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同心圓歷史教育概念的質疑

杜正勝教授主導的新編高中歷史教材將依其所謂「同心圓」概念編撰；強調歷史教育應由近及遠而從台灣與其周邊之史開始，然後談中國與其周邊之史，再談亞洲與其周邊之史，最後談世界之史。

杜教授顯然十分熱中幾何空間概念，故其歷史時間的思考，在有意識或下意識之中，已將不免削足適履地將康德所平行重視的「時間形式」壓縮於「空間形式」之內，形成歷史論述必須配套在空間框架之中，而委屈扭曲了歷史的本質－－「時間性」。

我是文化地理學家，我以專業必須指出杜教授的同心圓概念，其實是一個虛假的地理空間論述；人的地理空間不可能是自然幾何的圓圈；幾何同心圓只存在於數學純粹抽像思考之中，當有人拿數學理念來套人的歷史空間事件的時候，此人已犯下泛自然科學主義的謬誤。

人文地理空間的「空間」只是「形式原則」，在此形式下，人的創造性事物不斷地發生，有其意向、有其主體，而在「時間」這個「形式原則」的共同作用下，具有意向和主體性的人所創造的事物成為該空間形式內的實質內容後，這個事物才是此「時空形式」內的「內容原則」。內容原則是流動的、變形蟲式的，是擴充的，也可能是會萎縮的，而且它亦是辯證地存在的；其系統不停地有新的成分輸入，或有舊的成分消散，系統與系統之間有可能互相衝突，或互相融合；更重要的是其內容原則是在此時空形式之中實質操作，但亦極有可能超越出此時空形式之外。

面對人文活動靈活多變而複雜的狀況，如果還用「同心圓」的幾何概念框套歷史，不就是一種極為死板的機械論思考模式嗎？

如果堅持要用「圓圈」的空間概念框套以「流動」的時間概念為主脈的歷史，則與其淺薄地使用幾何同心圓，不如使用「文化發展圈」的文化地理學概念。就台灣史而言，它是原住民與漢人的文化發展圈下的台灣史；在台灣史論述中，應如實地談台灣原住民與漢人在此時空形式內的實質內容，也必須在詮釋的過程中論及中國文化及南島語族文化。所以，就以台灣史的漢人開發史部份而言，它難道不是「中國文化圈」範疇內的一個客觀真實的存在嗎？然則，如果粗略僵硬地以「幾何同心圓」的方式，硬要截斷台灣漢人開發過程與遠較台灣島廣大的「中國文化圈」之詮釋範疇，必然十分窒礙難行。當台灣人在研讀台灣史的時候，居然須花較多時間心力去瞭解「台灣周邊的菲律賓史」，而卻可以不必去瞭解孔孟老莊，因為華北、華中，畢竟較菲律賓更遠離台灣，而不在這個「幾何同心圓」內！如此的歷史教育不但不合乎「歷史時間理性」，也不合於文化地理的「文化空間理性」。

由於本土意識的抬頭，近年史地教育均強調所謂「由近而遠」的教育理念，這種硬梆梆的「由近而遠」同心圓幾何機械論，乃是被有意地製造出來、為了配合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非如此不可的論調，而在本土化的神聖圖騰下，人人視為當然而不敢加以懷疑。若立基於「邏輯實證論」的立場，嚴正質問這種史地教育的「假說」何時通過了緻密嚴謹的經驗檢證？事實上，根本從來沒有好好驗證過！所謂「同心圓式由近而遠」的史地教育方法論，只是一種虛構的假說而已，卻因為褊狹短淺的本土化意識形態之神聖化作用，而儼然變成「真理」了，一犬吠影而眾犬隨之，近年來釀成台灣妄昧的民粹飆風，進而暴橫地干涉扭曲了學術與教育。一般庶民人云亦云，也就算了，如果身居學術教育重鎮，望重士林，一言一行動天下，能不謹言慎行嗎？若果僅僅只為了曲媚阿世以冀圖當權的恩幸，而竟一反自己大半生的學術信念，則其行可鄙、其心可誅。

我在大學教授台灣地理，也教過中國地理；我愛台灣鄉土的水牛白鷺鷥文化景觀，也被大陸雲岡石窟的佛像深深感動；我主張鄉土與世界的關懷應同時而俱存、並行而不悖；我是台灣的兒子，也同時是華夏的子孫，我更是宇宙乾坤的造化，對於人之史地的教與學，及對其所生發的關心，如同百川之共同匯歸大海，實無分於彼此，然則，史地的學習，豈有同心圓？豈有幾何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