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笑泯恩仇

1991年，美國《華盛頓郵報》將50年前蔣介石逃離大陸的新聞，選入《本世紀郵報報導選萃》一書，並把這條新聞重新刊載於12月10日出刊的郵報中，其原文是：「1949年12月10日當晚，蔣介石自混亂大陸飛抵台灣」，郵報還作了個「Flight to Formosa」（飛往福爾摩莎）的醒目標題。在編者按語中亦表示，蔣介石飛往台灣的這段歷史，使得台灣與大陸的統一成為問題，同時也是「美中關係裡，最情緒化與最具爆炸性的問題之一」。

2005年的5月，海峽兩岸及國際媒體再度巨幅的報導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接連訪大陸並會晤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新聞，尤其在大陸報導連戰的新聞熱潮中，改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史；不但早、晚各大報幾乎都以頭版新聞大幅報導；北京中央台甚至對連戰的每個行程都以Live及SNG的方式現場直播，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更是同步轉播（通常大陸處理現場直播都會延後數秒以便監控）。在台灣的媒體更是不遑多讓，東森新聞台主播盧秀芳更直接登上北京中央電視的主播台，與中央台當家主播聯手報導連戰的大陸行。

究其新聞熱潮，實有著深遠的政治及歷史意涵，因為這是兩岸內戰分裂以來，國、共兩黨領導人第一次公開的參訪與會談，只是在時空轉移下，國民黨在台灣已經淪為在野黨；不過這並不是國、共兩黨在1949年兩岸分裂分治之後的第一次接觸，在兩蔣父子與李登輝時代雙方早已進行過密使接觸。

根據中共官方《光明日報》透露（轉載於《聯合報》2000.6.26第13版），1956年蔣介石曾派遣旅居香港的作家、教授曹聚仁，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團」隨行記者的名義訪問北京，7月16日，周恩來在頤和園接見了曹聚仁，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構想，共同實現中國統一。10月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會見了曹聚仁，曹聚仁認為，毛澤東從蔑視蔣介石的角度轉向了對他容忍，而且承認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的作用，毛澤東「準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中共強調，台灣仍將歸蔣介石管，並將廬山規劃為蔣介石在大陸的辦公室和居住地。

1965年7月20日，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台灣日月潭會見曹聚仁，形成一個與中共和平統一中國的談判條款草案，當時叫做「六項條件」，其中第一條為－－蔣介石仍為中國國民黨總裁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外的任何一個省區，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做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即作為台灣最高長官蔣介石在祖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不過《光明日報》並未說明雙方接觸的後續發展，而且台灣當局曾在1955年由當時的保密局與美國情報單位合作，將中共總理周恩來率領代表團參加第三世界所號召的「萬隆會議」所搭乘的專機－－「喀什米爾公主號」炸毀，雖然周恩來臨時先赴緬甸洽商國務而逃過一劫；但也突顯兩岸關係的險峻，另方面，美國在50年代嚴格執行全面圍堵共產主義的大戰略。因此，曹聚仁此行的具體真相直到目前，都難以確切釐清。

兩岸密使互動的真正高潮，是在李登輝與江澤民之間的「密使互動」十年。蘇志誠、曾慶紅分別扮演小組樞紐，兩人當時分別擔任李登輝總統府秘書室主任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總統府國統會委員曾永賢，研究員張榮豐受李登輝之命於1992年密訪北京，並秘密會晤當時擔任中共國家主席的楊尚昆，並曾轉達李登輝的問候。由於1992年8月，李登輝領導的國統會即將做出關於「一個中國涵義」的決議，因此曾永賢在北京會晤中共黨政部門決策官員時，也曾針對台灣方面即將務實處理「一個中國」原則的考量，適時與北京高層幕僚進行廣泛諮商（王銘義，2005年）。

總計在李登輝時代，兩岸數度密談，場地分別在香港、北京、台北等地，參加人物在台灣方面有上述蘇志誠等人外，尚有鄭淑敏及尹衍梁。大陸方面則有民革副主席賈亦斌、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斯德（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組長楊尚昆的手下一員大將）、王兆國（中共中央台辦和國務院台辦兩機構合併，由王兆國取代楊斯德出任主任）、許鳴真（早年是陳庚大將秘書，曾任東北哈軍工校長，在文革期間曾庇護及照顧陳庚、陳雲、楊尚昆子女，因此各家都很感激他，離修後在港任某公司董事長）、汪道涵（海協會會長），其中一場於1992年6月16日在香港希爾頓酒店的密會，經由蘇志誠、鄭淑敏、汪道涵、楊斯德、許鳴真等人的協議，具體敲定了首次「辜汪會談」的日子。1992年8月，許鳴真以探親名義秘密應邀來台灣訪問，兩岸作業人員一律以「大爺旅遊計畫」為代號，許見了李登輝，並在台灣待了一個星期後離去（《商業週刊》第661期）。

到了1995年1月30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農曆除夕發表「江八點」，大年初四，李登輝糾正當時陸委會主委高孔廉「重彈舊調，沒有新意」的評論，指稱「江八點」很重要，要審慎回應。大年初六，張榮恭（時任國統會研究員）即接獲蘇志誠的密令趕赴北京，會晤負責起草「江八點」的國台辦研究局局長邢魁山，直接詢問北京的決策考量。1998年8月，辜汪在上海會晤前兩個月，張榮恭也曾奉蘇志誠指示訪問國台辦主任陳雲林、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進行「摸底」，99年8月間，「兩國論」餘波蕩漾，張榮恭再度奉命密訪已轉任香港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的邢魁山，探詢北京動向。張榮恭「單線出訪」的報告都是透過蘇志誠直接呈給李登輝，只有曾永賢、張榮豐、張榮恭等密使小組知情，在當時連辜振甫、蘇起都未獲悉秘密管道。而大陸在江澤民取代楊尚昆任國家主席後，其密使小組成員有曾慶紅（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葉選寧（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長）、常燕生（總政治部大校）等人（《中國時報》2005.1.16第A4版）。

綜觀兩岸在1949年分裂分治以來，國、共之間的接觸，除了兩蔣時代的曹聚仁密使因為資料不充分而無法解讀之外，李登輝時代的整整十年兩岸密使互動透露著雙方特殊的歷史背景及相互需求。首先談台灣情形，李登輝從1988年繼承蔣經國執政到2000年，在這12餘年的任期中，面臨台灣實施民主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各方面轉型挑戰，在國際外交上力求突破困局以應付民進黨在選舉議題上的壓力。在內部，李登輝在執政的前期權力並不鞏固，面臨黨內非主流的壓力及國民黨的裂解，因此藉對大陸進行經濟等多項投資（例如浙江金溫鐵路），以換取台灣的外交空間（《商業週刊》第661期）。總而言之，李登輝欲藉兩岸關係和緩改善之際，全力對付國民黨非主流派和民進黨挑戰，以鞏固自身權力基礎；另方面，李登輝在當年繼承蔣家與國民黨政權，擁有眾多人脈與資源可供使用，遠非今天阿扁政府可相比擬。

反觀大陸當局，在國際上由於89年民運，所引發的流血衝突，導致歐、美國家多項禁運與制裁而陷入孤立；內部也因為「天安門事件」導致總書記趙紫陽下台而由江澤民繼任，在政治權力上雖有鄧小平支持；但是鄧小平經濟改革所引發內部如陳云「鳥籠經濟」的相對挑戰，所導致的「姓社」或「姓資」爭議餘波蕩漾，在亟需休養生息之際，改善與台灣當局的關係及新領導人的需求下，有了這段十年的「蜜月期」。但是，隨著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逼近，李登輝在違反「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原則之下，突然拋出「兩國論」以刺激中共來累積民氣，試圖挽救民調遠落最後的國民黨候選人，其結果是總統大選輸了，兩岸互信機制也瓦解了。直到今日中共對阿扁的態度很強硬，底線抓的絲毫不松，那是因為中共自認當年被李登輝騙了，現在絕不會再上當。這點也是今日阿扁政府除了在歷史背景與條件不如國民黨的大陸關係之外，與大陸互信的最困難之處。

回顧20世紀以來，國、共之間長達近百年的恩怨歷史，從1924年的「聯俄容共」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後的聯共抗日，最後都以武力衝突而收場。究其根本原因，雙方都擁有一定數目的軍事實力且採取單贏策略，其結果不但造成中國分裂；也使得美國勢力從此介入中國問題。對於近百年以來追求民族獨立的國民全體，真是情何以堪。從楊尚昆、江澤民的後鄧時代到胡錦濤新世紀來臨，連戰的訪陸之行其實在歷史紀錄上，是繼李登輝之後的國、共第四次合作，其後又有宋楚瑜的「搭橋之旅」，看到大陸方面負責接待及晤談的陳雲林、曾慶紅和台灣方面的張榮恭等人，不禁令人想到雙方的這條十餘年談判軌道。已經化暗為明。

雖然有學者認為兩岸應由執政黨談判才具有實質意義；但我認為經由大陸媒體的「瘋狂」報導及諸如「新華網」網友的熱烈反應觀察，台灣在野黨領袖的某些特質已深深打動大陸人心，成功爭取友誼，降低對台灣人民的敵意。而台灣人民在《聯合》及《中時》兩大報紙所做的民調當中所呈現的高度支持率，也顯示爭取雙贏的人心歸趨。在兩岸目前力拚經濟的課題之下，戰爭手段已不必要，阿扁政府如能執此良機，與對岸領導人進行廣泛接觸與溝通，才能創造雙贏的歷史契機。衡諸孫文當年的「聯俄容共」及李登輝的「十年密使」所帶來的實質效益及影響，應為阿扁政府所當引以為鑒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