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年日本人的台灣論述

上野專一在以上這一段台灣視察報告的結論中說，過去日本之侵佔台灣「大振威力於南清，將名聲顯耀給該島土民」，可謂十足的帝國主義者的口吻。

上野專一在高雄（當時稱為打狗）曾與一位在台灣居住20年的英國醫師談話，他引述這位英國醫師的話說：〔註21〕

「近來內部土民之心情，羨慕外國人，想要暗地裡實現誘導外國進行保護干涉之事，迄今未果，我想今如果有一外國佔有台灣之番地，細察土人之意向，施之以寬大之政治，嘗試使之免除政府之苛政，則彼等自然展開雙臂歡迎。現今支那官吏是否這樣喪失一般人民之歡心呢？本來無論台灣南部，連北部亦以米榖為始的雜貨品等，並無另外徵收厘稅，只有地租之稅收制度，其實稅收是非常少的，甚至在其他地方都無稅收。自從劉銘傳來台，謀求內地之開拓，頗被課予苛法之稅，可說是違反台灣人民之向背。米榖不用說，砂糖以及其他實用的細末之食品，一概課予厘稅，而且從各地而來唱和他的清官候補員，伺候於劉之衙門，乞討就官者，其數達到幾百之多。而彼等若一朝得幸，得到任官，置內地貧富之如何於度外，到處汲汲於填滿自己的囊袋，只是自由自在地擠人民之膏血，此實清官人種之特情。追數台島全部官吏不斷增加，但人民益增不平之聲，如客家種族，日日出沒於生蕃界，和上述人民之心情是一樣的，皆痛心地想要去抵抗地方官吏，以後更有進一步希望如下的說法：若乘此虛由他國佔領此蕃界，勸勉得到蕃民之信用，漸次布予德政，則掠取台灣全島之事，蓋容易之事也。」

在上野與英國人的對話之中，台灣被當作無主之島而成為被討論的對象，如何「掠取台灣全島」才是這場對話的重點，充分透露出帝國主義者的心態。

（二）福澤諭吉

這種帝國主義心態，也很明確地表現在啟蒙思想人物福澤諭吉對台灣的言論之中。福澤諭吉從1894年12月起至1898年5月止，在《時事新報》針對台灣事務，發表一系列看法。這一批以「社論」為名的系列文字，已由陳逸雄譯為中文刊布，〔註22〕極具史料價值。這一系列文字中所涉及的具體政經主張已有學者加以介紹，〔註23〕本文將集中探討這一系列文字中所呈現的思想傾向。

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述，充分顯示他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徹底違背他作為近代日本啟蒙思想家所提倡的各種開明主張。我們先分析福澤諭吉的帝國主義心態，再取他自己在日本國內的開明主張互作對比。福澤諭吉的帝國主義心態，在他的台灣論述中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對台灣的土地之主張：福澤諭吉完全將台灣視為日本帝國的海外殖民地處理。他在1894年12月5日的社論中，主張甲午戰後日本是戰勝國，所以有充分理由要求割讓台灣，以繼續維持琉球的安全，他說：〔註24〕

「清國政府的年報，顯然將沖繩縣劃入版圖，眼中全無我國主權，其胡為實非語言所能表達。它所以迄今尚未滋事，實因為國內有迫切困難，該國政府無暇顧及而已。茍有餘力，它的野心在於將台灣作為軍事基地，來侵犯我國邊境；這是多年來昭然若揭的事實，因此台灣是我榻傍的鼾聲，為了維持永久和平，把它收歸我有，乃日本當務之急，令其割讓該地，豈有敢置一句非議者？我不是說為了日本的方便要略取台灣，而祇是為了我國邊境沖繩的安全，要根除支那人的野心而已。這也是戒備邊境的正當防衛手段之一，希望世人不要忽視這種軍國的大道理。」

福澤諭吉認為，日本不僅基於琉球的安全而應割據台灣，而且，更著眼於台灣可以提供日本的軍事、政治及經濟所需的經費。福澤諭吉說：〔註25〕

這次的台灣，目前固然不容易償還軍、政費用；惟該地氣候溫暖、物產豐富，今後極有希望，若以陸海軍防衛，同時用正直的政令保障生命財產，使內外人士安居樂業，必可帶來繁榮；這樣便能使日本國民年年歲歲多得利益，這種利益就是國家永遠的利益，可以償還軍、政經費而有餘。關於這一點，我敢斷言給以保證。

上面這段話所謂「國家永遠的利益」當然是指日本的利益，台灣應為日本而存在。所以，福澤諭吉在1895年8月11日社論中，進一步申論說：〔註26〕

「該地的處理方法，應該效仿盎格魯撒克遜人種開發美洲大陸的辦法，把無智蒙昧的蠻民盡予驅逐境外，由日本人掌管一切殖產權力，以確定舉全島使之日本化的方針，逐漸付諸實行，以期永遠的大利，是為我所希望。」

福澤主張由日本人掌管台灣一切的殖產權力，以保證使台灣徹底日本化，這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者的口吻。

二、對台灣的人民的主張：福澤諭吉不僅將台灣島當作日本的殖民地，而且他筆下的台灣「土人」，應最嚴酷的方法加以鎮壓。他在1896年1月8日說：〔註27〕

「我對征討、鎮壓的方法，也有不少遺憾的感覺，但是提起往事無補於事，這次騷動正是絕好的機會，應以軍隊徹底掃蕩，斬草斷根殲滅丑類，將土地盡行沒收，以舉全島為官有地的決意，實行英斷。否則僅止於一時性的鎮壓，今後這種騷動必然迭起，非但措置不妥，而且每有騷動就會引起國內人心的動搖。影響所及，商業的繁榮受到妨礙，甚至有意遷往該地的企業，也會因此取消計劃，致使剛欲向外發展的機運遭受挫折。

「海外領土的小紛擾雖非國家的大事，但是影響卻不少。我欲再向當道勸告；應該當機立斷，一舉消除禍根，永久斷絕騷動之患。」

福澤進一步主張：在經過嚴酷的鎮壓與掃蕩之後，應再嚴格檢查台灣人是否真正順從，他說：〔註28〕

「關於處理台灣的騷動，如在前號論述，無非下定英斷殲滅丑類，使其一人無存，以期掃蕩全島。該島民等狡獪，遭遇我大軍便臨時佯裝順民，窺悉兵力單薄就忽然蜂起逞兇，其無智寧可垂憐，然而他們的本性頑冥不靈，究竟未能醒悟，應以除非將其殲滅別無辦法的覺悟，一舉掃盡丑類。或有人以為他們之中，不無真正的順民。而竟一舉予以殲滅，未免太殘忍，不過我說殲滅，意非併合其種族予以殲滅。

「願意順從我國的人民，就是日本國的良民，當然應該厚加保護，但是如果僅以表面上的順從，便認為良民，則是一大錯誤。比如這次騷動，實際上必有煽動者，惟響應煽動而蜂起的幾萬賊徒，不外是平時認為良民的徒輩。他們並非從心底真正服從，征之事實已經明顯，所以縱使再遭大軍征討而表示一時的順從，對曾經響應煽動而抗拒我國者，斷不可寬容，應該悉予付問軍律，給予嚴重的處分。」

為什麼應對台灣人採取這樣的鎮壓手段呢？福澤諭吉解釋說，這是因為台灣的人是「純粹的外國人民」，〔註29〕而且：〔註30〕

「因為當初已經清楚，令其割地之目的，完全在土地而不在人民，所以關於處理該島的問題，當局這應該僅考慮土地，斷不可把島民置於眼中。應該抱持一種覺悟，以為實際上得到名叫台灣的無人島，從而決定經營的大方針。如果按照這方針辦事，百般問題迎刃可解，一定非常容易，毫無困難。應該斷行所欲為，目的唯在收取土地。如果該島民等心服我政令，而真正表示順民之實，即令他們不投我們所好，實際上也未便給予嚴重的處分。可是他們非但不從心底歸服，動輒相率企圖反抗，殺戮我官吏人民，實為頑迷非法之徒，迄今騷亂不絕，寧可趁其頻繁騷動的機會，固應將罪狀明白者，付諸嚴重處罰，而茍有幫助或隱蔽嫌疑者，則不留情地驅逐境外，並將其土地財產等，盡予沒收為官有。」

福澤諭吉在1896年8月8日，更赤裸裸地宣稱，應將台灣當作「無人島」，他說：〔註31〕

「關於處理台灣的問題，我的意見認為應以嚴格為旨趣，絲毫不寬貸，茍有島民等反抗的跡象，固然要以嚴刑處罰，至於鴉片，則施行與內地相同的法律，不能承受的人，不留情地驅除出境。要之，我認為應將全島看成無人島行事，唯希望當局對此該有英斷，這種論旨，諒讀者已經有所瞭解。……

「我敢保證，實際上的處置，沒有他們想像那麼麻煩。本來該島民企圖反抗，正是道地的螳臂當車。台灣人雖愚，應該自能量力察覺利害，惟因他們不詳悉日本人的力量，所謂初生犢不怕虎，而妄作抵抗，只要將實力顯示其眼前，儘管他們無知，當能悟之不可爭而自行屏息。以土匪的蜂起為例，據悉去年以來，經我軍掃蕩流血的地方大都平穩，而騷動的發生，限於我軍通過而未流血的地方。就是因為不知日本軍的力量。他們才會蜂起，所以，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使其一人無存，以殲滅丑類。三百萬島民當然不可能盡為不軌之徒，即使有異志之輩，如果目睹可怕的事實，也會改心變成順民。這是殺一儆百的辦法，土匪之類即使盡殺，為數並不多，而促使全島民翻然悔悟的功效卻很大。所以，我主張應該給予嚴重的處分。」

根據福澤上述的言論，福澤主張「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使其一人無存」，如此就可以使台灣人「改心變成順民」，這是典型的帝國主義者的論調。

現在，我們將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述，與他在日本國內所提倡的「文明開化」論點加以對比，就可以看出：作為台灣論述者的福澤諭吉，與作為日本啟蒙思想家的福澤諭吉，不僅判若兩人，而且形同水火，兩者絕不相容。

三、「平等」價值及其背叛：福澤諭吉在《勸學篇》這本影響近代日本至深且鉅的書的第一篇《學問的旨趣》第一段，令人動容地宣稱：〔註32〕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就是說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來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人類作為萬物之最，本應依憑身心的活動，取得天地間一切物資，以滿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樂度日。」

他在此書第二篇又申論「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之義說：〔註33〕

「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於人力。他們之所以能夠互相敬愛，各盡其責和互不妨害，是由於根本上都是同一人類，共戴一天，並同為天地間的造物。譬如一家之內兄弟和睦相處，根本上也是基於同系一家兄弟，共戴一父一母的人倫大義。

「所以如就人與人之間的均衡一致而論，我們不能不說人與人是平等的。但是這種平等並不是現實情況上的平等，而是指基本權利上的平等。」

福澤諭吉不僅主張人與人應平等，而且在此書第三篇中，他進一步申論國與國之間也應求其平等。福澤說：〔註34〕

「凡名為人，無論貧富強弱，又無論人民或政府，在權利上都是沒有差別的。茲再推廣此意來討論國與國的關係：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日本國是日本人組成的；英國是英國人組成的。既然日本人和英國人同樣是天地間的人，彼此就沒有妨害權利的道理。一個人既沒有加害於另一個人的道理；兩個人也沒有加害於另外兩個人的道理；百萬人、千萬人也應該這樣。事物的道理原不能由人數多少來變更的。」

福澤諭吉在上文中說：「日本人和英國人同樣是天地間的人」，所以「一個人……沒有加害另一個人的道理」，但這項平等原則顯然並不適用於在台灣的人。福澤曾說日本佔領台灣以後，「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註35〕福澤諭吉自我矛盾前後有如此者！

四、「自由」價值及其背叛：福澤諭吉在《勸學篇》第七篇，引述美國教育家威蘭德（FrancisWayland，1796-1865）的學說，強調「勿以自己的意志強制他人」，他說：〔註36〕

「我們做人的道理，就在於不妨害他人的權利，自由自在地運用自己的身體。至於行其所好，忍其所欲，或事勞動，或事嬉游，或為此事，或務彼業，或則昏夜用功，或則懶散無為，終日蜷伏安寢，因與他人不發生關係，也就沒有從旁議論其是非的理由。」

福澤在這裡宣傳的是近代西方一個重要價值理念－－自由。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福澤諭吉在日本宣揚「文明開化」論時，所高舉的文明社會之價值－－自由，並不適用於台灣人民。我們看看福澤對台灣人所發表的言論：〔註37〕

「日本把外國領土收入版圖，以此為首次，自難免有生疏之處，尤其又要顧慮外國的風評，但是若觀察文明諸國對新領土的措施，則非常令人驚訝。某國甚至曾以屬地人民有不軌舉動為由，劃方圓幾里之地，凡是居住其中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悉予屠殺。也有本國人在新得領土的野外打獵，因誤認而槍殺土人，經檢察官起訴後，本人出庭申辯完全誤以為狐狸將其擊斃，結果推事非得已而即時放人。這實有其事，由此可以窺知情形的一端。至於現在日本人欲在台灣禁止鴉片，是真正的正當防衛手段，與這些例子不可同日而語。

「這是在世界公眾的面前，堂堂正正行之而毫無忌憚的事，希望當局者決予斷行，茍有不服從命令者，則不留情地驅逐境外，以收真正版圖之實。」

福澤諭吉引述外國帝國主義者屠殺殖民地人民之先例，以證明日本人壓制台灣人自由之合法性。福澤甚至強力主張凡是不順從日本的台灣人「應以軍隊徹底掃蕩，斬草斷根殲滅丑類，將土地盡行沒收，以舉全島為官有地的決意，實行英斷」。〔註38〕這樣對待台灣人民的言論，很難想像是出自在日本提倡自由平等等「文明開化」價值的啟蒙大師之口！

（三）內籐湖南

內籐湖南心儀中華文化，1899（明治32）年9月初游中國，他用「痛惜」二字形容初見山東榮成灣之荒涼的感受，〔註39〕他游北京崇文門感到「無限淒涼，不覺淚下」，〔註40〕他醉心於西湖月色，不免賦詩舒感。〔註41〕內籐湖南心靈深處躍動著熾熱的中國情懷。他曾撰文反駁明治20年（光緒十三年，1889年）前後隨著日本國民意識高漲而來的「日本人的天職」之類的口號，〔註42〕他關心20世紀中國政治的走向，《內籐湖南全集》第5卷收錄《時事論》、《清朝興衰亡論》、《支那論》及《新支那論》等論文，內籐的現實關懷躍然紙上，他對中國前途的言論前後頗有變化，值得細加分析。內籐湖南在旅遊中國之前，先來台灣，時在1897（明治30）年4月，停留到1898（明治31）年4月返回日本。

懷抱著這樣激烈對中華文化的嚮往，內籐湖南滯留台灣一年多的期間，自然流露他對中華歷史英雄人物的景仰之情。例如1897年10月10日在《台灣日報》賦《亡題》詩云：〔註43〕

正正堂堂國姓爺，丹心報國誓無他。
當年英爽歸東極，直到如今不少差。

又賦《似守備兵三首》其一云：〔註44〕
台灣一萬有餘兵，忍使居民屢吃驚。
一賊難擒人巷議，使君朝夕仰天行。

這些詩作，處處流露出內籐湖南對鄭成功的景仰與對台灣治安的關懷。

但是，這一位心儀中華文化，「白首兼優才學識，青衿穿貫史經文」〔註45〕的漢學大師內籐湖南，在面對日本的新殖民地台灣時，卻展現類似福澤諭吉的帝國主義者的論調。我們細繹內籐湖南的台灣論述，可以歸納其具有帝國主義思想傾向的論點如下：

一、台灣人應與日本人同化：1897年7月27日，內籐湖南主張佔領台灣之後約10年，應將台灣的生活習俗完全改變，以便同化於日本。這種移風易俗之事甚至不必等待數10年就可見績效，例如李春生（1838-1924）、辜顯榮、陳春光等台灣名流已經斷髮，接受日本習俗。除了改變台灣人的辮發纏足等風俗習慣之外，內籐湖南也主張，日本殖民政府對率先接受日本習俗的人，除了授與紳章以資獎勵之外，也應授與羽織等日本服飾。對國語（案：指日語）學校的員生之俊秀者，亦應優予賞賜。〔註46〕

二、台灣施政乃是為日本殖民之所需：內籐湖南在台灣滯留期間，雖然主張徹底改變台灣人的傳統生活習俗，以接受日本同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內籐湖南卻強力駁斥當時一度流行的對待台民的「一視同仁說」。當時有一部份人士意見以為，台灣既已成為日本屬地，台灣三百萬人既已入日本帝國之國籍，自應與日本人一視同仁，同等對待。內籐湖南強烈反對這種「一視同仁說」。

內籐湖南認為，精緻的文明政治是人類經歷諸多失敗，損失諸多生命與財產才能贏得。如果將這種福祉施予後進地區的人民，則與人道的常規與人間同情之旨意有所違背，而且，這種做法不僅是不明時情，更是不察理勢。內籐湖南指出：台灣的人民與一般生蕃，都是非常低等的種族，既無國家觀念，亦缺乏惻隱之心，只有趨名好利，不適合「一視同仁」的德政。

內籐湖南又指出，日本經營新領土台灣最大的目的在於將日本本國過剩的人民移入台灣，以便振興產業。世界各強國的做法均一致。「一視同仁」之德政實不可取。〔註47〕內籐湖南又強調，割台之後兩年內，日本死傷數千人，國帑損失一億數千萬圓，投入民政經費數百萬圓。如果台灣施政的目的，僅是為了台灣之百萬「土人」（這是內籐用語）之福祉，那麼，日本國民開拓領土的本旨又何在哉？〔註48〕

從上文所歸納的上野專一、福澤諭吉與內籐湖南等三位日本人，在19世紀末年所發表的有關台灣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這三位日本人雖然專業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台灣論都展現擴張本國權力於台灣的土地與人民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這種對台灣的帝國主義論調，與他們在國內所提倡的文明價值觀，互相牴牾。

四、「以西洋文明為目標」〔註49〕：近代日本知識份子的盲點

從上文第2及第3節的論述，我們發現19世紀末年這三位日本人的台灣論都充滿了近似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其中職業外交官上野專一因系國家公務員身份，所以必須從母國利益考量台灣，可以存而不論；但是，何以提倡「文明開化」的啟蒙思想家，與官方保持距離的〔註50〕福澤諭吉，與推崇中華文化的漢學家內籐湖南，卻也不能免於帝國主義思想傾向呢？這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線索頗為複雜，從外緣歷史背景來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後，也就是明治20（1897）年代，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日本國內的國民意識日趨成熟，所謂「日本人的天職」之類的口號與思想氛圍瀰漫於全國。日本人自以為是新文明的代表。〔註51〕而19世紀末正是西方列強東侵，中國國勢危殆的時刻。中日兩國差距日甚一日。舉例言之，日本佔領台灣以後，殖民政府當局邀請當時台灣首富李春生赴日訪問。李春生訪問日本時，對日本的新文明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對日本社會學校之盛、博物院及勸工場之巧、新報館之多、耶穌教堂與信徒之眾均稱道不已，並就日本與中國社會的男女關係、衛生教育、宗教信仰、君臣關係、夫婦關係、軍事策略、自強方針、防止貪瀆等各方面加以比較，對日本的進步大加稱揚。〔註52〕在19世紀末期的東亞，日本實已取得領先之地位。這個外緣的歷史背景，是福澤諭吉與內籐湖南提出台灣論述時的客觀脈絡。

但是，更進一步從福澤諭吉與內籐湖南思想的內在脈絡來看，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兩位日本知識份子都有他們思考上的盲點。這項盲點在於：19世紀末日本知識份子的世界觀與學問觀，莫不以西洋文化為其學習之目標，因此，他們基本上戴上了近代西方的眼鏡來看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各國，他們認為文明落後於日本的台灣，接受日本的殖民乃至同化，實屬歷史的必然。他們假定文明的發展有其階段性與層級性，先進的國家必然支配落後的國家。他們對台灣的諸多言論，就是建立在「文明發展階段論」之上。

我們先從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說起。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第一章結尾時向日本人提出一個問題：在今天這個時代，是應該前進呢？還是應該後退？是進而追求文化呢？還是退而回到野蠻呢？接著，他在第二章提出他的解答說：〔註53〕

「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這種說法已經成為世界的通論，不僅西洋各國人民自詡為文明，就是那些半開化和野蠻的人民也不以這種說法為侮辱，並且也沒有不接受這個說法而強要誇耀本國的情況為勝於西洋的。不但不這樣想，而且稍識事理的人，對事理懂得越透澈，越能洞悉本國的情況，越明瞭本國情況，也就越覺得自己國家還不如西洋，而感到憂慮不安。於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發奮圖強以與西洋並駕齊驅。亞洲各國有識之士的終身事業似乎只在於此。（連守舊的中國人，近來也派遣了西洋留學生，其憂國之情由此可見）。所以，文明、半開化、野蠻這些說法是世界的通論，且為世界人民所公認。」

在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中，從「野蠻」到「半開化」到「文明」是文明演化必經的不同階段。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潛藏著鮮明的演化論的思想傾向，他認為歐美各國是最「文明開化」的國家，是中國與日本這種「半開化」國家學習的對象。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1809-1882）的演化論傳入美國時，正值美國快速工業化之時，所以演化論成為大企業「弱肉強食」的理論基礎；〔註54〕但演化論傳到日本，經轉化為文明的演化論，竟成為新興的日本帝國向外侵略殖民的理由。福澤諭吉以演化論為基礎的文明論，正是他所提倡的「以西洋文明為目標」所必然導致的結論。

在上述這種文明演進的階段論之下，福澤之所以對台灣採取帝國主義的主張，就可以理解了。在福澤諭吉看來，他在日本國內所提倡的自由民權並不適用於文明較日本落後的台灣。而且，文明較為先進的日本殖民開發文明較為落後的台灣，正符合歷史的進程。

內籐湖南對文明發展的看法，與福澤諭吉略有出入。內籐湖南認為文明的發展與「時」很有關係，他說：「夫河洛之澤盡，而關內之化盛；北方之文物枯，而南方之人文榮，亦以時而命之所也。埃及、西亞利亞、印度、波斯、菲尼斯亞、希臘、羅馬，相踵遞起，而各以時而命也」，〔註55〕他認為經過明治維新的成功，日本已代歐洲而興起，已成為世界新文明的中心。

事實上，在「內籐史學」的學術世界裡，內籐雖然推崇中華文化，主張公元第10世紀唐宋之際是中國近世史的開始，〔註56〕但是，內籐史學世界中的所謂中國之「近世」，實以近代歐洲史作為參考架構。他所提出的作為中國之「近世」的各項歷史發展指標，也都是以近代歐洲的發展作為典範。〔註57〕我們可以說，在內籐湖南的世界觀與史學世界裡，正是以福澤所說的「以西洋文明為目標」作為核心基礎。

總結本節所論，19世紀末年日本的知識份子如福澤諭吉與內籐湖南，都是典型的以近代西洋文明為師的人。他們吸收近代西方的文明演進觀點，並以這種觀點論述日本對待台灣的立場，終於流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型態的幫兇而不自知，其情可憫，其事可歎！

五、結 論

本文以19世紀末年一位日本外交官以及兩位日本知名學者作為實例，探討這三位日本人對台灣所發表的種種言論，及其思想或理論之基礎。我們的分析顯示：這三位19世紀末年發表台灣論述的日本人，都呈現相當近似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他們都主張佔領台灣之土地，役使並同化台灣之人民。其中尤其是福澤諭吉宣稱應將台灣視為「無人島」處理，其言論最具帝國主義之色彩。福澤諭吉的台灣論徹徹底底地背叛他在日本所大力提倡的「自由」與「平等」等新文明的價值。

本文也探討福澤諭吉與內籐湖南的台灣論的思想基礎，指出他們兩位知識份子都以近代西方為師，都認為近代西方是文明演化之最高峰。在他們的思想中，文明的演化有其不同的階段。因此，他們主張文明較高的日本可以奴役文明較低的台灣，也就獲得了合理化的理由了。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知識份子在接受西洋近代文明洗禮時，確實出現重大盲點，而使他們淪為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急先鋒。（2003年2月2日）

〔註21〕上野專一：《覆命》，頁12-13。
〔註22〕陳逸雄譯解：《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說》（一）（二）（三）（四），《台灣風物》41卷1期及2期，42卷1期及2期。
〔註23〕吳密察：前引文。
〔註24〕福澤諭吉：《台灣割讓を指令するの理由》，《時事新報》1894年12月5日社論，陳逸雄譯解：《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說（一）》，《台灣風物》，41卷1期，頁88。
〔註25〕同上，頁91。
〔註26〕福澤諭吉：《台灣永遠の方針》，《時事新報》1895年8月11日社論，收入：同上〔註20〕，頁95。
〔註27〕福澤諭吉：《台灣騷動》，《時事新報》1896年1月八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說（二）》，《台灣風物》41卷2期，引文見頁77。
〔註28〕福澤諭吉：《台灣善後方針》，《時事新報》1896年1月15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說（二）》，引文見頁77-78。「土人」一詞可指住在台灣的人，也可指為未開化的人。
〔註29〕福澤諭吉：《台灣施政の官吏》，《時事新報》1896年7月19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說（三）〉，《台灣風物》42卷1期，引文見頁130。
〔註30〕福澤諭吉：《先づ大方針を定む可し》，《時事新報》1896年7月20九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說（三）》，《台灣風物》42卷1期，引文見頁131-132。
〔註31〕福澤諭吉：《台灣島民の處分甚だ容易なり》，《時事新報》1896年8月8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說（三）》，引文見頁135-136。〔註32〕福澤諭吉著，群力譯：《勸學篇》，頁二。
〔註33〕《勸學篇》頁九。
〔註34〕《勸學篇》，頁十三。
〔註35〕同上〔註27〕
〔註36〕《勸學篇》，頁四五。
〔註37〕福澤諭吉：《政令に從はざるものは退去せしむ可し》，《時事新報》一八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社論， 收入：《福澤諭吉的台灣論說(三)》，《台灣風物》四十二卷一期，引文見頁一三四。
〔註38〕 同上〔註23〕
〔註39〕內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二卷，頁二二。
〔註40〕內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 《內藤湖南全集》，第二卷，頁三十九。
〔註41〕同上書，頁四十~四一。
〔註42〕內藤撰有《支那論》、《清國?立憲政治》、《日本の天職と學者》以及《所謂日本の天職》等文，其中前二篇已由傳高義譯為英文：Joshua A. Fogel, ed. and tr.,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XVII, No. 1， (Fall, 1983)： Naito Kon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History， pp. 24-87 。
〔註43〕《內藤湖南全集》，第二卷，頁四四六。
〔註44〕同上註。詩題中之「似」字疑為「擬」字之誤植。
〔註45〕鈴木虎雄《奉送湖南前輩蒙命西航》詩，收入：《航歐集》，內藤湖南自印本，現藏日本關西大學總圖書館「內藤文庫」。《航歐集》係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丙寅)九月，內藤虎次郎自印之詩集，內有內藤虎次郎手書「航歐十五律」並附有鈴木虎雄、狩野直喜、荒木寅、長尾甲、內村資深、倉石武（次郎）等友人贈詩，很能反映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漢學者舊學之素養。
〔註46〕內藤湖南： 《移風易俗の一環》，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二二卷，頁三三八-三九○。
〔註47〕內藤湖南:《變通なき一視同仁》，　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二二卷，　頁三九四-三九六。
〔註48〕內藤湖南:《台灣政治の大目的》，　收入: 《內藤湖南全集》第二卷，　頁四○一-四○九。
〔註49〕福澤諭吉著，　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五)，　第二章:《以西洋文明為目標》，頁九~二九。
〔註50〕福澤諭吉自稱: 「政府如果是個酒館，那麼我就是個不善喝酒的人」，見: 《福澤諭吉自傳》，頁二六一。
〔註51〕參看:增淵龍夫:《歷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 岩波書店，　1983），　頁五五。
〔註52〕參看:李春生: 《東遊六十四日隨筆》（福州:美華書局，　一八九六），頁九、二十六、 三十一、四十一、四十五、五+、五十三、五十六、六十、六十九、七十二、七十三、八○、八十一、八十五。並參考:古偉瀛:《從棄地移民到日籍華人一試論李春生的日本經驗》，收入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五），　頁一六六-二一六。
〔註53〕福澤瑜古:《文明論概略》，　頁九。
〔註54〕參考: Bert James Loewenberg， "Darwinism Comes to America，　 1859-1900，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XXVIII: 3 (Dec., 1941) pp.339-368，尤其是p.343 〔註55〕內藤湖南: 《日本の天職と學者》，　收入《內藤湖南全集》，　第一卷，　頁一三0。此文原發表於明治二十工年（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　甲午）十一月九日、十日之《大阪朝日新聞》。
〔註56〕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 《歷史の地理》第九卷第五號（一九二二年五月），　頁一-一一。
此文有中譯本: 《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頁十-十八。
〔註57〕關於這一點，參考:Hisayuki Miyakawa（宮川尚志）,“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 Quarterly，XIV:4 (August, 1955), pp.53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