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的新形勢：從《反分裂國家法》到「連宋登陸」

在新世紀全球化效應的衝擊下，不管是從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去探索，或是從新現實主義的理論來考量，兩岸關係的問題探討和思維都應該提升到全球體系的架構，才能比較準確地掌握到關係發展的脈絡。

儘管中共方面仍然堅稱兩岸關係的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可是自從1980年代開啟兩岸交流以來，經歷了20多年處理兩岸問題的實務經驗之後，終於不得不向國際的現實調整，深刻認知到兩岸的問題既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更是國際問題；它所延伸的問題，很大程度必須在國際的戰略思維下，才能有效的掌握，尤其是攸關「台獨」的問題顯然將決定於國際權力競合的關係結構。這不是是非對錯，而是形勢，不容中共漠視；20年下來，中共顯然已經正視了這個形勢。於是，這兩年之中，中共將台灣問題納入了國際思維，積極投入國際體系內運作，透過國際壓力某種程度上順利地達到了「反獨」的目標。

相對而言，自從1950年以來，台灣的生存與發展長期受益於國際體系的護佑，而這種護佑乃由國際形勢所造就，對台灣而言，卻成了「生存」的偶然和「依賴」的必然；儘管不會真正去體認民主，也無意落實民主，但確實清楚「堅守民主陣營」是生存之所繫。這樣的結果也就造成了「一直想躲進國際體系，卻缺乏國際戰略思維」的生存窘境。自從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以後，台灣一直躲躲閃閃於變化無常的國際體系之中，在受到中共的威脅情境下，直覺上想到的是以國際場合來進行兩岸關係的磋商；這種思維所導致的結果是將國際體系納入到兩岸關係的架構內去思考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問題，格局自然越來越小，可能的政策方案也越來越受到自我的限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加入WTO之後，主要思維竟然只是為了要在WTO的架構下來商談兩岸關係的問題，而不是想在WTO的體系內尋求替代市場，以規劃擴大自己的經濟發展空間。

當然，挫折可以使人反省，也就在國際「反獨」的相對壓力下，台灣終究體驗到相關問題的國際思維是必要的。這次台灣方面對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反應，已可以找到這樣的思維軌跡。自從《反分裂國家法》制定的訊息批露以來，陳水扁的因應，比起過去，顯得更為謹慎，決策上也比較有國際性的考量；從扁宋會、對《反分裂國家法》回應的六點談話、參加326遊行的方式、以及對國民黨副主席及主席大陸行的關切，儘管處理上仍缺乏全面性的國際戰略觀，但是已能顯示出傾向理性、多層面的考量。

經驗檢驗思維，也讓人成長。攸關兩岸之間國際思維的這些變化都以《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現出了端倪。邏輯上來說，一方面，《反分裂國家法》是產自於中共對兩岸關係的認知及處理方式；另一方面，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將受到《反分裂國家法》的影響。然而，想要瞭解《反分裂國家法》對未來兩岸關係的影響，卻必須先分析《反分裂國家法》的形成背景。

本來，鄧小平根據兩岸關係的架構思考，始終相信只要中國的經濟改革成功，台灣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所以一開始才會定下「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和平統一基調。然而，二十多年下來，現實的情勢發展卻遠不如預期：儘管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已達到初步的成果，甚至有了「和平崛起」之論，但是台灣問題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台灣甚至在一個中國的進程中反而漸行漸遠。終究兩岸關係的決定關鍵並不只在於兩岸的關係結構上，而是更大程度決定於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上，尤其是中、美、日在亞太地區的權力競逐上。

顯然地，自從胡錦濤掌權之後，對台政策的實際作為已然跳脫了兩岸關係結構的框架，而是採取逐步走向世界大國的格局來看待兩岸的關係。也因此，「台灣問題」的解決不再是「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未來的對台政策將會是在「堅決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的前提下，爭取兩岸關係朝著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具體一點的說，就是將「反獨」與「促統」分開對待和規劃：將「反獨」的戰略路線改為「由外往內」運作，從國際體系下手，再歸結到兩岸的關係架構及台灣當局；而「促統」的戰略路線則依然是「由內往外」操作，透過「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戰術成果，反射到國際社會，再促成兩岸的統一。顯然地，這樣的對台政策是「和平統一的基調不變，統一戰略的順勢調整」，一切戰術作為將會在「承先啟後」的穩健路線中，發揮「改弦易轍」的效應。再具體一點的說，中共未來的對台策略將會把「反獨」的最終標的擺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而「促統」的對象則將選擇在野勢力，以牽動台灣人民及台灣社會，進一步達到真正「以民逼官」的目的。

顯然地，不管是在《反分裂國家法》制定的過程，或是在《反分裂國家法》制定後的作為，兩岸都會提升到從國際形勢的層面去思考。某種程度上雙方的決策理性相對增加；政策行為受到國際規範的程度也提高了。從中共方面來看，經過既有的國際現實和主觀條件的評估之後，中共應該能夠清楚認識到：在短期之內想要完成「祖國統一」的可能性非常微小。所以，在「兩岸維持現況」幾乎成為國際間大多數國家的共同期望，尤其是美國強烈支持的立場時，中共想要逆勢強行操作，其代價必然很高，可能得不償失。然而，如果將這種「維持現況」固定化之後，中共當然會有很深的顧慮，唯恐台灣的長期分離，將成為「中國領土完整」的挑戰，甚至成為「中國主權完整」不可挽回的痛。因此，為了避免「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又不得不對國際的現實妥協，中共只好以法律形式向國際社會明確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管任何外國勢力或台灣內部，如有分裂情事，中國將依法決心捍衛。某種程度，中共就是要正告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及日本，《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將提供未來中共維護國家主權完整，發動護土戰爭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其次，從中國內部情勢來看，《反分裂國家法》的出爐，可以說是在千呼萬喚中才出來見面。其原因是中共當局處於多方勢力角逐及多重考量之下，無奈的產物：從《國家統一法》的倡議，經過國際因素的考量，走入「強硬式」《反分裂國家法》；卻又剛好在兩岸關係緩和及改善契機的時間點上，攸關兩岸政策的決策者頻頻奔走於美國華府，最後算是正式公佈了目前「較溫和性」的《反分裂國家法》。為了降低可能產生的衝擊，胡錦濤還特別在之前提出了「胡四點」。其用心，一般只要稍加細心去琢磨，應該不難體會出來。

另外，如果從改善兩岸關係的角度切入來思考，中共《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顯出有點「阿Q」的態度。中共既然定下了「和平統一」的基調，那麼就必然要透過談判的過程，才有可能。可是兩岸的談判如果不先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上定調，那麼一旦啟動談判，兩岸將會是什麼身份定位呢？很容易就會落入「兩國」的陷阱！然而經歷了多次想方設法，總是無法讓台灣方面對「一個中國」的談判前提點頭；這樣一來，談判怎能啟動？談判既然無法啟動，「和平統一」必然遙遙無期。所以，可行的辦法就是由中共方面來定「一個中國」的調，台灣方面只要不在談判時當場否定，如此一來，豈不是可以在「當場不說、心中各自自我認定」的情境下啟動談判？這個「當場不說、心中各自自我認定的情境」就是《反分裂國家法》。換句話說，《反分裂國家法》提供了兩岸談判的阿Q心態，可以讓中共在啟動兩岸談判時心理比較踏實，讓他們在規劃時也比較具有正當性、合法性和靈活性。

儘管中共可能意欲與台灣啟動談判，但是「促統」的戰略動機也確實是存在的。兩岸之間五十多年的隔離是活生生的事實，彼此之間的差異，及其所衍生的猜忌也應該是無可避免。在這種客觀的情境下，彼此互動的關係演化及任何相關問題的解決，根據政策的理論模型來分析，為了避免不明的、難以預估的「不確定因素」造成太高的風險，最好是採取「漸進主義模型」（incrementalism）來作為決策的思考。具體而言，不管是在野的政治人物，或是執政的在朝官員，在處理兩岸關係的事務時，都應該有多層面的思考；在執行的腳步上應該採取謹慎、漸進的方式和態度，不宜操之過急，以免陷入回頭無路的窘境或困境。如果在短期間與對方靠得太急，給予彼此太高的期望，一旦現實與期望疏離，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並無助益。相對來說，在朝的執政官員眼見情勢發展不如所願，採取激烈的反制手段，迫使二個極端的情境產生碰撞，屆時兩岸關係將可能再度陷入緊張的狀態。此時《反分裂國家法》如若被敲醒，才真是兩岸人民之災禍，那時再來檢討責任問題，恐怕為時晚矣！

中國有一句話說：「以大對小，有容乃大；以小對大，戒懼謹慎。」應該很能提供當前兩岸關係的漸進發展思維。中共方面根據「胡四點」及《反分裂國家法》的精神，寬容並熱情地接待連宋二人：一方面對國際社會表達《反分裂國家法》的和平意涵，符合了美國國務卿萊斯訪問中國時提出的期望；另一方面也對台灣人民展現「祖國」的善意，冀望就此突破長期以來台灣人民「戒急用忍」的保守自衛性心防，進一步擴大兩岸互賴的廣度和深度，透過台灣人民以完成「促統」的最終目標。在此同時，希望中共方面能夠清楚理解：當年連宋二人在其政治生涯鼎盛時期，就算已經被迫處於在野的狀態，不管中共用什麼「特高規格」的待遇邀請，二人根本是不會冒政治風險去「登陸」的；今天之所以會接受中共「風風光光」的接待，也絕對不會是為了什麼「理想」，說穿了，只不過是想藉力使力，奮力一搏而已。只有中共瞭解實情（當然可以裝作不知），才不致於有過度的期望，且在失望之餘做出違反理性的決策。

另一方面從阿扁的角度來看，也就因為連宋二人在民、親和解的陽謀規劃之下已處於被「半終結」的政治行情，根本沒有什麼威脅性，就算到大陸接受高規格接待，其政治生命恐怕也無起死回生之機，頂多是撈一點政經利益罷了。所以阿扁只要穩穩抓住國家行政權的領域界限，連宋二人只能扮演其前線的斥候，根本逃不出其手掌心。阿扁的進一步算盤也是就此藉力使力，先表示反對，以鞏固民進黨的基本盤，再裝著被迫接受現實，果能因而順勢對大陸稍做讓步以換取實質的利益，更可以擴大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也有更大的空間讓出台獨基本教義的選票給台聯黨，必能有效擠壓泛藍的政治空間，這簡直是一石多鳥，何樂不為呢？

總而言之，中國新政府展現的新思維創造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新形勢，這個新思維就是將「反獨」及「促統」的戰術作為分開對待；終究「國家主權」的確立是透過國際承認的，釜底抽薪當為上策，而「國家認同」則為民族情感之歸屬，非「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不可。《反分裂國家法》應該是這個思維的具體產物，同時，思維也會創造形勢，「扁宋十項共識」及「連宋登陸」乃是新形勢的啟動指標。然而，由於兩岸問題已是歷史的沉痾，嚴格追溯起來將近四百年，問題的本質既深遠且廣泛，既是民族情感的問題，又是國際權力鬥爭的議題，因此兩岸關係的發展就具有了高度不確定性的本質；兩岸的決策者都應秉持「善意」且「謹慎不躁進」的態度來推動進程，才不致於受到任何突發事件而造成「形勢逆轉」。兩岸領導人和人民如果都能以平常心來看待「連宋登陸」，那麼會使得「連宋登陸」在兩岸關係的發展史上顯得更有意義。◆