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後的港台關係前景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人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和蔣介石達成共識，即日本戰敗後香港將立即歸還中國並使之享有自由港的地位。在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向史達林提出此一看法，史達林沒有反對。然而，邱吉爾卻說：「休想不打一仗就從英國手上奪去任何東西。」日本宣佈投降後，英國趁國府尚無能力處理香港問題時，很快地派軍重新佔領香港。現在，香港和平地回歸到中國人的懷抱，打破冷戰時代一些人士所說的「中共將會以武力手段收回香港」之預言，確實令人高興欣慰。但更重要的是，香港回歸是中國近百年來的一件大事，國民黨沒有完成的事，共產黨完成了。在取消西方列強加諸於中國不平等條約的努力上，國共兩黨都有貢獻，但最後的榮耀屬於全體中國人民。

在冷戰時代的圍堵時期，美國軍方和情報機構都十分重視香港的抗共功能。因此，香港不僅成為情報戰和間諜戰的舞台，還是西方觀察中國大陸的窗口。在此一時期，台北當然十分重視香港的冷戰功能，除和華府積極合作外，自己也發展出在香港的人脈系統。可以說，香港對台北而言是具有正面的價值作用。不過，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以及回歸日子的接近，香港則漸漸地喪失了它在台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當然，其中的因素十分地複雜，但有一點卻是由台北本身的作為導致，即台北有意地將香港視為一個「問題」（problem）而不是一個議題（issue ），也就是說，香港的功能角色已從「正面效應」轉變為「負面效應」。

首先，北京運用於香港的「一國兩制」制度，已被台北宣傳為中央對地方的「併吞」制度，而且不斷地質疑「港人治港」政策。國民黨和新黨都一致表示不能接受「一國兩制」，並斥為中共統戰的陰謀，民進黨則不斷警告台灣不能「香港化」。所以說，經過北京、倫敦、香港三方面花費十多年時間所討論出來的制度，雖不見得十分理想，但總有其可行性，然而台北顯然地已主觀認定其將不可能成功，甚至還有人表示出希望見其失敗來印證「一國兩制」無法適用於台灣。如此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回歸後的香港，怎能不令港人氣短？

其次，去年7月初，離香港回歸還有一年的時候，台灣各大媒體跑到香港競相報導，如「大限」、「赤化」、「淪陷」、「無奈」等負面形容詞紛紛出現，一副幸災樂禍的口氣，令許多港人為之側目。不過，對香港人及在香港外商所作的民意調查，大多數人對回歸後香港的穩定繁榮都抱持正面的態度，而對台灣人所作的民意調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此種差異顯然是受到台北主政當局和媒體報導的影響，加上去年「釣魚台事件」，港人熱情，台人冷漠，更是拉大了雙方的心理距離。

再者，對於香港的民主問題，台北的表現則是相當感興趣。然而，許多香港人認為台北最沒有資格在這個問題上講話，因為在「六四事件」後的香港民運活動中，台北為求自身安全與其保持相當的距離，直到美國在這一問題上強化動作之後，台北才轉趨積極。事實是戰後近50年之中，英國並沒有給予香港人民主的權利，而高喊民主的美國也沒有給英國壓力來實施民主，到了香港快要回歸中國之際，英美兩國才開始關切香港的民主前途。極其諷刺的是，一部份港人從前不向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爭取民主，現在卻熱呼呼地向反對西方式民主的中國要求民主。在這波民主運動中，一些親台北的民主派人士亦積極參與，就不免引起未來特區政府的關切，特首辦諮詢文件建議禁止外來金錢贊助香港政治團體就與此有關。

展望未來的港台關係，假若要保持互利互惠的穩定局面，上述的三種狀況恐怕就必須有所調整才行。台北對在香港實行的行政特區制實不必先帶有負面觀點，不妨等其實行之後，經過客觀的觀察再下定論。雖然北京一再強調對台灣要實行「一國兩制」，但接不接受在於台北，況且若真有為台灣所設計的制度也不會與香港所實施的制度相同，因為台灣和香港在許多現實條件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所以說，台北何必視香港為「陷阱」？另外，台灣的媒體（尤其是黨政關係良好的）在看待香港時，應該擺脫冷戰時代的思維方式，以及避免跟著西方保守派媒體的起哄，更要重視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社會性質和華南經濟圈的特質。再說，在香港民主前景上，台灣和英美兩國皆然，過去對港人爭取民主都交白卷，未來實也不必擺高姿態高喊口號，有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指責英國人是「最高偽君子」一樣。香港的民主內涵，應該由北京、港府、港人三方面依據歷史發展和現實條件因素，透過協商方式來加以界定，外人實不必多加置喙。

最後，港台兩方面皆有人主張讓香港扮演兩岸之間的橋樑，用意良好，但操作上恐會出問題，因為兩岸如果都把香港當作政治籌碼，對香港反而不利。而假如香港利用大陸牌來對台灣爭取更多利益，還是運用台灣牌來對大陸爭取更多自主，都會有不可預測的潛在危險。因此，港台關係和兩岸關係若能夠並行前進，而避免成為交叉或是三角關係才是上策。易言之，台北和香港應該盡量使港台關係立足於「多些經貿，少些政治」的原則上，盡量維持單純簡化而不要節外生枝，才是最符合港台雙邊的實質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