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主義與信仰復興運動

本土主義與信仰復興運動是兩種社會運動形式。正如同太平盛世、拜物、烏托邦社會等其他形式的社會運動，信仰復興運動與本土主義也被視為這類現象的兩個層面，這類現象被統稱為復興運動，定義是社會上部分人為創造一個更令人滿意的文明而蓄意進行的種種努力。就信仰復興運動而言，其目標在回到過去幸福的年代，重拾黃金歲月，恢復固有社會道德。就本土主義而言，其目的在排除多餘的外國人，排除外來文化，或者同時排除這兩者。通常一種社會運動都帶有信仰復興與本土化的味道。

除了社會運動，本土主義一詞也用來指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一種排斥外國人和外國文化態度，就這層意義來看，本土主義是烏托邦思想的一種 (Mannheim 1929-1931)，因此可將它與其他一些大眾信仰相提並論，如相信世上真有一塊淨土，相信救世主終必來臨，或相信祖先滿載貨物降臨。所有這類信仰全是「幻夢」 (myth-dreams,Burridge1960)，曾經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裡充斥於一個社會或文明中；不過一種社會運動內涵中雖然可能包含這麼一種幻夢，但是像社會政策一樣，本土主義、太平盛世、以及信仰復興狂等幻夢本身並不構成一種社會運動。

這一概念的歷史

人類學上對信仰復興、本土化運動的興趣可說起於摩根（Lewis Henry Morgan）的著作。他在《易洛魁人聯盟》（League of the Iroquois，1851）一書中用了相當大篇幅研究「韓森湖（Handsome Lake）新教」，這本書被視為第一本有系統研究原住民人種史的著作。「韓森湖新教」是個於1799年開始的宗教運動，本土化的色彩較淡，信仰復興的色彩更淡，但它確可說是紐約州印第安保留區的依洛魁人為重建健康生活所做的努力。摩根之後，穆尼（James Mooney）對普藍斯（Plains）印第安人鬼舞研究（Mooney 1896）做出了另一大貢獻。鬼舞不僅有強烈的信仰復興味道，更有強烈的本土傾向。

類似的現象很快從其他地方做研究的人類學家那裡傳來。1923年，威廉斯（Williams）出版了他對新幾內亞土著拜物（Vailala Madness）的研究。以後的研究者還描述過美拉尼西亞（Melanesian）地區的拜物，結果像威廉斯在新幾內亞的發現一樣，發現它有本土理論中的信仰復興色彩（拜物的信徒相信他們是努力在回到黃金年代，在那兒與他們的祖先團聚），在社會政策上則是本土化（即白人必須給逐出）。但既然「貨物」主要是歐洲貨，當地貨物與祭典又遭擯棄，因此拜物在本土化與信仰復興層面都具備文化融合的強烈動機。

到1940年代，南美北美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太平洋居民、以及歐洲與亞洲部落居民等人類學家所知的所有原始文化區域，幾乎都出現了通稱的「本土運動」（據悉，唯一沒有發生大規模信仰復興運動的主要區域是澳洲塔斯梅尼亞〔Tasmania]土著文化區）。1943年，林敦（Ralph Linton）發表了一份討論本土運動的短篇論文後，它才成為人類學家研究文化轉型時的一個專題。

由於各社會學科間的交流不多，人類學家起初並沒有充分認識到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聖經學者、古典學者、考古學家對類似運動所作的研究。社會學家一向注意發生在當代複雜社會裡面的社會運動，如美國都市中的聖父崇拜（Father Divine）；歷史學家研究過過去的太平盛世運動與烏托邦社會，研究過非洲（如蘇丹的救世主）與亞洲（如太平天國叛亂）的大規模反西方運動，並研究過西方與東方傳統裡重要宗教政治運動的起源；聖經學者研究發現基督教起源於社會運動；古典學者與古典考古學家調查過古埃及伊卡納頓（Ikhnaton）新教，也調查過死海卷軸中早於基督的苦修教派。有了這些材料和人類學上的觀察，今天才有可能對文化快速轉型現象進行複雜、歷史、通盤的研究。

各派學說

從運動興起的條件來分，大致可分為四大學派。

極端剝削論

這可能是最普通又最不複雜的理論，是認為在生活水平低的情況下極端的剝削，會導致民眾對現狀不滿，終致接受革命的意識形態。這種觀點運用到政治上，便是「麵包和競技」的社會控制論。然而單單物質上的剝削，不見得一定會激起被剝削者的反抗：一方面，在一定情況，如戰爭中，儘管挨餓受凍，生活困難，無論平民或軍人，仍可能保持昂揚的士氣；另方面，如在集中營裡，對極端剝削的反應可能是極端的冷漠、聽天由命。此外，從實際觀察得知，社會運動既不在最貧窮也不在最富有的階級或國家發生，反而是在中等國家發生。

文化混合論

許多本土化與信仰復興運動都發生在部落居民與歐洲文明接觸的時候，因此會給人留下一種印象，似乎是文化混合的壓力帶來激烈的社會運動，意指這種壓力會帶來一種「文化震撼」狀態，在這種狀態中，部落人民罹患了一種集體歇斯底里症候群，狂熱，不切實際的獻身於一種烏托邦社會運動。較先進文明給較落後文明的傷害，可能被後者看成強加給他們另一種生活方式，也可能被看成一種陌生文化模式對他們的要求，或單純被看成干涉他們的傳統。據稱，這種社會運動的目的在拒斥與接近先進文明中間取得折衷點。雖然這種看法有它可取之處，但範圍好像大都限制在部落人民與文化接觸的範疇。即使在這裡它也只能解釋部分的情形，因為對文化混合的反應，除了這部分情形之外，其他還有許多種反應方式，如理性的政治與經濟運動，如全盤接受更高級文明的主要內容。

社會演變論

援用馬克思的社會批判與分析方法的學者指出，在許多信仰復興與本土化運動中，都可以看到弱勢階級或族群對社會發出的抗議。甚至一定形式運動在社會演進中的歷史意義都可由馬克思理論界定。所以，歐洲現代史初期發生的太平盛世運動與19世紀中國發生的太平天國運動都可解釋為人民對壓迫人的社會狀況所發出的尚未成熟的抗議。而美拉尼西亞地區的拜物則是為推翻既存社會秩序所做的一種早熟的、天真的、訴諸超自然力的努力，其實只有更順理成章的革命才能真正向那樣的社會挑戰。正如沃斯利（Worsley〔1957〕）所說，即令原始社會運動的組織和策略，都可以用馬克思的革命階段模式做有效的分析。

相對剝削論

信仰復興、本土化及其他種種類型的復興運動理論中，流傳最廣的以乎是那種一方面承認地區與一時環境的影響，另方面又承認理想與現實間越來越大鴻溝所發揮的作用的理論。這種理論被稱作「相對剝削論」 (Aberle 1962)。根據這種觀點，社會運動的內涵，即先知或其他領導者頒布的律典，系由一時一地能夠取得的文化材料決定，這些材料裡少不了幻夢、社會傳統、以及那些或能發揮文化混合壓力的社會習俗。至於運動會不會發生、什麼時候發生，則要看社會上大多數人對眼前生活方式不滿到什麼程度。不滿還得看他對自己心目中幾種理想生活與目前現實生活間的差距感受有多深。如果當前環境不如記憶中的往日，則這種理想生活不是指過去較美好的生活，就是指另一人群的生活（更高階段、混合文化的外地社會，或外國）。不過這種理想生活不僅是舒適的物質生活，同時也是一種有自尊也受到大多數人尊敬的生活。社會運動成形的確切時間很難預測，連運動的內容也很難事先說得一清二楚，因為這些主要得視領導運動的先知與其他領袖的知識、人格、與處境而定。因此在決定一個運動的性質和時機時，個人的變數就異常的扮演著關鍵角色，而他的動機是從廣被的社會和文化條件中孕育出來。

實例

最後舉兩個信仰復興與本土化運動例子，或足以說明這類現象的本質。

1890年的鬼舞

在19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世紀裡，北美的普藍斯印第安人出現了一個由先知沃屋卡（Wovoka）領導的宗教運動（Mooney 1896）。這位先知的教義中有信仰復興也 有本土化的意味：現世不久將毀於大火、洪水、與暴動，同時入侵美洲的白人與追隨他們的印第安人會在大屠殺中滅絕。不過只要參加某些特定舞蹈、只要過著純樸印第安生活、只要放棄白人習俗回歸印第安生活方式，就一定能獲得救贖。依照上天的旨意，在這個新世界裡，美洲將還給那些熬過「鬼舞」的信徒，還給印第安先人，從此一起過著幸福美好的生活。鬼舞橫掃整個普藍斯後又傳到鄰近的文化區，各地並做了一定的更動。雖然鬼舞無意於暴力，但美洲拓荒者和軍事當局仍恐怕發生武裝暴動。這些疑慮直接導致惡名昭彰的傷膝澗（Wounded Knee）大屠殺，其中遭美國部隊屠殺的有一群逃離保護區而追隨「醫藥人」（Medicine Man）布爾（Sitting Bull）的蘇族印第安人，布爾本人在反抗美軍的逮捕時被射殺。在白人敵視和太平盛世一直沒有出現的情形下，印第安人對鬼舞的興趣逐漸消失。

阿德默勒爾蒂群島（Admiralty Islands）的帕里奧（Paliau）運動

二次大戰結束後，有個名叫馬努斯（Manus）的部落住在新幾內亞附近澳洲托管 地沿岸，在入世先知帕里奧領導下發展出一種新的宗教、政治、經濟體系 (Schwartz 1962)。帕里奧運動不是拜物，目的也不在徹底驅逐所有白人。不過由於它在為美拉尼西亞人爭取比日本或澳洲治下更大的經濟政治自主權，因此也可以說是個本土化的運動。帕里奧運動又稱「新斐拉風」（NewFellaFashion），它擺脫掉許多傳統宗教信仰與儀式，重組居留地的型態和經濟，為家庭組織、政治結構、經濟活動提出新的標準。其實，帕里奧運動是原住民藉著理性重組整個文化，努力把本族帶入世界文化發展主流去的運動。雖然澳洲政府對帕里奧有疑慮，雖然他的運動受到政府打壓，雖然有一陣子拜物打斷了運動的進程，帕里奧運動仍然存活下來，在推動托管地總目標方面有相當大貢獻，這些目標是：發展自尊、自足、自主的原住民社區，透過雙方都能接受的政經關係把它融入當代世界中來（Mead 1956）。

(本文節譯自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II, 1968, Nativism and Revialism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