嘗不掌握在我們的手裡。」由此我們看見的是其時保釣所面臨的複雜背景。而這一背景的形成，如陳映真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是在全球冷戰格局、國共內戰持續狀態和『反共－國安』體制下，逐步進入美日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分工體系，獲得了經濟發展的機會。」1970年代保釣運動之未能成功，便是在此背景下台獨勢力與外部勢力相勾連干擾的結果。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背景？如果說宏觀的討論稍顯抽象，那麼在王曉波先生回憶與戴國煇先生交往的文字中，我們能看到更為迫真的實情。那是一種難以憑藉個人力量簡單超越的現實處境。

彼時戴國煇先生因出於對年輕時認識的李登輝尚存信任，故答應出任其任下的「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戴國煇先生對於台灣之日本殖民史的觀察有一個重要論斷，叫做「共犯結構論」，是說殖民地統治通常需要當地菁英協助而得以穩定，這些幫助殖民統治的菁英，即與殖民者形成「共犯結構」。一如王曉波先生對於李登輝的觀察，「李登輝的問題已不是權力鬥爭的問題，甚至不是統獨對立的問題，而是涉及老戴的『主體性』和『共犯結構』的問題」。在這樣一種「共犯結構」之下，李登輝開始篡改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流毒於台灣年輕人的歷史認識。而王曉波先生在其篡改之時發起抗爭運動，他本人則親自跑去戴國煇先生住宅要求談話。當時的場景，王曉波先生記載道：「那天老戴安排我坐在他的書庫裡談話，遠離他家的電話機，並且開啟收音機的音樂，我知道他是擔心家中有竊聽的裝備。」這便是王曉波先生所面臨的真實處境。而他與同儕們奮力拚搏所要避免的課綱篡改，如後來所見，雖在馬英九時期有所修正，卻又在民進黨執政過程中倒退了回去。

四、還原近代中國歷史真實

在這種特殊環境下，也許放棄思考，放棄對歷史真相的執著，放棄對民族苦難的記憶，滿足於因靠近美日所帶來的經濟繁榮表象確乎要容易得多。也因此，我們聽到了有人說「不要大國崛起，只要小民尊嚴」。儘管那本質上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殖民共犯，卻有人裝聾作啞，參列其中，還有更多人受表象蒙蔽，信以為真地沈浸於被過度粉飾的「小民尊嚴」。兩相比較之下，王曉波先生與同儕們的決心、毅力與行動是何等的可貴與卓勇。

不過，此時此刻已不同於彼時彼刻。最近一段時期，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來到祖國大陸參觀旅遊、工作和生活，相信大家親眼所見，定能逐漸破除直至瓦解境外勢力幫凶所渲染的虛假認知，認識到大陸人民的生活真實，還原近代中國的歷史真實，也最終一同向著一個真實的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中國夢而奮勇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