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歐戰結束六十週年

1945年5月9日，德國在5年多的戰事之後（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後，歐戰爆發），納粹黨代表在柏林簽署無條件投降同意書，歐戰結束。而當時亞洲地區的戰爭仍在繼續，因而才有在當年2月的雅爾達密約，共邀蘇聯參加對日戰爭。而在亞洲戰區，日本於8月15日無條件投降，二次大戰才告全部結束。今（2005）年正值二戰結束六十週年，茲屆歐戰結束的紀念活動，以及在亞洲地區紀念戰爭結束活動尚未舉行之前，來予以省思，甚具意義。

為紀念這個重要的日子，歐洲各國都舉辦了相關的活動。此外，依照去年11月聯合國的決議，這次歐戰結束60週年整體性的大規模紀念活動，是由俄羅斯來負責籌辦。因而今年5月9日，世界60餘國領袖齊聚莫斯科，共同參加此項盛會，普丁政府耗資六十億盧布（約六十餘億台幣），舉辦閱兵典禮以及多項相關活動，盛況空前。其參與者當中，除了美國總統布希，以及幾乎所有歐洲重要國家的領導人之外，其中還包括德國總理施若德，此外還有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格外引人注目。

回溯六十年前的情況，當時戰後的歐洲，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因而強烈地激發了人們對於戰爭的省思以及對於未來的探索。其實，歐洲自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之後，確實也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安定與和平，其主要因為當時各國長期戰亂，已精疲力竭，繼各大國權力重整的安排之後，實行所謂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政策。可是，到了19世紀下半葉，由於德國建國之後勢力興起，歐洲的權力平衡態勢受到破壞，此乃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因之一。

一次戰後，德國極力雪恥復國，擴張權力，除了國際與德國內部的因素之外，德國的復興與再起，再度破壞歐洲的權力平衡態勢，因而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事，造成6000萬以上人員的傷亡以及無限財產的損失。因此，當時歐洲的有識之士就認為，國際間權力的平衡實在無法保障歐洲的和平，若欲防止德國再起與再戰，必須加強歐洲國家之間的交流與整合，因而計畫首先將其戰爭的資源予以國際共管，才有1951年德法等六國共組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al Community, ECSC），而這也就是目前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的先驅。

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成立，象徵著歐洲以及世界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因為原本國家主權的一部份，也就是煤與鋼的生產、製造與使用權，現在交由該機關來統籌管理，而這也是所謂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的特色。其實，德國為促進歐洲的和平，早在其1949年的憲法（基本法）當中，就有將主權轉移給歐洲超國家組織的規定（第24條）。此乃有別於一般所謂的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因為這些組織並不涉及主權的讓渡，每個會員國都還保有完整的主權，其決議也多半只有政治上的影響力，而無法定的拘束力。超國家組織則不同，藉由部分國家主權的讓渡，各國在此部分就必須要服從此一超國家組織的決議，因而其對於會員國具備法定的拘束力。

從煤與鋼的共管開始，歐洲整合的進程就開始大步向前邁進，雖然曾遇到相當的困難，但是在這幾十年當中，還是經由共同市場、共同體一直發展到今天的歐盟，此乃全世界整合程度最高的國家聯合體，而歐盟各會員國現正在通過憲法，準備向歐洲政治聯盟邁進。在此過程當中，更明確的說，尤其是在冷戰期間，西歐整合的發展，確實對於該地區以及整個歐洲的和平產生了重大的貢獻。在後冷戰期間，歐盟同樣以各種方式援助東歐鄰國，不但強化其民主機制，同時更增進雙方的文經交流，同樣對於東歐地區產生了安定與安全的作用。

因為，國與國之間整合的程度愈高，要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可能性就越低。易言之，當國與國之間，你中有我與我中有你的情況愈發展，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就愈降低，這也就是國際關係學當中所謂功能學派（Functionalism）以及後來新功能學派（neo-Functionalism）所主張的理論，同時，這也與所謂的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息息相關。

基於歐洲歷史的經驗，比如目前的歐洲聯盟乃以民主、人權、基本自由與法制為其內外政策的基礎，而且歐洲人深信，只有在此基礎上，社會的發展才會平和，國與國之間才能和平相處，此乃西方學者所提出的所謂民主和平論。進而該理論強調，民主國家之間是不會發生戰爭，而戰爭只會發生在民主與非民主國家或者是非民主國家之間，因為，民主國家受到人民的牽制，以及民主國家之間多重與綿密的關聯性等等。依照學者Mansfield與Snyder研究統計，自1816至1991年，以死亡人數在一千人以上的戰爭來統計，全世界總共爆發了353場戰爭，其中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之間有155場，而非民主國家之間則有198場，可是民主國家之間則無，乃是最好的證明。

有關於此，世界知名的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早在1795年所著永久和平論（Zum Ewigen Frieden）一書中，就已經闡明其理由。他認為，除了以民主、法治與人權為基礎的國內法和國際法之外，還應當有世界公民法，而且國內法的狀態也應當用世界性的法律來加以規範，而所謂世界性的法律狀態，就是當國際法受到多數國家的承認，他們就可簽定和平條約，建立類似聯合國的自由聯盟，以達消弭戰爭與實現世界和平的目的。

進而，依據這個理論，歐洲國家推行人權外交的政策就十分可以理解了，因為他們認為，西方國家的人權標準，乃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一個重要的指標，若人權能夠被尊重與保障，國家就會趨於民主，進而就不會引起戰爭。比如，去年5月1日東歐十國加入歐盟，在加入之前，歐盟就訂定了一個入盟的標準，這就是所謂的哥本哈根標準（Copenhagen Criteria），其中包括檢驗這些申請國有關民主、法治與人權等等的狀況，就是其中的第一要項，非達此標準，不得入盟，因而促使各國都努力改善各該國內部的情況，由此亦可見歐洲國家對這些價值的堅持。

因此，在二戰之後，德國為回歸基本面，首先就將歐洲整合列入其1949年的基本法的前言之中，藉此來「促進歐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並以此來為其國家確立發展的方向。此外，在5、60年代，德國議會也曾通過相關的法律，將左右兩派非民主的政黨視為非法而予以解散，甚至與當年納粹黨有關的象徵圖像，也一律禁止在公開場合使用，否則將立即依法受到處罰。

進而，德國政府也在戰後積極地推行所謂的政治教育，在聯邦部分由內政部來負責，在各邦的邦政府也都有相關的機關來配合，他們定期與不定期地舉辦各種研討會與展覽會，出版各種書籍資料等等，都以免費的方式來把正確的政治資訊傳達出去，其中主要包括納粹的罪行以及國際現勢等等，藉以教育百姓，以免重蹈覆轍，並收到相當的效果。

再加上德國歷任政府對於周邊各國的和解政策，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5、60年代，限於當時東西歐冷戰對抗的情勢，西德政府先以西歐國家為對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963年所簽訂結束德法兩國戰爭狀態的「愛麗榭條約」（Elysee Treaty），成功地化解了兩國的世仇。在2003年1月22日，該條約簽訂屆滿40週年時，兩國在巴黎凡爾賽宮大事慶祝，雙方不但共同舉行內閣聯席會議，同時還舉行兩國國會聯盟大會，特別突顯雙方的友誼。雙方還約定兩位國會議長、國會外交委員會、政黨聯席會甚至國會助理等，都要定期交流，同時往後也將該日定為「德法日」，以後每年的這一天，兩國的學校都將要以德法關係為課程的重點，可見雙方關係空前和諧。

在兩國內閣聯席會議後，雙方還共同發表聯合聲明，一致認為，對伊拉克動武必須經過聯合國安理會的表決，此外，雙方還強調，戰爭是最壞的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必須盡一切努力予以避免，並正在共同研擬一項和平解決伊拉克問題的方案，將向安理會提出，其內容主要是派遣維和部隊赴伊支援武檢工作，並增加三倍武檢人員，以及加強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等等。同時，法國也強力支持德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可見德法兩國關係之緊密與友好，以及其堅決反戰的立場。

繼之，自70年代以來，以布朗德為首的西德政府，更因應時勢，實行東方政策，也成功地與東歐國家達成和解。首先，德國必須先與當時的蘇聯達成協議並簽訂了德蘇條約，揭開了當時德國與其他東歐國家和解之門。如今，施若德總理與普丁總統以成為親密的合作夥伴，回想他們的父兄都曾經在二戰的戰場相互廝殺，而蘇聯死傷人口就超過2700萬，今天德俄的和譜關係，絕對得來不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1970年布朗德總理訪問波蘭時，他還在華沙的猶太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請罪，這個動作的照片傳遍了全世界，立刻引起了高度的震撼，這對於德波兩國的和解，更是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同時布朗德本人也因此獲得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更近一步來瞭解布朗德總理的這個動作可知，當納粹黨掌權與二戰期間，他本人根本是被迫流亡海外，因為他中間偏左的政治信仰未能見容於納粹黨之故。因此，布朗德總理本人不但與納粹的一切罪行無關（其中主要就是屠殺了600萬的猶太人，僅在波蘭就有200多萬），而且還是其強烈的反對者。雖然如此，當他擔任了德國總理之後，卻以一切概括承受的態度來面對，更是值得讚揚。

更值得一提的是，德波兩國政府還自70年代以來，共同組織了一個學生課本編撰委員會，雙方各派等額的學者專家共同來編撰相關的歷史教科書，其中尤以二次大戰這段艱辛的歷史為主，因而使得自70年代以來兩國的學生都能夠獲得相同的以及正確的歷史知識，這對於兩國的和解更是發揮了向下扎根的效果。如今，德國與波蘭的關係雖然偶因失土、邊界與財產等等原會產生歧見，但是其基本的關係架構卻是十分堅實與健康的，這也都要歸功於德國政府長年以來的政策。

當然，德國對於以色列也付出了高額的賠償，早在1952年，德國聯邦政府就同意支付30億馬克的賠償金，在60年代還致贈以國價值2400萬馬克的武器，導致德國與阿拉伯國家交惡，當1965年德以兩國建交時，所有阿拉伯國家都以與德國斷交來報復，雖然德國極為仰仗其石油的輸入，但這還是不為德國政府所動，由此可見德國政府對於以色列誠摯的愧疚心態以及堅定的賠償立場。而這還只是兩國政府之間的處理方式，民間索賠的法律程序，至今都還在繼續當中。

總之，為與交戰國重修舊好，早在1952年德國國會就曾制定《德國聯邦政府國家賠償法》(Bundesentschaedigungsgesetz)等相關法律，准於此，至1993年為止，德國聯邦政府已經向納粹受害者支付以及戰爭的賠款1222.6億馬克，而這項賠償將要進行至2008年為止，其總額將會高達一千億歐元（一歐元約等於兩馬克，亦約等於40元台幣）。

綜上所述，雖然德國在冷戰時期處於分裂狀態，同時，來自東歐與蘇聯的威脅也加速了其與周邊國家的和解，而也就是由於德國在戰後這些年來的和解政策，對於歐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的確作出了相當的貢獻，這主要可從上述德國對俄國、波蘭、法國以及以色列等國的政策可以確認，尤其布朗德總理在波蘭的下跪動作，更是令人感動。當前德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大都十分和諧，因而反省、謝罪與賠償等這些步驟，實有其高度的必要性。

反觀亞洲的情況，日本在二戰期間幾乎佔領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亞地區，也造成了三、四千萬人員的傷亡，其罪行與納粹德國不相上下。可是，由於日本並未分裂，同時在冷戰期間受到美國的支援與扶持來對抗共產中國的擴張，因而其外在的壓力有限，再加上日本「恥文化」的影響以及懼於巨額的賠償金，還有戰爭責任歸屬的問題，導致日本至今仍舊不願對於二戰的罪行表示道歉，此乃與布朗德總理概括承受的道德的勇氣，不可同日而語。

此外，日方還更進一步竄改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企圖湮滅事實，導致日本年輕人對於史實的誤解，將容易導致對於國際現勢以及未來發展的誤判，此乃極為危險的政策，這與德國與波蘭共同編撰歷史教科書的政策，實有天壤之別，這也是導致目前德波關係和諧與中日關係惡化的主因之一，日本實應引以為鑒。同時，這也讓人感到，日本目前的政策與德國在第一次世界戰後的情況甚為類似，由於缺乏反省，只顧自身的利益，終於重蹈覆轍，不但造成自身重大的損失，同時還殃及鄰國，此乃給於日本最佳的警示。

再以日本的外在情況觀之，基於中國大陸迅速與蓬勃的發展，日本選擇與美國結盟來共同對應，這又是重蹈歐洲以前權力均衡政策的覆轍。歷史的經驗證明，這種方式的風險甚大，稍有不慎，則容易釀成鉅災。因而，更進一步加強交流與整合，才是維護區域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正道，而當前台灣的地位，則很可能成為強權衝突的導火線。

在當前美、日以及兩岸這種詭譎多變的情勢下，台灣的前途與安全，決不容我們掉以輕心，同時，我們也已經面臨權力均衡與交流整合孰輕孰重的關鍵時刻。當1924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戶演講時，他對於日人提出忠告：要作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東方王道的干城，希望日本審思慎擇。雖然星移物換，時勢更迭，但這仍舊可視為是給於日本以及台灣執政者最佳的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