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驕陽從中天西斜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筆者寄出本文時正值台灣大選前夕，這《周易．系辭》的九字真言使我耿耿於懷。變數是時代進步的靈魂，即便選後台灣不「變天」，朝野主角不互換位置，這九字真言也會適用的。世界在變，美國在變，中國在變，台灣當然也得變。

言歸正傳。美國的「變」有兩大里程碑：一是「911」，二是一年前美國進軍巴格達，標誌著美國國防威力空前膨脹。去年五月，著名歷史學家肯尼迪(Paul Kennedy)到芝加哥大學講演時說，美國軍費即將是世界其他國家軍費的總和，大學師生都大為驚訝。今年，校外來演講的專家（例如美國國防部智囊穆爾達克〔Clark Murdock〕）和校內安全戰略權威都公認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軍費高達全球百分之六十。芝大米爾商牟教授認為，不要說伊拉克，當今任何國家都無法對抗美國進攻。更有人說，全世界聯合起來都不會是美國的對手。雖然這種形容有誇大的成份，但也可以看出：美國軍力已經如日中天，這是布希上台之時也預料不到的變化，也不能持久，因此是空前絕後的。

說美國這種如日中天的軍事超強不能持久有三大理由：(一)它與和平時代的主旋律背道而馳；(二)美國軍事結構浮腫、浪費，效率下降；(三)美國經濟實力養不起這樣龐大的軍事巨獸。我們注意到，發達程度與國民收入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歐盟，早已聰明地在三十年前開始退出軍備競賽，讓美國獨自背上「國際憲兵」的包袱，甚至屬於歐洲轄內的巴爾幹半島動亂，也讓美國去擺平。十年前克林頓執政，尚且克己復禮，避免到處點火，逐漸裁減武裝。現在布希不但在伊拉克打了一場「不必要的戰爭」，而且揚言要用同樣的手段去對付其他「無賴國家」。這樣做的結局是：全世界都認為美國是對安全的最大威脅。一個世紀以前，美國是順著時代進步潮流、受諸多外國崇仰而變成全球盟主的；今天布希政權卻是把美國置於反時代的逆流、在遭受全球譴責的形勢下來維持超強地位的，這種違背「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列子，說符》）的形勢絕不能持續下去。

伊戰作為檢驗真理的實踐，一方面被美國防長倫斯菲利用為戰略實驗室，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美軍罹患美國人的普遍肥胖症。一年前在伊拉克立了頭功的步兵第三師離美出征時，其師長就形容這調動像是「整個城鎮遷徙」。它從科威特向巴格達推進時的成千上萬輛車隊，絕大多數不是戰車，而是輜重裝備，為戰鬥員供應汽油、彈藥、口糧、甚至飲水。當前正值美軍在伊拉克大換班，人們看到從前線回國的士兵

大多數是後勤人員；他們在伊拉克簡直是提心吊膽、度日如年，被抗美力量當坐鴨靶子打。半個多世紀前，斯大林說過，如果蘇聯每年能生產七千萬噸鋼鐵就會超過產鋼一億噸的美國，因為美國對資源的浪費巨大。這話很可以搬來評價當前美國軍備。美國雖然花費了全球六成國防費用，但在實際作戰中，她的國防威力恐怕還達不到世界的百分之六。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這個超強也真有點外強中乾，她那中天之日上也真有不少黑斑。如果繼續不斷與別國戰爭，說不定還會出現日蝕哩﹗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國武力如日中天之時，美國的國債以及政府的赤字也是空前。

布希不敢暴露真相，他向國會提出的來年預算，並沒有包括今後佔領伊拉克的龐大軍費，是準備將來追加。當今的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欠債國，如日中天的美國軍力要靠借債維持，布希政權是肆無忌憚地依靠對外債務擴軍而稱雄全球。

米爾商牟在伊戰打響一週年時，認為美國在伊拉克的形勢是「giant mess」（巨型爛攤子）：既不能無限期佔領下去，又不能早日撤退出來。他說，美國勝利地「攻克」伊拉克以後創造了一個「grace period」（寬恕期），本來可以很好利用它來鑄造美國「解放軍」形象的，可是由於策劃不周，這一機會已經喪失。推翻了海珊政權和傷害了伊拉克「民族主義」這一正一負的結果抵消了廣大伊拉克人民對美國消滅暴政的感激。布希急於要在七月一日「還政」就是不讓伊拉克人的怨恨火上加油。可是美國「還政」對像卻不是伊拉克人民自己產生的政府。美國中央情報局已經得到信息：伊拉克「內戰」（主要是什葉派和遜尼派打起來）有可能發生。美國要制止它就不能撤軍。美國佔領當局在短期內無法建立效忠於全民的伊拉克軍隊，而且不能立刻解散民間的武裝組織。根據最近什葉派清真寺大爆炸來看，已與國際恐怖分子勾結的抗美地下武裝仍然強大，他們向美國訓練的伊拉克軍警部隊滲透也不可避免。只要美軍撤退，伊拉克就會大亂，或者朝向美國所不願看到的方向發展。這一切都是不斷削弱美國軍事力量的因素。

國防只能是綜合國力的一部分，需要經濟力量支持。美國經濟卻早已太陽西斜。從歷史發展來看，一九三○年代美國經濟恐慌，羅斯福實行「新政」仍然不能挽救大局。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參戰，才變成從死灰中飛出的金鳳凰。到了一九八三年，美國開始面臨貿易入超，政府用增加開支（造成預算赤字）來刺激經濟發展，這是平衡經濟的鐵法則使然。一九九二年到二○○○年美國貿易逆差激增到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克林頓政權一方面推行「魯賓經濟」(Rubinonomics)－－財長魯賓緊縮財政，另一方面推動民間借債（債務達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五）來平衡經濟。繼承了以上兩個難以持續發展時期的布希政權，想採用凱因斯干涉主義來刺激經濟，一方面大力增加開支（特別是軍事開支），另一方面大大減稅，政府赤字成倍增長。他讓貿易逆差繼續發展，去年達到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創造五千四百九十億美元的歷史紀錄。新凱因斯學派領袖、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高德利(Wyme Godley)在《戰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雜誌（二○○三年三月號）上撰文，認為美國經濟已經陷入困境，布希政權的財經戰略回天無術。

這個影響了民主黨競選主張的新凱因斯學派認為一切按照「市場規律」發展並不是好事，必然導致少數人得利，多數人吃虧。在以前，這得利的少數人大部分在美國，那吃虧的多數人都在發展中國家。現在「全球化」的贏家，除了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以外，印度和中國占顯著地位（印度佔領服務經濟領域，中國佔領製造業領域)，美國的中小企業以及職業勞動者都逐漸嘗到苦頭。民主黨參議員島德 (Christopher Dodd)甚至道出了「我們競爭不過印度和中國」的頹喪。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美國領導下的「全球化」格局正是實現「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規律。這「人往高處走」是典型的美國精神，鼓勵個人發揮智能、創造財富、攀登社會高峰。這「水往低處流」的「水」就是投資，在國界已經打破的「全球化」世界各地自由流通。作為「全球化」主旋律的經濟結構調整，首先出現

了發達國家把「夕陽工業」割愛，促使本國經濟結構向更高層次發展。二十年來經過這一調整，美國日常生活中出現了兩大變化：(一)市場上價廉物美的日用品大都是進口貨，(二)美國年輕一代越來越遠離粗活、蠻活、賤活、髒活、以及「為他」活（指唐朝詩人秦韜玉《貧女》詩中形容的「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現在幹這些活的，除了黑人外，幾乎都是外來移民。以化學實驗出名、並且出了許多諾貝爾獎金得主的芝大生化實驗室中都是清一色的美國教授帶領一群外國僱員搞試驗，後者又多半是中國大陸有多年行醫經驗的、甚至是主任醫生充當，為美國教授贏得專利權以及諾貝爾獎金出賣廉價勞力。

電腦的發明使得時代主流從工業社會進入服務業社會以後，美國社會也不斷擴大從藍領到白領的過渡，捨棄「製造職業」(manufacturing job) 而從事「服務職業」(service job)。美國創造的全球化「水往低處流」結合美國社會「人往高處走」現象本應是可喜的新時代標誌，卻變成人們的詛咒。據《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赫爾伯特(Bob Herbert)觀察，美國本來是世界上「中產階級」一代比一代富饒發達、天天向上的楷模，在布希任內卻變成「天天向下」。美國經濟衰退是從克林頓第二任末期開始的，「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二○○一年美國經濟回升到百分之二點六時就宣佈「經濟恢復」，二○○三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高達百分之八點二，更被人形容為「強勁恢復」。赫爾伯特卻認為，從勞工市場的角度來看，現在是美國近二十年來經濟最疲軟的時期。布希政權採取「trickle down」(滴入）政策來振興經濟，以減稅為龍頭，想靠向大企業家退稅而增長經濟活力。與此同時，美

國生產效率年增百分之四，說明經濟仍有強大活力。奇怪的是：生產效率增長，工資卻不增加，原因是勞工市場疲軟，資本家趁火打劫不與工人分享利潤。這樣就造成兩個矛盾現象：(一)生產效率大增，就業機會大減；(二)永久工不斷減少，臨時工不斷增加。另外還有一個根本問題：根據美國人口增長、新勞動力增加的速度，美國每月必須創造十一萬個就業機會才能解決這一結構性的失業威脅；布希去年十二月，僅僅創造了一千個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布希執政三年來，至少失去了二百十萬職業。）赫爾伯特分析這是布希政權的支持基礎「企業美國」(corporate America)與「工作日美國人」(workday Americans)之間的矛盾，布希對後者的利益是漠不關心的。另一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用了一個有趣的指數來戳穿布希政權標榜的理想「有產社會」(ownership society)真相。美國半數以上家庭都擁有股票，按照這個理想，所有擁有股票者都能分享利潤。克魯格曼卻從美國公司稅的來源顯示了公司利潤的分配不均。公司稅的百分之六十七來自美國最富的百分之五人民（其中最富的百分之一交付了稅收的百分之四十九），而占美國人口百分之六十的中下階層卻只付了稅收的百分之八。

民主黨黑人女眾議員瓊斯(Stephanie Jones) 把政府所說的經濟「強勁恢復」形容為「jobless recovery」（沒有就業機會的恢復）。她和民主黨推動的美國輿論已經開始大聲詛咒美國經濟「outsourcing」（向外開發資源）的現象。這個英文字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開發來源」(sourcing)，另一方面是把這種開發「向外」(out)。

資本主義市場的優勝劣汰規律，不但使許多美國智商較低的勞動者失業，也威脅到美國「中產階級」與「次中產階級」的「人往高處走」理想。這話怎講？任何現象都是雙向交流的。既然國界打破了，而美國大公司又都是跨國公司，他們的往低處流的「水」也包括白領就業機會。從一開始，許多專門從事服務業的大公司為了降低成本、擴大利潤，就到國外建立機構、僱用人員。許多美國高新技術公司對歐洲

「向外開發資源」為時已久，並不曾聽到反對聲音。現在，這些公司「向外開發資源」的矛頭轉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印度)，美國反對的聲音就甚囂塵土。

伊利諾伊州參議員竇爾賓說，有一次他接到已經向他寄出信用卡的電話通知，發現電話是從一個印度城市打來的。當前全球化的表現之一就是：美國許多信息技術的「粗活」都在印度操作。這些「粗活」實際上是美國機關、企業、諮詢所內業務第一道加工的數據處理、資料分析過程，可以從網上寄到印度，不但價廉物美，而且不分晝夜、週末，數小時內就完成任務，比在美國更快；甚至各醫院都請印度醫生查驗病人Ｘ光片。《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福裡德曼有趣地分析說，印度地理位置恰恰在美國背面，美國信息技術人員晚上睡覺就讓起床了的印度同行幫他們加班，大大加強美國生產效率。

印度人看到美國輿論強烈指責他們搶走美國白領職務，未免不勝惶恐，也有論者指出這是白人對有色人種歧視（美國人從不批評挪威人、荷蘭人、愛爾蘭人搶走職位)。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一)印度工資標準比美國低得多（只佔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美國科技人員無法競爭；(二)有人調查，印度百分之八十的電腦盜用了美國微軟及其他公司開發的「windows」和其他軟件而使操作者幾乎不花成本，而美國同行必須花錢購買，這不但是不公平，更是缺乏職業道德。從印度的角度來看，千百萬以英語為母語、有天賦數學才能、聰明勤勞的印度科技大學畢業生必然會是美國知識青年在全球化的信息服務行業的強大競爭者，也是無法制止的時代潮流。曾經寫過《豪華快車與橄欖樹》、宣揚以麥當勞快餐店打造世界和平新篇章的福裡德曼最近在印度（特別是班加羅爾等信息技術基地）採訪，寫了許多文章。他認為，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世界早已從「大號」縮成「中號」，到二○○○年世界又從「中號」縮成「小號」，現在世界更從「小號」縮成「微小號」。他一方面指出，信息技術已經不是美國人能夠壟斷得了的，又希望美國會從印度大量奪走美國服務業職務的嚴峻形勢中覺醒過來，啟動新一輪的技術革新而達到美國、印度和全球都能「雙贏」。

由於篇幅限制，本文根本沒有涉及美國經濟的另外一個強大競爭對手－－大陸與台灣聯手的中國。不禁想起一九八八年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對訪華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說，沒有中國和印度的蓬勃發展就不能奢談「亞太世紀」。現在看起來，美國驕陽從中天西斜之日，正是「亞太世紀」曙光出現於地平線之時，希望台灣新選出的總統和新政府、以及實力雄厚的台灣知識精英不會錯過這一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